文明考证，也撞碎了小丑们的玻璃心！

张国庆多元思想

文明考证，

也撞碎了小丑们的玻璃心！

（文章转自：羊城网原文名：春节其实是个洋味十足的中国节作者：张国庆）

中国人的天地观一直很懵懂，历来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圆地方由此成为政治、文化以及信仰的自然诱因。

直到一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横空出世时，国人才晓得地球竟然是圆的，陆地浮在大洋之上。

这幅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是由一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绘制完成的，他在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华宣教时，欧洲因着改教运动和文艺复兴，已然成为世界文明的火车头，那时的世界地图上，欧洲才是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心。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心领神会，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特意把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从而将亚洲东部迁居到世界版图的正中央，中国自然成了天下万邦的中心。

利玛窦委身服事中国28年，被后人推崇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通晓东西方文化成果的汉学家和彩虹般的历史圣贤，他所著述的《天主教远征中国》一书，更是轰动了当时整个欧洲社会，从而激起一位叫亚当·沙尔的德国青年宣教士对中国的向往，他就是后来编撰中国现代历法的汤若望。

利玛窦去世8年后，也即是1618年春，汤若望才得以乘上善心耶稣号远航船，开启他梦寐以求的东方之旅。

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实验学融会贯通后，诞生了现代科学。那时的神职人员知识丰富到可以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像宣教士罗吉尔•培根是数学家和光学家，坎特伯里大主教托马斯是平均速度定理发明人，波义耳是气体定律发明人，法拉第长老成为电学之父，稍早的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更是顶级的天文学家……

欧洲中兴，到汤若望这一代人时，西方正处在知识大爆炸的节点。据汤若望文献记载：善心耶稣号远航船不但载有大量的科学仪器，狭窄的船舱里，还塞进了7000多册图书，数量和规模之大，堪与当时大名鼎鼎的罗马学院藏书量相媲美。

但遗憾的是，从欧洲出发，与汤若望随航的20位钜学鸿生，在险象环生的浩瀚海洋上，走走停停飘游了近2年，大多病逝在航途中，最后到达中国澳门时仅剩6人。

汤若望是由大学士徐光启引见进入明朝文化政治中心的。徐光启在利玛窦时代就已归信天主教，他十分通晓西方宣教士善天文识地理厚博学的品质，时逢朝廷观乾坤修皇历，驻守澳门的汤若望得以蒙召入京。

明朝承传并使用的是大统历，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老皇历，因历法年久失修、依据陈旧，误差太多，故经常出现舛谬，天象预测屡屡失误，季节交替时有不准，农事安排多有失当，修历已迫在眉睫。

汤若望将中国传统历法中不符合自然与气象的部分，进行了全面更新和改造，并充分吸收、借鉴了当时欧洲最新的天文研究成果，像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开普勒的天文光学理论和伽利略的星际理论等，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将新历法编撰完成。

新历法卷帙浩繁，总计46类137卷，在天象和气象的推测和实测上，已精密了许多，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的发展潮流中。

但这部历法还没来得及正式颁布实施，大明王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而新王朝统一天下后，一般都会颁施一部新历法来彰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部“明历”竟然阴差阳错，得以在清朝顺治年间颁赐推广，取名“时宪历”。似乎是为了尊重“知识产权”，新历法封面印有“依西洋新法”的字样。

得益于这一功绩，汤若望在清廷获得的恩宠与隆遇比前朝更甚。顺治帝有感于他通材达识，学贯中西，不但赐他“通玄教师”的尊称，还委以“钦天监”一职，这一职位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或科技部长。

人红是非多，汤若望也落入到这一中国文化的窠臼。顺治十六年，反对西法制历的本土天文官杨光先以《辟邪论》逞论，指责天主教为邪教，斥责汤若望在时宪历封面题写“依西洋新法”是为了“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因当时顺治帝尚在，汤若望虽遭党同伐异，朝堂攻讧，但宣教使命与敕封官职均未受太大的影响。

1661年2月，顺治皇帝驾崩后，在鳌拜等顾命大臣指使下，杨光先再以《不得已书》指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后又参本上奏，诬陷汤若望“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时康熙年幼，一帮顾命老臣操权弄势，擅代幼主，颁旨将推行多年的时宪历禁止。

汤若望遭弹劾后，押送刑部。

作为宣教士，汤若望深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故而虽身陷囹圄，依然每天低头祷告，抬头赞美……凡此种种，更加惹恼了鳌拜和杨光先等人。不久，蒙冤的汤若望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夕，北京突然大地震动，皇城根城墙倒塌，皇宫失火，庙堂江湖盛传这是天谴，孝庄皇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干涉，汤若望才得以死里逃生，度过劫波。

公元1679年，康熙亲政后，先扫除操控权柄、结党营私的鳌拜朋党；又考究乾坤法度，倾听朝堂意见，微服询征天下民意，深感杨光先等人推崇的老皇历历法陈旧，季节轮换欠准，民间怨尤甚大。遂重新拟旨，平反汤若望冤案，并再次颁施先皇时就已推行多年的时宪历。

彼时汤若望已离世13年。

（本号编辑备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58岁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万历皇帝破例将阜成门外二里沟的一处官地赐给他作为墓地。从此这个叫做滕公栅栏的默默无闻之处，成为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先后有数百位西方传教士长眠在这里。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汤若望奏请扩建栅栏墓地，得到恩准。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病逝后，依照他生前的遗愿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西侧。在汤若望的墓道两侧，按照中国传统设置了望柱和石像生，包括石羊、石狮、石人和石马。此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被安葬在利玛窦和汤若望的墓前，最终使东、西两片墓地连为一体。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宫廷画师，也是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者郎世宁。截至1900年，栅栏墓地里已有近百座坟墓，其中74座是耶稣会士墓。1900年6月，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蚁和团进入栅栏墓地，推倒墓碑，挖开墓穴，捣毁遗体遗骨，墓地遭到灭顶之灾。战争结束后，根据《辛丑条约》第四款，清政府出资一万两白银重修栅栏墓地。教会将收集到的遗骨集中埋葬在墓地北端，立起一座坟丘，上面建立一座圆顶六角小亭，称为殉难者藏骨堂，也称致命亭。在散落于墓地的众多墓碑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龙华民、索智能等六位西方传教士的墓碑被集中起来树立，并且加砌灰砖边框用以保护。1966年文G开始，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再次被捣毁，之前迁往西北旺的数百座坟墓同样没能躲过浩劫，墓碑砸碎，遗骨被捣毁抛洒，石料被农民拿走用作建筑材料。现在这块墓地已经变成农田，再无痕迹。1979年社科院提出的修复利玛窦等对近代中国的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西方传教士墓的建议获准，被不知名教徒深埋地下的三位传教士的残碑终于重见天日。利玛窦墓碑的正面被钻了若干不太深的小洞，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和南怀仁的碑是断裂的，粘接后恢复原状。就这样三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重新树立起来，呈倒品字形排列，利玛窦的墓碑居中，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碑立于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