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沙：卖书“做生意”
文化书社遗址
史说：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三间房子。
“潮宗古街”的现代石碑立在街口，那条麻石路依然；文化书社最初社址也有一块石碑立在街头；潮宗门虽然已衍变成三座抽象雕塑，其布局让人懂得它是人们从湘江上岸入城“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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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宗街56号，让督军为书店剪彩
在“文化书社”遗址前徘徊。感叹的是：一个红色书社，能够存在7年之久——“马日事变”时被封查，在湖南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背景下，实在是个奇迹。
史家有一段这样的叙述：1920年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了。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在人们的掌声中，他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文化书社的牌匾，那上面“文化书社”是4个颇见功底的颜体——谭氏书法。身为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不仅亲自为文化书社剪彩，而且亲笔题写牌匾。
不过，就文化书社开业前后的情况来看，谭延闿还非得剪这个彩——结人缘。而“人缘”，正是文化书社立足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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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新文化号角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湖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性人物谭延闿再次入主长沙，开始了第三次督湘的历程。为了装饰“自治”的门面，他宣布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于是，新的书报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种新的团体乘势而起，湖南有了一点民主的气氛。
从上海回到长沙后，身负建党重任的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有利环境，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此，他同新民学会骨干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长沙四处奔走，邀集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文化团体——文化书社，以解决宣传阵地的问题。
1920年上海，毛泽东在半淞园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图片源于网络）
7月31日，湖南《大公报》第2版首刊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全文刊载。文章说，之所以要发展新文化运动，是因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书社的愿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要在全中国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他们，向湖南人民吹响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湖南进步青年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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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来众多投股者
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楚怡小学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议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
可他们遇到的首先障碍是没钱。
青年时期易礼容
1979年5月17日，易礼容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况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银洋是一笔大的钱。”没钱，易礼容和陈子博用一个黄泥小火炉、一个瓦钵子做饭。在临时营业期间，易礼容和其他三个“员工”没有工资，生活自掏腰包，工作是尽义务。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其中写道：“从8月2日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
这种投股共搞了三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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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这些名字当时都是响当当的。
易培基是谭延闿的“铁杆”。此时的他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还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更是毛泽东的赏识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是征求他的意见。易培基叫好！
他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还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
姜济寰，是谭延闿的又一“铁杆”。谭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长沙县知事，此时则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他与谭延闿一样，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却比谭进步，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对创办文化书社也就态度积极。
仇鳌，不仅是老同盟会员，此时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他是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话起的人。
左学谦，虽然不是谭氏班底人物，却因为长期担任商会会长，颇有人脉，其人的作派颇有点谭延闿“八面玲珑”之风。至于其他如王、朱、李、龙、贺、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这些人除了比毛泽东们有钱外，更有“名”、“位”和“缘（人）”，有他们参与，形成“统一战线”，文化书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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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特别交涉员
毛泽东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经理却是易礼容。
无疑，易礼容担任经理比毛泽东更恰当。易礼容在湖南商专学过管理，是当时难得的经营人才。他与女友许文煊都是新民学会会员，也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文化书社
在书店，易主内，毛主外，通力合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
作为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承担着繁重的“外联”任务。他借助舆论工具，对文化书社进行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联络下，湖南《大公报》曾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
他做起书籍广告来也别出心裁，这有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广告”。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 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毛泽东也做有点类似现在的“图书、报刊销售排行榜”的“软广告”，即通过介绍文化书社的动态和销售情况，告诉读者畅销书是什么。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他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广泛联系。
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从此，文化书社“货源”充足。
后来文化书社的经营所得，也就成了党团工作经费。湖南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李维汉后来评论说：“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文化书社这件事。”
*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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