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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先知，老舍开始对他不屑一顾，最后用投水来印证先知的正确
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不知五十年前的八月二十五日，老舍在太平湖边都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想到了1949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惊世骇俗的《1984》。此书刚出版的时候老舍恰正在美国，他看完后有点不屑，评价说：“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老舍，这个爱吃花生米，爱听相声，爱养花，爱说笑话的北京老头儿，一步步的走进了北京的太平湖，直到淹没全身……
讲老舍之死的文章太多了。我今天就在这里讲个老舍人生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个故事细想起来充满了预言性，甚至让人不寒而栗。
1949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巧的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恰巧看到了这本奇书。但是老舍看完这本书后有点不屑，觉得《1984》只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他是这样评价《198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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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1958年的英国》（书名都记错了），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因为老舍骨子里的文化基质还是北平的那些市民文化，他对政治的理解还是有太多的幻想和一厢情愿，无法接受奥威尔那种巫师般的，窥见地狱般的高密度信息，甚至提不起一丝的忧虑。
《1984》的1949年首印板，被老舍宿命般的看到，但其时代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并不像老舍一样乐观。在大翻译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中，他讲述了许多其他知识分子的故事。
巫宁坤当年也是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斗志昂扬，临走前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到了五十年代，政府规定单位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集体工间操时，巫宁坤的朋友，另一位留美学者陈梦家突然说了句：“这是1984来了， 这么快 ！”陈梦家后来在文革中自杀。而巫宁坤则在五十年代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眼睁睁的看着许多学者在那里饿死。历经磨难的他终于活了下来，并在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国，用血与泪写下这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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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老舍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这一切都显得十分欣欣向荣。
可是味道和气味在一点一点起变化。1962年之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整肃，就算是转型最为成功的老舍，写作空间也受政治挤压，只得被迫停 止小说的写作。此后老舍仍想尽办法和文艺走向紧贴。作为一个大作家，他居然想通过写竹板快书、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但是也未获批准。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写了一篇科学养猪的快板儿《陈各庄上养猪多》，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没错，老舍的最后一篇作品居然是《陈各庄上养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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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66年的那个夏天，在被高干子弟红卫兵们一通羞辱之后，老舍当初的乐观彻底幻灭，他终于发现在权利和政治的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他想回到家寻找慰藉，但他的家门对他紧闭，和他断绝了关系。又恐怖的印证了《1984》中儿子告父母密的情节。
而且致命的是，老舍并不是聂绀弩、牛汉那样的硬汉，能梗着脖子坐一辈子黑牢。老舍的骨子里是有一点忧郁和软弱的。比如在他的小说中，尽管我们看到的老舍先生总是嬉笑怒骂的，总是充满了对民间智慧的倾心，和对平淡生活的向往。但是仔细的看去，我们却发现老舍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有很多是自杀的。比如《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就投进了护城河。《茶馆》中的王利发王掌柜全力支撑“裕泰”老店不得，上吊而死。《骆驼祥子》里面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上吊自杀。这分明就是老舍的一种生命意识：与其受辱，不如结束。关于此点，他的儿子舒乙也是这么说的：“老舍的作品里有自杀倾向，他自杀是有一种美学的倾向在影响他。”所以在一连串的绝望后，阴郁情绪爆发了，选择和他小说人物一样的悲剧归宿。
老舍自杀的地方叫太平湖，离积水潭很近。积水潭那一带是老舍从童年到青年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那里有他最初的回忆。其实童年的记忆是许多大作家永恒挖掘的金矿，那是他们生命和创作的根，老舍也是如此。他在《想北平》中，是这样深情的描述积水潭的：“面向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那是他魂牵梦绕的安逸之地。
1966年8月24的凌晨，带着对人世绝望的舒庆春，来到了离积水潭很近的太平湖，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在这个沉静的夜晚，他将自己一步一步沉入这个寄托着他无数童年回忆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宿命的缩影。《1984》里阴沉沉的预言也隐约在其间浮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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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下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7期
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今年（2013年）更是如此。不久前，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
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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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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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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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左图/由奥威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84》剧照。右图/7月4日，美国波特兰市，反对者举着“老大哥已经知道得够多了”的标语抗议政府的监控计划。美国“复兴第四修正案”团体选择在独立日这天发起全美示威活动，抗议国安局（NSA）藐视宪法搜集情资。美国法律第四修正案规定，民众及其财产享有免受“不合理搜查的权利”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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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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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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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
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王小波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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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一九八四反乌托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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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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