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父”金九亲述：在长沙的革命经历

编者按：本文节录自金九自传《白凡逸志》。该书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宣德五、张明惠译)。标题系编者所拟。金九(1876-1949),韩国人,幼名昌洙,号白凡。早年参加东学党,从事反日斗争。1919年三一运动后流亡上海,担任韩国临时政府总理、主席等职。1928年组织韩国独立党。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率韩国临时政府迁驻长沙,从事反日复国运动。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国开始了对日抗战。这时在华韩人的心中都非常不安，由五党统一而成的民族革命党逐渐分裂，又新产生了朝鲜革命党。美洲大韩人独立团也退出了民族革命党，只有义烈团分子在支撑着该党。分裂的原因是义烈团分子表面上标榜民族主义，内里是想实行共产主义。

金九

随着时局日益危急，我们韩国国民党和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美洲夏威夷各爱国团体联合结成民族阵营，支持临时政府，因此临时政府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日战争蔓延到江南，上海的战况渐对中国不利，日本空军对南京的空袭也愈来愈甚，我住的淮清桥的房子也在轰炸中被毁，我和朱爱宝幸得免于一死，邻居则尸体遍横。只见南京各处火焰冲天,夜晚的天空被染得通红。

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家属在长沙西园北里韩国临时政府驻地合影

不到一年，南京危急，就迁移到长沙了。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所以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之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

在来长沙的途中所讨论的三党合一运动，到了长沙，进展更为迅速，要合一的三党阵容是这样的，第一是朝鲜革命党，以李青天、柳东悦、崔东旿、金学奎、黄学秀、李复源、安一清、玄益哲等为中心；第二是韩国独立党，干部是赵素昂、洪震、赵始元等;第三是我创立的韩国国民党，干部是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车利锡、宋秉祚、金朋浚、严恒燮、安恭根、杨墨、闵丙吉、孙逸民、曹成焕等。

以上三党为了讨论合一问题，5月6日在朝鲜革命党的本部楠木厅集会聚餐，我也出席了。①

楠木厅金九活动旧址内景

可是当我恢复意识时发觉我在医院里，我问我来到哪儿了，回答说，我因醉倒而住了院。医师诊治时我才发觉胸口受伤了，我又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说是我因醉倒时碰到了桌角，我信以为真。

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严恒燮君才说明事实的真相一当我在南京时，以朝鲜革命党员身份到上海作特务工作并曾受到我资助的李云汉，那天晚上突然潜入会场，用手枪乱射，第一发射中我，第二发射中玄益哲，第三发射中柳东悦，都是受了重伤，第四发射中李青天,但只是轻伤。玄益哲一进医院即不治而死；我和柳东悦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即将同时出院。

玄益哲卧室

后来又听说省政府下了紧急命令，逮捕了李云汉，嫌疑共犯姜昌济、朴昌世、宋郁东、韩成道等也被拘捕。最大的疑点在姜昌济、朴昌世两人身上。他们两人从前在上海受李秘弼的指挥，参加了丙寅义勇队，这是一个特务组织，是革命的败类,他们抢夺同胞的钱财，枪杀日本侦探，也有成了他们的走狗的。因此虽然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但也很难定成反革命。

数十天前，姜昌济向我请求说，朴昌世想从上海来长沙，没有路费，让我给以帮助。我说应委托上海的机关处理，因为我知道他的长子林济道是日本领事馆的侦探。后来在长沙，我也碰到过一次，说是没有路费来长沙的朴昌世。李云汉一定是中了姜、朴两人的离间计，一时感情冲动，成了楠木厅事件的主犯。

据警备司令部调查的结果，得知朴昌世到了长沙后立即往上海汇了二百元，收款人仍是朴昌世。而李云汉在数十里外一个小车站上被捕时，身上仅有一角八分钱。他在犯罪后，曾以手枪威胁柳东悦的义婿崔德新(东旿之子)，抢走了十元钱逃离长沙。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很可能是被姜、朴利用了。

后来战事波及长沙，情势十分危急，中国法庭不能依法惩处主从犯，姜、朴两人获释。李云汉也越狱逃到贵州，沦为乞丐，还与欧阳群相遇谈过话。这是我到重庆后才听说的。由于这一事件，长沙闹翻了天。警备司令部曾命令从长沙开往武昌的火车退回到长沙，搜索罪犯。我们政府也派人到广东，中韩合作逮捕罪犯。

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还亲自到我住的湘雅医院来慰问我，并向院方表示不管医药费用多少都由省政府负担。当时在汉口的蒋介石将军一天一连发了两三封电报询问我的病情，等到知道我出院的事后，派罗霞天为代表,送来三千元表示慰问。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据说最初我是重伤，所以医师看了之后说不必办住院手续，把我放在急诊室外，只等着咽气。然而过了四小时之后，我还活着，所以就移到病房开始治疗。当时安恭根正在香港，准备把移居重庆的家眷和他仲兄定根的家属搬到香港，仁儿也在去上海工作的途中滞留在香港。而我在送进医院之初被医生诊断为抢救无望，于是就向他们发出了我中弹死亡的电报，所以安恭根和仁儿一起赶来，要参加我的葬礼。

出院后，我步行去见母亲。我受伤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母亲，直到快出院时，信儿才告诉她。她见了我就说:“我知道上帝会保佑你的，邪不犯正嘛！遗憾的是李云汉也是韩人，倒不如被日本人枪杀了的好。”

出院后,就在严恒燮君家里静养。有一天,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想作呕，右大腿突然麻痹，所以又到湘雅医院去检查。洋人外科主任使用x光检查后，判断是留在我心脏旁的子弹通过血管，转移到右边的肋骨旁。如不舒服的话，动手术也不困难，但留着对生命也无影响，还有右腿的麻痹是子弹压迫大血管所致，待小血管扩大，代替被压迫的血管的机能后，腿的麻痹就会渐渐好起来。我根本不想动手术，所以离开了医院。

这时，长沙也遭到了敌机的空袭，中国政府的机关正忙于避难。我们三党干部讨论的结果，决定迁往广东，同时也订出计划，打通进出南宁、云南的道路，加强和海外的联系。当时难民人山人海，我们百余口人，再带上堆积如山的行李，不要说远行，就是去近郊农村也很困难。我拖着病腿，拜访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商讨迁往广东的事宜。蒙他慨然允诺，下了命令拨出一个火车车厢，供我们一行免费乘坐，还亲笔给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2010年10月26日韩驻华大使柳益一行参观金九活动旧址

到了广州，在中国军队服务的同胞李俊植、蔡元凯两位帮助我们，把临时政府办公厅设在东山柏园，家属全部安顿在亚细亚旅馆。安置好后，我便去了香港，计划从上海接出安义士的未亡人及遗族。

①原中译本音译为南木厅，据真实地名改为楠木厅。

作者 | |[韩]金九

来源 |《外国人笔下的长沙》 陈先枢 于鹏远 等辑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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