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建二十年 | 杨帅：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归纳
编者按
“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三农问题”则是伴随1990年代激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挑战，进入新世纪被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自2001年以来的“当代新乡村建设”，即为缓解“三农”困境的多种尝试之一。 过去二十年来，秉承“维护民生、促进联合、提倡多元”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个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实践性的社会改良试验，已经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硕果累累。从新农村建设、记住乡愁到乡村振兴，从食品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到国家安全，二十年来，乡建人的时代担当从没有停息；从乡村建设、城乡互助到国际交流，从社会公益到社会企业，从人才培养、农民合作、工友服务、生态农业（CSA）、乡土文化复兴、乡村建设研究到乡村综合发展，二十年来，乡建人的社会探索从没有止步。
为了记录新时代乡建历史，铭记这大地上的行动故事，传播乡建精神与经验，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新时代乡建二十年（2001-2020）系列专题文章，欢迎关注、参与！
本文为杨帅老师在2020年5月16日召开的新时代乡建二十年线上交流与反思会之“乡建思想创新报告”环节的发言整理，已经作者审定。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归纳
——新时代乡建二十年交流与反思会发言
作者简介
杨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村金融与土地问题。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与归纳。选这个题目的主要原由是自2007年进入人民大学跟随温老师学习以来，参与了若干个社科重大、重点及各类项目，项目组成员在温老师的指导下集体形成了许多乡村治理机制方面的理论创新。大部分创新性的观点已经收录入《三农与三治》这本文集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参考。下面，我就自己的理解，大概从四个方面简要加以归纳：一个核心、两种理性、三大机制、四个支撑。
（一） 一个核心：应对外部风险问题
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风险问题，不管是中国的农村，还是外国的农村，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风险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不过在传统的乡村，更大的风险可能是家庭的生计安全和生存风险；村庄作为家庭的外延，也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村庄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到了近现代以来，造成风险的一个本源性的原因是市场的风险，当然还有社会治理的风险，其他领域的风险等等，但本源性的风险仍然是市场风险。因为市场是资本往乡村扩张的主要渠道，对乡村形成挤压，对生态造成破坏。因此，当代乡村各种主要风险的本源就是产生于市场风险，这是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二）两种理性：群体理性VS个体理性
如何应对外部风险呢？东西方在应对时，有两种不同的理性行为特点，这两种理性产生于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温老师提出了以土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的分析框架。两种不同的文明最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
一种是西方主流学科所说的个体理性的逻辑。其特点，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个体在应对风险的时候，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其背后隐含的思路就是成本转嫁的思路，就是让自己承担最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个人是如此，个人凝结起来的企业是如此，再上升到国家层面也是如此，所以在个体理性下形成的必然是不断将风险往外转移、将成本向外转嫁的逻辑体系。
当然，西方自身的社会科学体系内部，已经对这种个人理性的逻辑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建立在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基础上的范式，它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建立的一种范式。
跟西方相对的就是东方社会产生的群体理性，这个东方社会不仅包括中国和东亚，马克思描述的亚细亚形态里面的印度村社也是这样。他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要在地理、气候等各种约束条件下，应对各种风险，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积贮防灾等，这决定了其必然是一种组织化的生产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群体化的社会生活模式，由此就产生了群体化的理性行为特征。
群体理性的基因是家庭。家庭理性就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风险。传统社会里面家庭最大的风险就是生存风险。其中，足够的粮食消费是个基本的问题。所以，虽然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的市场收益相比有差异，但从事不同生产的家庭成员之间并不会按照各自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因为，家庭考虑的是所有成员的生存。根据劳动的边际贡献来做分配是市场的逻辑，而在家庭里面是平均分配的逻辑。这里，我们所说的平均是相对的，因为受文化的影响男女会有所差别，但整体上家庭成员之间是一个平均分配的逻辑。这个平均的逻辑就是为了保证家里面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存，在这种生存的逻辑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整体化的理性特征，即家庭理性。
当这种整体性的理性特征外延到自然边界确定的村社范围内的时候，就形成了村社理性。即以村社作为整体去应对各种外部性风险问题，包括各种自然风险、兵匪过境、以及各种灾害性风险等等。
（三）三大机制：风险内部化、收益社区化、要素再定价
既然应对风险有两种不同的行为特征，那就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风险的机制。西方个体理性下形成的是个人不承担代价而获取最大收益的机制，所以就是风险外部转移的机制。而东方群体理性下派生的是做为整体应对外部风险，将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理的机制。这是三大机制的第一个。
当然，风险内部化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所以能够凝聚成这样一个群体、并维持这个群体的存在，进而保证这种群体理性发挥作用，在群体内部就要有一种有别于市场竞争体系下的物竞天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即社区化的分配方式，或者把它概括为收益社会（社区）化。风险内部化机制是要靠这个机制作为经济支撑的。但是，由于近现代以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不断往乡村挤压和延伸，破坏了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并导致乡村人、财、土地三要素日益流出（或流失），使乡村没有了收益的来源。因此，要在当代重建风险内部化机制，首先就要解决收益的问题。
当前，我们看到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即包括乡村生态、文化等在内的空间资源的价值凸显出来，所以就产生了第三个机制，就是要素再定价的机制。空间资源再定价，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其实，在生态要素再定价的同时，原来留守在乡村、不被工业劳动力市场看好的“残值劳动力”群体也获得了再定价的机会。也就是说那些留守的老人、妇女群体，他们作为一种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其价格也随着生态价值的发现而被重新发现，包括他们身上附带的各种文化，生态化耕作的经验，传统的传承等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都变成可以被市场定价的要素。
因此，当代乡村应对风险，有赖于三个机制发挥作用。包括：风险内部化机制、收益社会（社区）化机制、以及当前条件下的要素再定价机制。三个机制互相协调，互为支撑。而这三个机制性的作用要落地，要靠四个方面的支撑。
（四）四大支撑：成员权、双层PPP、三级市场、“金山银山”本位
成员权。第一个最根本的支撑就是成员权，成员权跟集体经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所说的集体经济是体现成员权收益的集体经济，而成员权收益的真正实现也要靠集体经济产生收益。在中国，成员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为在历史的条件下，产生了村社成员共同生活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方工业化（乡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成员权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在当前，成员权仍然是我们讨论农村经济制度的前提约束，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性的约束，是其他制度的根本。
双层PPP设计。成员权的实现，是和集体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代集体经济在长期的去组织化改革过程中，曾趋于弱化。特别是当村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固化到成员手中，其他的资源性资产大部分也是在分户使用时，集体经济就失去了资源性资产这个基础。随着2005年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到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每一年对乡村都有大量的建设投入，这样就有大量新的公共资产沉淀在乡村。这种政府投入形成的公共资产，就是新时代可以被活化的、集体经济的重要资产来源。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形成第二个支撑，即通过双层的PPP设计，重新建立集体经济，重新激活农村资源型资产。
第一层PPP是在国家投入与乡村集体之间形成的。首先，国家的公共性的财政投入是典型的公共投入，所以是有Public（公共）性质的。当国家投入到乡村，它的所有权可以保留在国家手里，收益权和使用权可以交给农村集体，而将最后的收益权作股量化到村内成员。这样，村集体作为一个单位就占有了国家投入带来的收益，相对村外而言这种产权是有排他性的，而且在村内也是做股量化到集体成员，由成员个体占有收益的，所以它相对国家的投入就有Private（私人）的性质。这是第一层的PPP。
第二层PPP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外投资主体之间形成的。在形成第一层PPP的过程中，集体以国家的投入产生的集体性收益，吸引村内成员入股配资，调动农民的资源型资产入股或者资金的投入，这样就使得成员再次回到集体经济。当回到集体经济之后，产生的收益在村内又是对村内成员进行社会化分配的。因此，当新型集体经济重新建立起来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于外部的投资主体来说就有公共性：集体作为一个Public和外部投资者的Private之间就形成了第二层的PPP结构。
三级市场。在这两层PPP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地发育三级市场。当然，三级市场的一二级市场和双层PPP是有重叠的。三级市场近期讨论的非常多，在此不再赘述。可以参考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中国软科学》2018.12）、《空间资源再定价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金山银山”本位。前面所有的设计落实的基础上，最终要依靠“金山银山本位”，完成中国货币发行生态化转型。所谓“金山银山”本位，实际上就是货币的发行机制由原来的外储发行，回归到或部分回归到以我们国家主权可控的资源为锚定物发行货币。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从逻辑上来看，既然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那么“金山银山”也能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
那么，依靠“金山银山”本位发行货币的障碍在哪呢？主要问题是，如果是在分散状态下，由一个一个的农村成员分散占有资源，并跟外部主体进行个体化交易，大量分散的交易过程所产生的收益就很难被国家有序地加以利用，将其作为货币发行的一个依据。简言之，就是交易费用问题。所以只有在前面三个支撑真正落到实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建立双层的PPP，进而发育完善三级市场，那么就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逐级的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解决了前提性的问题，“金山银山”本位就有条件落到实处。在乡村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吸纳国家增发的货币，并在三级市场的交易中形成货币放大的乘数效应。
在此基础上，中国就能够彻底地摆脱依赖于外储发行所形成的顺周期的风险：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外汇同步下降影响国内货币发行，对逆周期做多的调节政策形成制约；反之，经济顺周期上行的时候，外汇同步增多，国内又必须要对冲增发过量的货币，在传统产业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增发的货币会大量流向投机部门，造成经济的虚拟化。这种顺周期的风险在过去的二十年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金山银山”本位不仅对乡村，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8. 孙恒：工友与城市社区
国仁乡建
社会企业是近几年由公益慈善行业倡导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形式，强调以社会的、公共的资源、合适的产权结构，市场的力量，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公共的问题。中国社会企业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家自觉而有力的尝试。
国仁乡建社企联盟组建于2018年4月，由“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倡议，全国乡村建设领域的十多家社会组织、企业、研究院所联合发起，集合了新世纪乡村建设运动20年来在生态农业、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乡土文化传承保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乡村振兴试点村机制设计、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实战经验，力图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的系统化、市场化、专业化、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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