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苏联怎样糟蹋蒙古！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29日，借着内地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独立的浪潮和俄国的策动支持，外蒙古也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但随后在中国及各方压力下，取消建国，改为自治。

　　然而，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走了，更加贪婪的苏联来了。

　　1921年，牧民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人在苏联的扶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扶上皇帝宝座，成立君主立宪政权。然而三年后，人民革命党就把傀儡哲布尊丹巴下药毒死，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库伦改为乌兰巴托，意即“红色英雄城”，在把蒙古最高勋章“苏赫巴托尔勋章”授予苏联大元帅斯大林的同时，开始了遭受苏联蹂躏的时代。

　　根据苏蒙条约，蒙古宪法完全照抄苏联宪法，苏联向蒙古军队和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驱逐所有第三国商业，甚至严禁第三国人员入境，也就是说，蒙古全面苏化，成为苏联的附庸和卫星国。

　　苏联对蒙古的糟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日常生活，是一种剜脑断脊式的、粉碎性的糟蹋。

　一、经济方面。

　强行引入苏联模式，用血腥手段推行“牧改”和集体化。

　1928年，在清除了“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将1.8万名党员中的5306人开除出党、苏联向蒙古发出限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的最后通牒之后，集体化牧改全面展开。

　蒙古是畜牧经济，百姓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畜养的牛羊，按当时的市价，一头母羊的价格大概是50蒙图（蒙古货币），一个牧民至少需要25头羊才能维持生存，按此计算，一个5口之家，畜养125头羊是赤贫下限。而草原上雪灾、瘟疫、狼灾频繁，如遇灾害，即使是所谓的大户也有可能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然而，苏俄可不管那许多，先是荒谬地进行阶级划分：所有家庭，财产值12头羊的，贫牧；值12－48头羊的，中牧；值48－60头羊的，中富牧；值60头羊以上的，富牧；而拥有500头羊以上的，一律划为封建主。

　中富牧以上都是阶级敌人，侥幸保住性命的，财产全部充公，如果使用水源和草场，政府要征收惩罚性重税，在政治上更是被打入只能“老老实实认罪”的最底层。而贫牧们也没高兴几天，不久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在蒙古全面推广，每个家庭只能留下6头羊，其余全部充公到集体牧场。

　1930年，乔巴山给苏联的报告中说，经过第一阶段的“充公战役”，共没收了520万蒙图的财产。但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人民革命党，命令其发动更猛烈的第二次“充公战役”。到1932年春，几乎把蒙古大草原像用梳子梳刮了一遍的人民革命党总共聚敛了1000万蒙图的财产，而这显然还是不能令苏联满意，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最后一块能够挤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寺院对蒙古人来说，是不可玷污的神圣之地，因此对寺院下手，终于引发了僧侣和牧民的武装暴动和大逃亡，很多人民革命党党员和蒙古革命青年团团员也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队伍。这次暴动，几乎摧毁红色政权，人民革命党无力平息，只好求救于苏联，苏联派出军队，并使用飞机、坦克等重武器，才将暴动镇压下去。

　对于大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名向中蒙边境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牧民，蒙古军队无情地开枪阻止，其中5百多个家庭被残酷射杀。

　用血腥手段推行的苏联经济模式，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蒙古的经济就糟蹋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在那次暴动之后，“充公战役”有所缓解，但完全依赖苏联，将其他国家的商业都赶尽杀绝，使得蒙古就像高原上缓慢行走的骆驼一样，几十年来步履蹒跚，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

　也许你不相信，1980年代，你走进蒙古的商店，里面除了白酒、盐和蜡烛，空空如也。而直到十几年前，蒙古竟然还生产不出一张供报刊使用的新闻纸！

　二、政治方面。

　早在斯大林在苏联开展肃反运动（大清洗）之前，蒙古就已经在苏联契卡的操刀下开始了残酷的清洗，随着斯大林大清洗的展开，血雨腥风更加在蒙古的上空肆虐。

　1922年8月，人民革命党创党元老、政府首任和继任总理查格达尔扎布和鲍陀以及40多名干部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并被处决。

　1923年2月，人民革命党领袖苏赫巴托尔离奇暴毙，人民革命党立即借此掀起一股席卷整个蒙古的“反右斗争”浪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王公、僧侣和学者遭到逮捕和枪杀。

　1924年8月，接替苏赫巴托尔的丹增由于在内外政策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发生了一点儿分歧，共产国际代表竟然命令人民革命党将其领袖逮捕并立即枪毙，随后又把赞同丹增观点的一批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悉数处决。

　1930年，因“财产充公”政策造成全国范围内的饥荒，“强迫僧侣还俗”更是火上浇油，引发人们的普遍愤怒，于是几十名活佛和王公联名给中华民国政府写信请求帮助，结果因为此事5千多人被逮捕，那些联名写信的人一个不剩全部处死。

　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这样训导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

　不过，和1933年以后配合苏联开始的大清洗相比，以上只能算是毛毛雨和序曲。

　翻开蒙古国历史，你会惊讶地发现，人口稀少的蒙古，“反革命集团”却多如羊毛。

　由于上述僧侣和牧民暴动，蒙古“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被迫暂缓，按照惯例，出现重大悲剧，必须找出替罪羊，这一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于是，时任总理吉格吉徳扎布被悲催地选中。

　1933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吉格吉徳扎布在家中被乱枪打死（蒙古的总理好像是最找死的角色），然后凭空冒出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鲁浑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此案317人被捕，56人被枪决，被枪决的人中竟然还有一名孕妇，这开创了蒙古处死孕妇的先例，以后处死孕妇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斯大林召见人民革命党主席根登，要求他尽快完成消灭10万僧侣的任务。这触动了紧跟斯大林、素有“小斯大林”之称的根登的宗教和情感底线。

　在再一次受斯大林召见的招待会上，斯大林又当众训斥根登不能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指令，根登终于借着酒劲大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红沙皇！”然后夺过斯大林的烟斗，狠狠地摔碎在地上。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们知道，根登死定了。

　于是，一个“根登反革命集团”顺理成章地诞生，根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枪决。和根登一起前往莫斯科的人民军总司令德米德被逮捕并在押解途中离奇死亡，德米德的父亲、兄弟甚至怀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杀死。只有1万多人的蒙古军队中，187名旅以上军官被捕，51名中央委员有36人被处决，1000多名为了活命而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的军人，只有6人得到赦免，其余全部枪毙。

　此案也牵扯到知识分子。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一个，这位老兄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咬成反革命同谋，因此受到格外“优待”，小命得以残喘到1941年，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不过，如索尔仁尼琴所言，不要向那些在酷刑下“招供”的人扔石头，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挺得过克格勃的酷刑，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不让睡觉等，只要你不“招供”，这些酷刑就没完没了，因此，没有一个例外，所有人都在“招供状”上签了字。

　为了大清洗的顺利展开，斯大林调派3万苏联野战军进驻蒙古，蒙古负责大清洗的内务部，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员是经验丰富的苏联克格勃。同时，斯大林点名乔巴山为内务部部长，并给他送去4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作为礼物，其中含义不言自明：你必须大开杀戒，否则这些子弹就是送给你的！

　每次枪决“反革命”时，党政军成员必须前往陪杀观看。新任总理阿玛尔比较敦厚，眼看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被一个个杀掉，观看时经常会眼含泪水。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在眼里，感觉到阿玛尔以后会成为一个障碍。于是，“阿玛尔反革命集团”应运而生。

　1939年，阿玛尔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名义上的蒙古国家元首、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阿玛尔被押送到苏联受审，在那里，他受尽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狱中，他遇到了负责清洗他的人——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扎布，不过，鲁布桑扎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他的狱友——他被清洗后不久，鲁布桑扎布又被乔巴山清洗。

　斯大林并没有立即处死阿玛尔，而是特意选在两年后的1941年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建党日那天将其枪毙。

　在对政界进行大清洗的同时，对宗教界的清洗同时展开，而且规模更加庞大和血腥，“喇嘛反革命集团”遍地开花。1938年8月，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向斯大林报告说：“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座变成废墟，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一名内务部成员在1962年回忆说，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因此每周都要有一两次集体处决，尸体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处决，已经很难得到准确数字。1939年末，已经被扶持为党和国家元首的乔巴山在笔记本上写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历史学家根据留下来的不完整的档案估计，大清洗遇难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杀（那时的蒙古总人口才60多万，按照人口比例，蒙古甚至比老大哥苏联的“成就”还辉煌）。

　三、文化方面。

　有道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祖先和骄傲，他去世以后，对他的崇拜就成了蒙古人的一种和佛教并行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往往是一个民族反抗外来者的心灵依托，这是外来征服者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这个外来者是曾经被成吉思汗征服并被他的子孙统治了几百年的俄罗斯。

　于是，在处死了上万名僧侣，抢劫和捣毁了几百座寺庙，把宗教用品、藏书室、经卷等洗劫一空之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下一个必须去除的目标。

　成吉思汗死后的遗物被保存在尚赫寺，由虔诚的喇嘛护卫了几个世纪。当尚赫寺被捣毁时，几个喇嘛冒死将成吉思汗的灵魂的化身“精神之旗”——他生前的军旗“苏鲁锭”——偷偷带出寺院保护起来。然而，随着清洗的逐步扩大，苏鲁锭最终还是难逃被焚毁的厄运。

　从1933年开始，人民革命党在全国禁止崇拜和祭祀成吉思汗，任何场所不准悬挂成吉思汗画像，被称为“蒙古人圣经”的《蒙古秘史》也被打为禁书。

　1936年，学者扎姆兰诺出版了《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书中涉及到成吉思汗，这位只是如实记述蒙古历史的学者立即被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甚至到了斯大林死后多年的1962年，成吉思汗八百周年诞辰，人们以为时日已久的控制可能会有所松动，于是一名工程师大胆地设计了一座纪念碑，将其矗立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

　这一举动得到了蒙古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其尔的支持，奥其尔还下令发行了一套绘有“苏鲁锭”图案的纪念邮票。对此，苏联《真理报》立即刊文，警告蒙古政府，怒责奥其尔犯下了“严重的不忠罪行”。这位书记立即被苏联解除一切职务，判处终身流放，并最终被一个据说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用斧头砍死。

　随后，纪念碑的设计者马赫巴尔、秘密研究禁书《蒙古秘史》的考古学家珀理和参与纪念活动的一大批学者、作家、诗人、歌手被逮捕、流放和秘密处决。

　苏联对蒙古文化的糟蹋，当然不会仅限于对这个民族的信仰的根除。

　1941年3月25日，蒙古政府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做出了一个几乎要把这个国家的文化连根拔起的决议：废除蒙古文，改用俄文！

　决议同时规定，孩子们从小学起，必须学习俄文。学校的教材和参考书，必须使用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讲授课程，必须用俄语。

　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文化的最主要的载体，这个载体一旦被废弃，如果时间足够久远，那么这个文化必定消亡——比如我国的契丹、西夏等文化，早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当然，文化的传承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途径，那就是血缘传承。对此，苏联老大哥采取的是古老的长线策略——姻亲。

　泽登巴尔，青年时期在苏联留学时经人推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立即扶摇直上，入党仅一年就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三年后进入政治局，并很快成为国家元首——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之所以得到苏联的如此重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娶了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的女儿为妻。

　让蒙古领导人娶苏联女子为妻，是苏联政府积极推行的一项控制蒙古的策略，他们称之为“入室控制”，按我们的话说，叫“垂帘听政”，这不仅能够在血缘上给蒙古文化融入苏俄基因，也能够监视蒙古领导人的一举一动，迫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对苏联忠心耿耿。

　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忠心，泽登巴尔当政以后，对苏联的血缘入侵推波助澜，甚至将鼓励领导干部娶苏联女子为妻当成一项治国的国策。

　于是，为了升官，娶苏联女人之风开始在蒙古盛行，不仅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层领导纷纷把苏联女人迎娶回家，中低层干部也上行下效，迎娶苏联女人的比例高达20%之多。而娶了苏联女人的人，仕途大多如安装了火箭。以阿勒坦格尔勒为例，26岁娶妻入党，立即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27岁成为中央委员，29岁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

　那些嫁给了蒙古人的苏联女人，包括泽登巴尔的妻子，都仍然保留苏联国籍，定期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汇报工作”——这就如同在蒙古官员身边安插了一个个间谍。

　所幸，1990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对蒙古的糟蹋戛然而止。所幸，后期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开明、宽容和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只有几千人的游行队伍面前就做出妥协，实现了蒙古的顺利转型。

　祝福蒙古！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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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共克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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