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乡村振兴新主体，“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研修班”开启村庄振兴案例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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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的领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2019年9月8日至12日，“新时代村庄与集体经济转型高级研修班”在四川郫都战旗村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250余名村书记、第一书记、乡村振兴的研究者、企业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代表参加了此次研修学习。此次研修班为期五天，由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主办。培训通过实践案例分享、专家解读分析、现场研讨教学、学员分组共修等方式，鼓励实践者和研究者、政府工作人员共同研讨村庄转型的现状、问题、可能的发展路径。

开班仪式后，由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为全体学员作“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型集体经济”主题报告。温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知识生产来源于基层，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在工业、农业、金融全面过剩的阶段，生态文明转型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转型的过程不可能一番风顺，“斗争”客观存在的。大多人只是从书上听说集体经济。现在为什么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很多干部、专家并不清楚。由村级集体组建资产管理公司，而不是直接经营产业，这是新旧集体经济最大的区别。在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可以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通过金融与财政手段的结合，利用“三级市场”的机制，发展乡土百业，把村庄经营起来，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为城乡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9月8日下午，研修班学员参观战旗，重走“主席路”，实地学习了战旗村在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的具体做法。战旗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介绍了战旗村这么一个三县交界的农业村的发展之路。它做对了什么，是如何抓改革促发展，走上乡村振兴道路的。研讨部分由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董筱丹以四张照片为引对战旗经验进行了解读。她认为战旗发展是在村庄善治的前提下，对村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了从资源资产从平面利向空间立体多产业发展的转型。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孙中山“涨价归公”的理念。各地参会学员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怎么处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村民小组和村集体的关系；战旗发展的机遇和契机是什么，村庄和外部合作的利益机制如何构建，村庄五年十年以后的赢利点在哪；集体发展强的村庄如何突破“老子传儿子”这样一种传统的治理格局；乡村要发展，村庄的土地规划该怎么去做……针对这些普遍性的问题，高书记和嘉宾们一道谈了自己的看法。

9月9日，袁家村宰建伟老师以“袁家村启示录”为题，为大家剖析陕西袁家村成功的原因。一般乡村旅游的定义里都没有农民，很多实际的项目也是排斥农民的。袁家村不一样。它把关中地区的传统习俗、村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旅游资源，重建了生活形态，形成了独特特色的旅游IP和特色品牌价值。袁家村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村社组织模式之上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以股份合作社为组织和创业平台，吸引村民入股创业，形成了一个“内部的股票交易市场”。袁家村不可复制，袁家村做事的方式、机制值得借鉴。

来自浙江义乌的何允辉书记介绍了何斯路村这十多年的实践。何书记以种植薰衣草为例，用生动的语言、具体的运作、创造性的管理方式，展示了产业发展和村民参与的曲折过程。他认为一个村的产业不是单一的，是所有的产品串成的珍珠项链。单一的规模化经营会害死人。跟袁家村类似，何斯路村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的框架作为支撑。产业并不单独存在的，和村庄的社会结构相脱离。在讨论环节，董筱丹副教授认为村庄需要为成员提供具有公共属性的生产性服务。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理事长严晓辉博士认为重要的是信用的重新构建，资金、资源、关系都可以作为用来重构信用，培育村庄共同体。在对谈中，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姚树荣教授谈了他自己对何斯路发展历程的五点认识，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生长着的过程。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提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工作需要更多的“傻子”。中国的乡村不缺这样的“傻子”。“傻子”不是在牺牲，他是自己要做事。重要的是要建立机制来保护集体经济的掌门人。

9月10日，李昌平作主题演讲，回顾了他做乡镇党委书记、在北京读书写作的经历。他说自己当书记的时候是错多对少，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村集体应该是村民生产生活共同体；其产权、财权和事权、治权应该相统一。现在不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已经无法再增加农民收入；需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资源资产集约经营起来，让农民的产权充分实现市场价值。但是如果集体股份制改造，股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就是私有化了。要赋予村集体、村民更多的权利，发展“内置金融村社体系”，允许农民种厂子、房子、特色小镇，开银行、保险公司、供销社、劳务服务中心，把挣钱的事情多留给农民来做。 

改革为农村带来活力。贵州湄潭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陶通艾介绍了湄潭农村改革试验区由来，试验区从1987年到2021年承担的17项改革任务。其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集体建设用地同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等内容被中央文件吸收，对全国土地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湄潭现在正在开展“财政资金股权化”、“农业设施登记抵押融资”两项新的试点。陶主任详细介绍了湄潭在“三变”改革中的做法、要注意的问题、取得的成效。学员认为湄潭在村庄规划中“一图一表一说明”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成都市村政学院邓蓉教授多年在各地调研，以自己专业的知识、具体的案例回答了学员在土地制度、法律、企业投资风险方面的疑问。她发现在改革过程当中，法律有“打架”的地方，法律上谁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主体还并不清晰。

村庄的经营是现在的一个难点。9月11日，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松漫女士介绍了公司和村集体共同协作，运营村庄的实操，经验。操作的核心是在资源整合、统一经营、利益共享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外来企业共同组建平台运营公司，把它作为乡村发展的平台，推动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权分离、综合运营主体和产业经营主体分离，解决村庄市场能力不足、外来资本和农户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排斥农民的运营是高成本的运营。中央党校刘忱教授为学员讲解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的关系。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主题是现代化，但现代化不是把农村建成城市，不是消灭乡村。传承民族文化要依靠乡村。刘教授建议“外修自然生态，内修人文道德”，在生态文明的转型中推动乡村文化的复兴。

郫都作为川西平原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区域，城市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机遇，土地改革也给部分村庄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修班学员集体参访了其中的先锋村、安龙村。先锋村以基层自下而上的党建工作为引领，通过“打平伙”、“合办九大碗”治理方式，对林盘、土地的进行再整治，打造出了“农夫记忆”村庄品牌，以农耕文化的经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安龙村以宅基地增减挂钩为契机，建成了组团式的花园式村庄。村内小盆景和互联网的结合，生态农业和新村民的引入，又为安龙村发展添加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两个村庄的实际发生的变化，让我们看到农民也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旧的乡土之上创造出新多种多样的生产生活形态，建造新的美丽家园。乡村可以让城市更美好。

为更好服务学员实际工作需要，会议发起成立“国仁乡村振兴讲师团”、“乡村振兴村庄协作网络”。讲师团邀请实践者、专家学者为集体经济带头人、村庄的经营者服务。网络鼓励学员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外部专家、研究者、社会组织、专业公司一起，共建美好家园。学员们表示，乡村是生长出来的，有软硬两套系统。培训班在设计上宏观、中观、微观都覆盖了，有理论有实践，可落地可执行，打开了思路，觉得没有听够；资源对接很有帮助。案例教学看似与自己的工作没有直接相关性，但它们发展的过程，碰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有很多的启发，收获很大。而学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回去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村子建设起来。

乡村振兴是群众的事业。它是一个生活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形成新的主体，让更多的人和村庄的发展相结合，安身立命，在城乡之间创造出新的可能性，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和集体经济的“新命”，服务于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此次研修班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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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企业是近几年由公益慈善行业倡导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强调以社会的、公共的资源、合适的产权结构，市场的力量，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公共的问题。中国社会企业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家自觉而有力的尝试。

      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组建于2018年4月，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议，全国乡村建设领域的十多家社会组织、企业、研究院所联合发起，集合了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20年来在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乡土文化传承保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乡村振兴试点村机制设计、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实战经验，力图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的系统化、市场化、专业化、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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