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眼中的“革命”！
（作者：崔向东/江淳编辑）
一．停课了
1966年，我九岁，是郑州市经三路小学的四年级学生。这个学校是河南省会迁郑后，在行政区新建的。所谓的行政区，就是省直机关集中办公所在地。记得当我在一年级下学期转入这里时，还没有有五、六年级。新学年开始，唯一给我带来新鲜感的是大字课，就要学习写毛笔字了。可是没有新鲜和兴奋几天，文革的狂潮就从北京刮到了郑州。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的大学报多了起来，有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也有点名批这个那个老师的。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热，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我也是在这个时候赶了一回时髦，把名字改成了“向东”，一直沿用至今。
但当时新名字的启用，还经历了一场“革命”，缘起我那个时候不知怎么想的，给我们的班主任何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刚贴出去，何老师就走进了教室，估计是由于内容太浅太简单，老师看完之后并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只是指着最后的名字问：这个向东是谁？班上的同学那时也多不知道我改的这个名字，一时也面面相觑，没人回答。我赶紧站了起来，说是我。老师一看，不由得笑了起来，班里的同学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想一想，九岁，什么都还不懂呢，居然一本正经地写大字报批评老师，也许连老师都把这个当成笑话看吧？事情过后，写的大字报并没有多少反响，但是我的新名字却借此传了出去，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吧。
随着社会上批斗走资派的运动越来越白热化，记得我们学校也开过一次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多是学校的领导，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好象是叫李秀彥，一位女老师，四五十岁，个子不高，胖胖的。其实，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作为小学生，成年人眼中的“小屁孩儿”，也许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位李老师，倒是在这样的场合，才使得我们有了旁观的机会。批斗会开始还算有秩序，老师们上台念念发言稿，喊喊口号，可是开着开着，不知是谁一激动在台上对李老师动了手，场面一下子就失控了，不光是老师动手打，连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学着老师的模样动起了手。我只记得李老师额头上出了血，就挣脱了抓她的人，踉踉跄跄地跑下台，出了校门往右一拐，沿着经三路一路向北跑去，后面跟着不少追着打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当时我懵懵懂懂的，也搞不清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打人？从那以后，也没有再和这位李老师有过接触，后来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能够时常回忆起来的，只有她那摇晃着的矮胖的身影。
当然，社会上的“革命”更狂热，也更粗暴。我家当时住的地方在行政区小有名气，由八座楼围成一个大院子，是那种前苏联式的建筑，外面很普通，青砖红瓦，三层高，但里面有宽畅的楼梯和房间，还是木地板，在那时已是很好的条件。河南省的公检法都在这几座楼里办公，省民政厅也占据有一栋楼。这里被称为“东八座”，相应的，还有一个西八座，在离这里不太远的地方。
一个下午，我听到后面院子里锣鼓声和口号声热闹非常，就从我们住的二楼靠院子的窗户往下看，只见是押着省公安厅的领导人游街，前面一排是“走资派”，都被戴上了高高的纸帽子，其中一个是我的同学的父亲，省劳改局的领导。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应该是机关里的干部职工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喊着口号，“打倒×××！”在“走资派”前面还有一群跟我大小差不多的学生，他们不光是跟着大人们喊，还笑着打闹着，有的竟然蹦起来向那些戴着高帽的人脸上吐吐沫，做羞辱他们的动作。
那段时间，不仅是批斗游街，还能不断听到更坏的消息，有的就来自我的身边。省民政厅的厅长，姓施，住在我们附近，在一片树林里上吊自杀，我想象不出是什么状况，只能从标语上看，那个叫“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有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受不了批斗之苦想躲出去，结果被发现，于是当场服毒自杀，幸亏被人采取有效措施救了下来。后来，到了1970年代，我成为下乡知青到汝南插队，还去看望过当时在驻马店地区任职的他，很和蔼一个人，待人很好。
那时，我和一个楼上的小伙伴闲着无正事可做，就在一起常常交流这些来自不同源头的消息。因为，那个时候，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正式的名称，叫“停课闹革命”。
二． “革命”去
停课，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至少起初是令人兴奋的，那意味着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由自己支配。除了调皮玩耍，我们感兴趣的当然还有“革命”。
我的“革命”，其实最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那时，文革刚兴起，记得提出的口号有“破四旧，立四新”，“反帝反修”等等，落实到我最直接的战果就是家里那几条金鱼遭了殃，它们在一个夜晚被倒进了楼下的阴井里。我还跟着母亲到开封去参观“破四旧”展览，那里展出的应该是抄家的成果吧？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展览，而是开封的花生糕和卤兔肉，那个香甜一直陪着我度过了少年时代。
停课后，看大字报几乎成了我的必修课。那时郑州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郑大（现在的郑州大学老校区）和河医（现在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我和大哥时不时地跑到这两个地方来，大哥比我大两岁，在上六年级，其实那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得懂“成人的世界”，我觉得更多的是看热闹。大字报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标题和其中的人名：标题都很震撼，只是几乎千篇一律，不外乎“打倒”，“砸烂”，“踏上一只脚”等等；人名则是回去后和小伙伴们交流时骄傲的资本。论内容，我最喜欢看的是两派之间互相攻击的文章，双方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道义上的制高，而且往往争着辩着就互相骂了起来，像极了我们小孩子平时的吵架。
后来，随着外地来郑州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住的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一个大房间，全是地铺，人住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个人民大学来的学生，姓李，名字忘了，和大哥关系挺好，他们在郑州印传单搞串联，我们就帮着散发，那些传单都是先刻钢版，用花红柳绿的各色纸张油印出来，不光有一股油墨的香味儿，还煞是好看，我收集了不少当作宝贝，一直保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可惜在几次搬家过程中竟不知所终。更令人兴奋的是参加群众大会，一大早起来我就坐在他们那辆偏三轮后面的备胎上，顺着宽畅的金水大道、人民路一直开进市体育场，那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我似乎也觉得有些趾高气昂起来。
那时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中学才有，小学里的少先队后来改称红小兵，以示是红卫兵的后备组织。大哥和他的一些要好的同学，也不甘落后，不但成立了一个什么战斗队，还组织起来参加大串联，要从郑州徒步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开始我也闹着要去，但家里没有人同意，只好作罢。大哥他们一行七八个人打着一面红旗上路了，不过队伍减员得厉害，大约两三天时间，走到开封东坝头过黄河时，就只剩下了大哥和另一位姜姓的同学。他们两个人，走走停停，还在安阳钢铁厂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运动，最后真的走到了北京。直到1967年春节，父亲去北京出差碰到了大哥，把他带了回来。记得大哥走进家时，背上还背着一支木把铁管的假枪，让我羡慕了很长时间。
进入1967年，社会上气氛越来越紧张。先是在一个夜晚，东八座院子的东南角6号楼，省检察院的办公楼旁，突然人声喧哗，原来是郑州七中的一群红卫兵跑到这儿来，一定要把检察院的一辆轿车“借”走。当然“借”的过程不很顺利，附近的居民也纷纷跑来看热闹。我混迹在人群中，心中挺纳闷的，这红卫兵怎么就偏偏到这儿来“借车”呢？后来在那些红卫兵当中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原来都是和我们在一栋楼上住的，才想明白这件事情。后来，其中一位带着枪回来，开家门时不慎碰到扳机，把自己的腿打坏了，此是后话。但那天晚上终究还是红卫兵取得了胜利，开走了那辆轿车。加我微信 wang198309246
再就是春节后看到父亲带回来的一份青海的报纸，上面印满了人头照片，标题好象是“××××死难烈士永垂不朽”，记得至少应该有百八十人吧。后来知道那是青海“二二三事件”中部分死难者的遗照，让我感到莫名的害怕。郑州也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戴着钢盔拿着棍棒的人，有时是拉着警笛的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人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时的口号印象最深的是“文攻武卫”，后来还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口号是河南发明的。
郑州比较有名的是“5.30”国棉六厂事件，当时称“五卅惨案”，我们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广播中介绍知道的，据说是当时河南三大组织之一的“河造总”围攻“二七公社”，动用了吊车撞击大楼，还有不少人员死伤。几天后，我和大哥还徒步从郑州市东头到位于西郊的国棉六厂去看了现场，虽然已经人去楼空，但武斗的残余痕迹，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激烈和动人心魄。我们还参观了不知哪派组织在省地质学校办公楼地下室举办的展览，那个地下室据说是某派组织的地下据点，其中有块审讯人用的满是钉子和血迹的木板令人不寒而栗，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
到了夏天，有一个夜晚，不知怎么的听到消息有组织要血洗“红色公安”（省公安厅一派组织的名称），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连夜离家出走，跑到东郊的农村，有人接应着把我们带到一块庄稼地里，像极了文学作品中关于革命的描写，我们一家就在那儿呆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小心翼翼地回到家里，竟是虚惊一场。
我看的最后一场武斗是那年的夏天，中央文革宣布支持“二七公社”之后，我们听说“二七公社”在“拔据点”，就跑到位于杜岭街上的郑州四中，本以为会看到一场压倒优势的速决战，因为前几天刚在河南饭店的十字街口，看着全副武装的人们站在卡车上庆祝胜利，还时不时地举起枪向天上鸣枪，吓得我捂着耳朵闭上眼睛，生怕有子弹掉下来砸到头上，结果看到的竟是一幅冷兵器时代攻城拔寨的战斗场面。进攻一方从两座楼当中的天桥上推进，对面楼上砸下来砖瓦石块之类，令进攻方竟手足无措。后来，进攻方推来了几块木板拼成的大大的“盾牌”，人们都戴着钢盔或柳条帽猫在那“盾牌”后面，一点一点向前挪，但还是攻不进去。
一会儿，喇叭声大作，来了几车援兵，到底是人多势众，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那座楼攻了下来，我看着胜利者举着大刀和长矛，把一长串俘虏从楼里押出来，赶到汽车上，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失败者。又过了几天，我们去郑州冷冻厂的冷库，看到了据说是国棉六厂“五卅惨案”中牺牲的五个人的尸体，大热天的，我们穿着棉衣进了冷库，居然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当然，其中也有看到尸体惨状受到惊吓的成分在内吧！
过了没多久，我们接到通知，要回学校上课。同样的，正式的名称叫“复课闹革命”。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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