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犹太人到处传播共产主义并不断为全世界的左翼革命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就德国本地来说，犹太人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是极为全面而广泛的——德国工人组织的创建者费迪南德·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发起者保罗·辛格尔、社会民主主义创始人伯恩斯坦、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等等都是犹太人，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中有两位犹太人；而在1918年11月，以库尔特·艾斯纳、欧根·列威纳以及恩斯特·托勒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们推翻了巴伐利亚的君主制，著名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样，于1919年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其49名委员有31人具有犹太血统，这也包括它的主要领导人库恩贝拉。在希特勒的世界观里，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用于破坏其他民族传统乃至于征服世界的工具，列宁本人的犹太血统以及列宁评价犹太人是无产阶级的民族和天才的民族等说法都成了希特勒构建其“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观的基石，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希特勒一直强调犹太人问题的国际性质，借此提出要用“国际性的措施”来解决“国际性的犹太人问题”，号召欧洲国家建立一个控制犹太力量的联合阵线，这本身已经反证了犹太人在全欧洲参与左翼运动的广泛度与积极性，1920年8月13日霍夫布劳斯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公开攻击犹太人的“国际阴谋”，强调纳粹的反犹目标不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保护为了全人类不受马克思主义国际精神的污染，在这一外交背景下，希特勒甚至以“防止欧洲出现第二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基地”为理由，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这才帮助佛朗哥建立了反犹太人的极右翼法西斯政权。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左？这同当时犹太人在欧洲民族国家遭遇的普遍处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俄国，沙皇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犹太人不能在政府机关工作，所允许从事的职业与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严格限制，特别全俄大吃鸡期间，许多白军派系作为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狂热东正教徒，在秩序崩坏的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更为酷烈，迫使许多犹太人加入到红军一方，催生了一大批犹太裔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早年的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罗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越飞等，都是犹太人，甚至列宁本人也有犹太血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规，使犹太人获得了政治解放，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青年政治家脱颖而出，在苏维埃俄国的24名党政委员中，犹太人就占了足足16名，其他欧洲地区犹太人的革命行动同样不胜枚举。下图为波兰右翼宣传画——绝不落入犹太布尔什维克魔爪。
综上所述，犹太人总是会被他们的处境结构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后者对犹太人主要的诱惑就在于可以让他们逃离被迫害者身份，我们可以想象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国家民族和歧视偏见的普世主义许诺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被迫害的少数族裔具有何等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普遍结合也为反犹主义提供了新的借口，因为这些革命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制结构与保守主义的国家/民族/家庭三位一体的传统伦理观念，在右翼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左翼革命活动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互动——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人的革命倾向；而后者越革命，越向共产主义靠拢，反而越刺激了右派们反犹情绪的高涨。正如阿甘本所意识到的，无民族、无国家的犹太人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神圣主人的“症状点”，野蛮时代主人的治理就好像霍布斯《利维坦》所表达的那样——只有作为一种纯粹的死亡威胁，生命才能被允许出现在神圣律令与崇高客体的治理向度之中，但二十世纪所谓提倡文明的民族国家也并没有废除死亡，而是把死亡微观化并散播到每个人的符号形态之中，政治技术将人从它的科学/生物学依据里提取出来，人之名被缩减成它符号界的国籍，当人不再是自在自明的，而是神圣主权赋予的，无国籍者自然沦为非人只剩下宛如动物般的纯生命，关押他们的救济难民营（赤裸—生命）随时有可能在一场集体癔症的疯病发作里被翻转为集中营（赠予—死亡），在这一剥夺身份的意义又赋予意义的身份的过程里，任何尚未沦落到犹太人位置上的主体都必须要感谢神圣主人赋予人形的恩典。帝国主义国家本就是一种伤口，神圣主人决断的疆域界限唯有通过对领土的僵死和对他者的隔离才能得到显现，这意味着它的基本形式就是由对内的覆盖性编码殖民主义和对外的符号化割据的过程或实践所定义，中心化集权机器既迫使人群分裂，又操控人群聚集，其实质就是不断制造垂直强度的科层等级制再生产，为此提供合法性的则是其割围水平层的融惯平面和斩断不规则逃逸线的另类连接——权力必须决断一切价值，神圣主人一向习惯于将一切异质和离散的游离的可能性因素再僵死化，并总是试图通过垂直层的树状等级制线条穿透一切扁平化的无上下关系的网格状平面空间，正如德勒兹“驱散”的例子所示，帝国主义的威权中心常常要求它的基本单位驱散公共领域的任何聚集，荒谬的是，前者将后者定义为反社会行为，只是因为它会创建一个可以形成新的潜在的社会关系的异质空间，这便有可能分离出一个个水平层——神圣主人希望对主体如何相互水平地关联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垄断，因此时常采取行动阻抗主体逃逸地结社，以保证其由四面八方的伤口包围出来的垂直层树状等级制意识形态不会受到异质性生活方式的挑战。下图为俄罗斯右翼宣传画——被犹太人操控的布尔什维克。
犹太人无国界而无民族，这意味着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穿透国界伤口的割围，他们是“对伤口的再伤口”，于神圣主人而言，犹太人的任何行动都具有随时翻转成革命行为的潜能，在等级制树状垂直层上不被捕捉的随机运动就意味着不断制造平等的水平层，为差异或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融惯空间，沿着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路线，犹太人通过水平层的扁平化聚集的解辖域化展开，于可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阶层中为人民减去各种来自等级制威慑线，从中可以创造多个新的大地和多个新的民族主体。显然，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将犹太人从国家和民族中解放出来，而是将犹太人从作为他者的具体的国家民族等既成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于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被锡安主义和犹太国教化运动同等均质化的国族主义所支配，就像二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第一个国家正是日本自己那样，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和犹太国教化运动使得犹太人之名不再关系于地下学术、自治群体和革命行为如何并入去中心化与自组织的左翼社会运动，因为革命行动已经被国家的中心化范式所捕获，它的节奏被中断并困守在右派保守主义和同样保守主义的割伤与割伤、垂直与垂直的同质组织结构那种荒诞至极的内在冲突之中——一旦某个不可动摇的结构被组建，那么，一切就会定居下来，国家和权力系统就形成了。因此，无界的游牧民族必须时刻同关于捕获和定居的国家机器展开永恒的斗争，他们理当创造自己的差异性战争机器以在最实质的层面上“对抗—编码”，消解法西斯主义主体那种不变的身份认同（后者总是轻易积累傲慢和自恋的毒素），“犹太—布尔什维克”并非符号学身份，而是右派症状点上排除出来的伤口，它既是缺席的、不在场的和去中心化的，也代表犹太人具有这样的潜能——重新成为无界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们最恐惧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梦魇，也只有当遍地都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和少数族群，神圣主人的中心化臆想已经全然破灭，一切伤口对人群的切割均遭爆破的情况到来之时，只有这犹太人解放世界的保守主义者们最恐怖的噩梦被现实化之后，对犹太人的迫害才能真正得到停止，正如一些有关凯乐奇计划的右翼意淫的梦呓所显示的那样（它也相对程度上道出了真理），犹太人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他们自己。综上所述，犹太人一度曾是一种“尚未到来”的民族，被永恒例外排除的位置让犹太人在存在意义上失去了任何领土化的目的，以至于他们作为主体或个人的存在的表达就是反抗性的和政治性的，领土化的实质不就是对主体本身的领土化吗？主体的肉身的灵魂都不过是神圣主人的领土，是支撑主人的垂直层等级制权力在其上驰骋的伤痕大地，以色列这一树状系统自身的上下级结构总是试图对一切在永不停息地解码的东西进行再垄断和再编码，恰恰正是因为二十世纪犹太人被它们排除在了剧毒的民族国家之外，他们才能作为这种永不到来的民族生成其差异性的革命行为与左翼立场，真正具有了对于僵死的既成序列颠覆性潜能——成为犹太人，就必须首先抛弃以色列，צ׳ן פאי צ׳י不是犹太人，那恰恰是因为他远比犹太人更为犹太，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