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大:作为共产党人跟着老子为人、处事,为百姓谋福利,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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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共产党人应学《道德经》,精进为民!
习主席说:当下中国,很多国人因为宗教而堕入迷信者不少,这不仅仅是指那些学宗教、信仰宗教的凡人,也包括一些度入空门的出家众。在宗教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搞不清他们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造成这种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认真读书,没有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没有弄清楚什么才是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我们应该多看看老祖宗留下的经典,诸如《道德经》等,什么都弄明白了。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最精深的地方莫过于倡导一个共产主义和谐世界,而这个和谐世界是建立在人人平等,人人有住房有饭吃有衣穿上,而所说的无神论,只不过是告诉大众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不要想有什么救世主,不要把美好的向往寄托在等靠要上,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创造,去奋斗。而这些内容,老子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他明确的告诉世人,天道酬勤,改造命运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修行。由此可知,作为共产党人,跟着老子为人、处事,为百姓谋福利,有何不可?听老子的话,做一个慈、俭、谦、让的人有何不好?不能因为听了老子的话,自己就变成了道教徒,就以为自己违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变成了有神论者。这其实是对马克思无神论的曲解,这就是非左即右的真迷信,也是愚昧的表现。
所以,共产党人能不能学道,说实话,真的能!太能了!道本身就是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相通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学道,更要合理运用道的精神理念、引进道的优秀文化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习近平
治大国若烹小鲜。
(引自《道德经》第六十章)
总书记访问金砖国家接受采访等多处讲话引用。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引自《道德经》第五章)
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用。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引自《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引用。
以百姓心为心。
(引自《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引自《道德经》第八章)
习总书记在APEC欢迎晚宴上致辞,且本句在《之江新语》中亦有引用。
《道德经》,即《老子》,又称「老子五千文」,是先秦诸子中道家的代表作,后来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
《道德经》的作者姓李,名耳,又名老聃,人们尊称他为「老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本是周朝管理王室藏书的史官,因目睹周朝逐渐衰微,打算退隐。他离开周朝的京城一路西行,经过函谷关时,遇到了关令尹喜。受关令尹喜的嘱托,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就是《老子》五千文。汉代河上公作《老子河上公章句》时,将《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名为《道经》,后四十四章名为《德经》,《道德经》因此而得名。从唐玄宗时期开始,《老子》又被尊称为《道德真经》。
《道德经》是道教的最高经典,但又不仅仅是一部道教典籍,它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管理、文学、美学、修身等方面,因此《道德经》的思想具有跨越历史、跨越宗教、跨越文化的永恒价值。
有人说,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那么,《道德经》就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著作。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围绕「道」展开。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主宰,但「道」是一种混沌的状态,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无为,这也是《道德经》一书的主旨。老子把「道」比作水,因为它像水一样滋润万物,却又甘居下流,不与万物争先;它如水一样柔弱,却又能使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东西臣服;它如江海一样能包容万物,因而能使百川归附,气象博大。《道德经》还包含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善恶、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有无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能存在;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的就是矛盾存在与相互转化的规律。
《道德经》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道德经》中讲无为的地方很多,例如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好像煎小鱼不能常常翻动一样,不能朝令夕改,否则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老子还描绘出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图画,在这个国度里,人民安居乐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道德经》还包含着很多修身的准则,例如淡泊名利,重视生命。《道德经》第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答案很明确,那就是生命是第一位的。
由于《道德经》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历代以来,为《道德经》作注解的人很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道士僧人,都对《道德经》情有独钟。如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等,都有御注《道德经》流传至今;历代学者,像宋代的朱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近代的严复、魏源等等,可以说,不论他们的思想属于哪一派,也不论他们的思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道德经》;甚至那些皈依佛门的僧人也有不少人曾经为《道德经》作注解。元代道士张与材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可见《道德经》受关注的程度之高。
由于为《道德经》作注解的人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各异,他们的理解角度也不同,有的视之为养生书,有的视之为「君人南面之术」,有的视之为兵书……千姿百态,因此可以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经》。在《道德经》的众多注本当中,西汉文帝时期河上公的注本和三国曹魏时期王弼的注本是比较早的,也是最流行的本子。当然,这个「早」也是相对的。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道德经》又有了更早的版本。
一种是 1973 年 12 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写本,共有两种,分别称为甲本和乙本。马王堆是西汉初年的墓葬,由于《老子河上公章句》是东汉时期的人托名河上公所作,所以,帛书《老子》实际上比《老子河上公章句》要早。
另一种是 1993 年 10 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的竹简本《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郭店楚幕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这说明竹简本《老子》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典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版本。由于在古代,一本书从完成到流传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判断,《老子》的成书当不晚于战国初年。这也印证了老子是春秋末期思想家的说法。
《道德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富。从 16 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到目前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已有一千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除了《圣经》外就是《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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