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中赌博成风的现象何以可能？

在吕德文的《中国底层，正出现一个超大规模的赌场》一文中，提到了几点值得反思的现象：1.赌博实现了去污名化，赌徒不再是“败家子”，而是豪爽、大胆的代名词；2.赌博业成为了全乡最大的产业，赌博业务形形色色；3.赌博业和公共生活的话题息息相关，比如“小赌怡情”的六合彩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成为了人们的“盼头”；4.赌博产业链结构完备，团队精干，由小混混负责赌场的设备、坐庄、放贷、安保、服务等等，各司其职；5.大混混们倍有面子，一办喜事，村民争前恐后送礼；6.茶馆作为小赌场，逐渐承担起了家庭的功能，比如照看小孩。

首先，赌博为什么能“去污名化”呢？原因在于，有人言说。有一大批位于产业链中端的码庄和茶馆，他们作为中流砥柱，通过联合起来、统一话术的方式，为赌徒树立高大的形象。比如，敢于在赌场一掷千金，手笔很大，说明这个人性格豪爽；的确，这种行为风险很大，也有赌徒因此家破人亡，所以这种行为也属于大胆，不是一般人敢做的。在过去，这么说会被人笑话，但是如果所有码庄和茶馆都这么说，就会逐渐影响一些本来就渴望通过赌博发财，幻想通过赌博一夜致富的人，这部分人又会在各种场合传播类似的话语。最终，那些赌博暴富、或是还钱守信的赌徒不仅仅是赌徒们称赞的对象，也成为了村民们聊天时的主角，在乡村公共生活当中获得了名声。赌徒的去污名化进程与村民的赌徒化过程乃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其次，不是利益，而是获利的可能性，凝聚了乡村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期盼。对于一般村民来说，赌博是负和博弈，他们都知道十赌九输的道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了获利而参与到这场博弈当中来，在这场博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关心赌场的安全、组织。在日常生活中，“小赌怡情”的六合彩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成为了人们的“盼头”。当获利的预期主导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甚至愿意承担最恶劣的风险，能够淡然地面对死亡，“每次死一个人，乡间茶馆即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周，乡里人早已见怪不管，戏称是全乡所有赌徒为死去的赌徒默哀一周。”

再者，名声与利益已经深度绑定，没有利益支撑的名声得不到高扬。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并不是没有业余形式的公共生活，比如腰鼓队、广场舞，但这些活动成不了气候。对于村民来说，这样的活动只能算作瞎玩，鼓打得好、舞跳得好当然也得到口头夸赞，但这些活动不能挣钱，也就只是玩玩而已。至于像读书、闲聊、做手工这样的事情，在乡村中则更是处于边缘地带。也就是说，技艺玩得漂亮，书读得好，能够得到的只是“虚名”，哪怕这些技艺习练了很长时间、花费过很多心血。与“谁谁很有钱！”比起来，形如“那人是个会跳舞的”、“某某是个会打鼓的”的话在村民的交流过程中是完全没有分量感的。赌博暴富，哪怕只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极为渺茫的可能性，也能让人觉得生活是有“盼头”的，既然接受了生活的“盼头”就在于挣钱，那么“豪爽”、“大胆”等形容词自然就逐渐异化成了用来描述赌徒光辉形象的词汇。

再者，家庭的观念没有完全消失，但会被利用。我们会意识到，家庭的观念虽然日趋淡薄，但是仍然根植在村民心中。茶馆之所以能够培养村民的畸形消费习惯，是因为茶馆在意识到家庭生活的不可或缺性后，主动承担了家庭的功能：帮忙做饭；照看小孩。这样，村民就不需要在家庭生活中浪费时间，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赌博当中，做到吃好、穿好、玩好。

钱穆认为，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病原，还需要看到生原。就这件事情来说，要稍微复杂一些，因为从表面来看，其病原和生原乃是混合在一起的，需要我们作出更加细致的分析和甄别。

比如，我们会发现，在从小赌怡情到赌博成风的历史进程中，“为赌徒正名”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当赌博成为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了，赌徒们才能无所顾忌，不用背着包袱，这样他们无论在打牌频次上，还是出手阔绰程度上，还是“呼朋唤友”的积极性上，都会有所提高。反过来，像广场舞、腰鼓队，虽然更加展现人的独特个性，有的技艺高超的人能够作出令人惊叹的表演，但却由于没有成规模、成体系的团队帮忙正名，这些才艺高绝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热度反而不如发财后的赌徒或是还钱利落的赌徒。

就连赌徒，都知道为自己的行为正名，那么为什么村里的读书人和技艺人反而忘了呢？原因并不在于没有人读书，也不在于没有人追求技艺，而是在于“追名”和“逐利”这两件事情已经深度绑定，而且关系混淆不清。试想，一个读书人如果对着一心盼着挣钱的村民说，我们不能只关心挣钱，也要关心知识，这样我们才能视野开阔，看到更丰富的可能性，找到更多可以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好。村民会如何回应呢？很大的可能是，你说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不接地气。要直接点的，就直接怼上一句，你说了半天，能挣钱吗？无论如何，在村民的口中，是不会夸赞这个读书人潜心向学、志向高远的。

我们需要看到，仅仅是逐利的可能性，而不是获利的现实性，就能让村民们认可赌徒豪爽、大胆的名声，并对这种事情口口相传。在赌徒的去污名化的过程中，是一切与利益无关的活动的从事者的无名化。村民不会说读书不对，也不会说跳广场舞、锤腰鼓不对，而只会表达冷漠，对这些与利益无关的活动漠不关心。

悖论性的地方在于，乡村人一方面对虚名不加看重，但另一方面，他们在事实层面的最终追寻，仍然是名，而不是利。乡村里的大混混已经囊中丰厚，完全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别的地方逍遥快活，去更大的天地中闯荡一番，拿着这些钱去追寻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去寻找更加奢华的享受，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有这么做吗？并没有。他们之所以不去城市快活，并不是没钱，而是由于，在城市当中，他们又重新变回了“无名之辈”。而在乡村里，他们远近闻名。即便他们偶尔外出旅游一次，也不是真正关心旅途本身，而是琢磨着积累回乡之后的谈资。如果离开了那些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村民，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只有在村民们的言说当中，才真正意义上地感受到活着。

当我们认清这个悖论性的结构时，我们就能意识到，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重新回忆起名声而非利益才是人这一生的最高追寻这一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而如今却几乎被我们彻底遗忘的事实。

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三不朽”的追寻：立德、立功、立言。所谓立德，就是创制垂法，像苏格拉底、孔子那样，用自己一生的事迹为后人树立起可以效仿、可以回应、可以挑战的榜样。所谓立功，就是建立不朽之功业，像阿奎那、哥白尼、瓦特那样，为文化融合、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奠定开端。所谓立言，就是建立不朽之言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用语言对存在进行言说，让无数个世代之后的人阅读他的文字时，也能深受触动，获得启发。而无论立德、立功还是立言，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即建立不朽之名声。

乡村赌博事业的发展，是一笔糊涂账。从历史而非司法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大混混逼死了赌徒，原因在于，一个由利益观念主导的零和博弈游戏当中，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张三当上大混混，也会有李四当上大混混，如果不是王五被逼死了，也会有赵六被逼死。当前，整个乡村的格局，无论是村民们对死者的麻木，对逐利的渴求，还是村民们对技艺的冷漠和无视，实质上都仅仅是这种零和博弈游戏在现有技术环境当中彻底展开之后的结果罢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整个乡村而言，赌博这条巨大的产业链能够提供的只是零和博弈，而非增和博弈。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任何彻底由“逐利”主导的游戏都只能带来零和博弈、负和博弈，而无法带来增和博弈。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回忆起“追名”的重要性。

所谓追名，就是通过卓越的言行，努力在公共领域当中证明自己始终是最优的，让自己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主角。因为，只有最优秀的那个人，才会给大多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愿意不断谈起他的事迹。

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大混混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打造赌场生态、发展赌场文化、建立赌徒口碑，在事实层面都是为了通过经营赌场这件事情，变成村民当中最有钱的那一批人，从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也许他们曾经是想着挣了大钱要去更广阔的的天地闯荡，但事实是，他们挣了大钱后，大多都留在了村里，享受他们在乡村中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些可能被人忽视的事实：这些大混混脑子很聪明，做事很灵活，性格很圆滑，但是他们由于读书太少，视野狭隘，只看到了“成为最有钱的那一批人”这样一种赢得认可的方式。

而在过去，人们很少通过这种庸俗的方式来赢得名声，比如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地位更高的，则是士大夫阶层。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有文化，能够关心公共事务。

大混混们其实也不是没有关心公共事务，他们也知道，学生是要读书的，家里人打牌了，学生回家就没饭吃，没饭吃就会挨饿，挨饿了读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才嘱咐开茶馆的老板们提供做饭服务，把家庭功能包揽到茶馆上。

但是，大混混们能够看见的公共事务太少了。他们没有看见，乡村的许多垃圾可以通过研究堆肥技术，改良堆肥方式，得到更好的处理。他们没有看见，乡村缺少读书氛围，村民们能够赌博成风，乃是由于他们需要在公共生活中打发闲暇，而可以用来赌博的时间，自然也可以用来组织读书活动。他们没有看见，村民们很有表达欲，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争得脸红耳赤，但是他们没有辩论的舞台，他们没有经历过正式的辩论赛。他们没有看见，村民们仍然对技艺有着追寻，虽然广场舞、锤腰鼓不挣钱，但仍然有人刻苦练习。他们没有看见，中国地大物博，土地的形貌特征多种多样，各个乡村的园艺都值得研究，而且存在和植物学相结合的潜能，有希望发展出一条小而独特的学术产业链。他们没有看见，乡村的老人其实也需要照料，可以创造一个公共空间，让小孩子给老人们轮流读书，让一些阅历丰富、仍能言说的老人帮忙指点这些孩子。他们没有看见……

正是因为大混混们不关心公共事务，所以基层官员才有用武之地。相比大混混，基层官员拥有更多的文化和学识，而且秉持国家赋予的神圣权力，原本就比大混混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只是在过去，基层官员和大混混、所有村民一样，被“逐利”的逻辑所裹挟，他们没有发声的能力。一切公共事务，在一句“能挣钱吗？”面前，都会瞬间化作烟云，掀不起任何波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层官员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明哲保身，如果做不到，那就只能同流合污。

大混混们虽然学历不高，但也关心历史，也渴望青史留名。如果问大混混，为什么不请人给自己写一本自传？大混混们会眼睛一亮，但旋即转过脸去，说自己暂时还不配。原因在于，大混混们仍然是有良知的，大混混们知道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是不配留在史书上的。他们也能分的清楚，哪些事情关涉的是私人利益，哪些事情关涉的是公共利益。他们其实很清楚，他们只是看清了历史潮流，在“逐利”为本的逻辑下，成为了侥幸的胜出者罢了。

无论是大混混，还是基层官员，其实都有青史留名的渴望，但是在地方上，没有人为他们记史。

通过对乡村赌博现象根源的分析和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即便“逐利”为本的逻辑有着盘根错节的历史根源，但这个逻辑最终只能带来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历史，重新认可“追名”才是人这一生最高追求这个前提。而基于对缺口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乡村问题而言，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要在新的逻辑下展开新的乡村规则，我们前期能够做的事情是：讲好乡村故事，树立榜样形象。

可是，故事如何讲？榜样如何树立？这其实是高度专门化的活动，因为我们身处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把乡村的发展放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才能用切实有效的行动，去回应世界对乡村发出的召唤。

毫无疑问，即便赌博成风的乡村，也没有忽视教育问题。在乡村，就教育问题而言，一个缺乏历史视野的讲述者，可能会认为孩子不爱学习，都是孩子不听话的缘故，在这样的认识下，他能讲述的故事就是认真学习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学校。而具备历史视野的人却会认识到，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发展都同属于历史的进程，孩子不爱学习，实质应该是基层官员、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问题，于是，他的治史思路就是，基层官员认真合作研讨，与学校领导深入沟通，积极促进学校领导、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之间的四方对话，明确四方所具有的共识、诉求，说清楚四方存在的分歧、困难、挑战，最终使得学校发展越来越好，学生和家长越来越满意，学校办学理念的突破引导了整个乡村的文化发展（有了读书的风气，人与人交流具体的知识，村民开始关心公共事务了），而学生升学率的提高，仅仅是这件大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当然，治史思路不同于历史材料。只有乡村人实实在在把这些事情做了，史官才讲的出这样的故事，才能往这样的故事中充实更多的细节。

在这个意义上，史官的视野和格局决定了乡村故事的编史学的好坏，乡村故事的编史学的好坏影响了乡村的发展方向。因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同时能够静下心来写地方志的新时代史官，复兴史官文化。

在这个新的历史进程当中，一些简单的方针策略也可以约略提上几句，比如积极从现有条件出发，比如给大混混们提供做事的方向、指导，让他们看见在地方志上留名的希望，引导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在做事的过程中感受到被需要感、荣耀感和使命感，从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名声从“恶名”、“霸名”转化成“善名”、“好名”，从而让他们在老了的时候，到了要请人给他们写自传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是有事情可说的。

从历史而非司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大混混还是基层官员，都属于旧乡村规则体系下的胜出者，他们也许劣迹斑斑，也许洁身自好。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具备一些重要的素养，这些素养如果放到正确的新乡村规则体系下，未必不能催生出一件又一件的、能够在公共领域中流传的卓越事迹。

最后，再次澄清本文的要讲述的故事：追名和逐利是两回事情。在过去，由于逐利的逻辑在乡村蔓延，导致了乡村人对追名的普遍遗忘，在观念上让追名沦为了逐利的附庸，即便如此，追名仍然在事实上还是乡村人的最高追寻。在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忆起，“追名”才是人类一生中的最高追寻，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引导乡村人重新关心公共事务，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追名和获利并不矛盾，追名的人也可以获利，只是获利仅仅是追名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罢了。真正值得言说的，是卓越之人在公共领域当中所作出的独特的美言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