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 | 香港电影究竟如何薪火相传？

文/五色全味，电影工作者、影评人

香港，拥有着一种非常“传统”的味道：那些未被现代化完全洗涤的古老建筑和美学、传统的风俗、老城内烟火气十足的市井生活、因袭古汉语九声六调的粤韵白话……皆构成了一种典型隽永的香港滋味。

那份“传统”不但体现在生活与一景一物之中，也呈现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上。好比在香港电影工业中，“传统”的烙印便是由来已久。现在有不少人谈香港电影的“人才断层”，但追根溯源，却不免要提及香港电影曾经的那份“传统”的师徒传承关系——究竟过去香港电影的人才是如何“薪火相传”的呢？

香港电影工业中的师承，最早其实像是手工艺行业的师傅带徒弟：学徒给师傅做助手，边做边学，学徒也叫“学师仔”，“学师仔”要经得起师傅的打骂与严苛，经历了漫长的训练后才出来独当一面闯世界。在戏曲和武行里，这种传统师徒关系沿袭得最为明显典型。

就像著名导演及武术指导刘家良，他的父亲其实就是武术宗师黄飞鸿的徒孙，刘家良后来也是靠这套传统的师徒授艺模式教了一大堆明星徒弟：郑少秋、惠英红、傅声等等；又比如成龙、洪金宝等人的“七小福”，就是师从于著名京剧武生于占元。于占元上个世纪60年代在香港创办中国戏剧研究学院，一手栽培了后来名震影坛的“七小福”。于占元的学校虽然美其名曰“学院”，其实师傅只有他一个人，教育方法也还是传统梨园行的那一套：对徒弟的训练极其残酷严苛。这种训练方式以现在眼光看起来也许有些不太人道，但他们的师徒关系却俨如父子，严厉下面是舐犊情深般的情谊。

提及刘家良或“七小福”，是因为他们后来都在邵氏或嘉禾这些大制片厂体制下发光发热，当年的一些“学师仔”在电影行业也变成了“大师傅”，为这些制片厂培养了许多的武师与专业人才。

大制片厂体系，是香港电影师徒传承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制片厂年代，制片厂每年都会制作足够数量的电影。唯有电影的产量足够多，那些“学师仔”才有可能得到足够的训练，并且在频繁漫长的制作过程中，与他们的“师傅”形成足够亲密的连结。

在香港电影工业之中，这些“学师仔”被称之为“红裤仔”，象征由基层做起的电影工作人员（其实“红裤仔”一词也是来源于梨园行）。他们与那些正规学院出身，经过科班教育的电影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一开始多数都不是因为热爱电影才进入这个行业，对于他们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解决生计，所以他们一开始入行也鲜少有机会接触创作工作，很多时候都是从场务、副导演这些执行工作做起；另一方面，他们一开始也并没有和那些导演形成正儿八经的师徒关系，纯粹是因为工作结缘，只不过导演觉得他们工作做得不错，开戏的时候就持续用这些人，次数一多，导演们不经意间教授了技巧，“红裤仔”们磨练了经验，师徒关系慢慢建立，传承也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

左起：李修贤、午马、陈观泰、张彻、姜大卫、吴宇森、狄龙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邵氏片场，吴宇森就曾给张彻做过副导演，靠着在大导演身边耳濡目染而学习了许多电影经验。但在这种片场的师徒关系中，导演们其实大都不会具体教学，或像老师一般在理论上授之以渔，只能靠学徒们在实战经验中自己学习吸收。这种传承与其说是“传授”，毋宁说是“影响”，就像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显然是源于张彻，只不过他将张彻那种血肉残酷的盘肠大战做了改良，将暴力影像处理得更为美化浪漫罢了。

在大制片厂年代，像张彻与吴宇森这样的师承关系实在多不胜数。张彻本人就号称有弟子“三十六房”，不过除了一些“红裤仔”，也有许多是知名演员，无论是狄龙、姜大卫，还是后来的李修贤、戚冠军、钱小豪，皆是他的弟子，桃李芬芳自不待言；另外的几个大导演胡金铨、楚原、李翰祥也概莫能外，弟子们也继承了他们的精神，延续着香港电影的血脉与荣光。以至于后来邵氏减产，邵逸夫接手无线电视，无线电视台也一样还是一个大制片厂概念，比如知名导演杜琪峰，在无线就是师从大导演王天林，也一样是在这样的制片厂体系下传承了上一代的经验，而后在电影世界大施拳脚。

除了制片厂本身，“大导演”其实也是延续这些人才传承的重要元素之一。尤其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制片厂体系逐渐解体，香港电影市道也慢慢走下坡路，唯有一些“大导演”才能每年有足够数量的电影开拍，亦能够持续输出一些他们在行业中的宝贵经验。说到底，足够数量的训练和优秀顶尖的制作经验对这些“徒弟们”而言都是必备元素。就像现如今在合拍电影中发挥出色的郑保瑞和林超贤，当年就都是一些“大导演”的门徒：郑保瑞跟随过刘伟强、林岭东与杜琪峰这些大导做副导演，吸收了丰富的制作经验与执行技巧；而林超贤则是师从陈嘉上，在他身上汲取了不少类型经验。

左起：郑保瑞、游乃海、杜琪峰

只不过当离开制片厂体系之后，这种工业内部的师徒关系其实已开始变得有些暧昧和模糊。因为离开了机构和某种集体性质的团体后，每个人其实都变成了独立的个体，不再有机构里老师傅带学徒的一套严格系统，而两者之间也不再会正式地以“师徒”相称，虽然有后来者在电影制作中沿袭或继承了一些更资深的创作前辈的经验，在心里也许默默把他（她）当作师傅，但表面上他们都是更为平等的电影合作者关系。

就如王家卫一直说自己受了谭家明的影响，外界也常把王家卫看作谭家明的徒弟，但在谭家明口中，他们只是“朋友关系”；又比如关锦鹏早期曾帮许鞍华不少电影做过副导演，在心里也默认许鞍华是他的师傅，但许鞍华却一定不会以“师傅”自居。这和制片厂年代，大导演们总是正式被尊为师傅，下面弟子亦恪守师徒之礼的习俗相比，俨然已经是另一道风景！

当然，这种师徒关系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导演”这个工作上，“编剧”也会有他的徒弟，“摄影”也会有他的徒弟。尤其是香港电影工业逐渐式微的背景之下，更多的摄影师与编剧转型做导演，也令到更多在“导演”以外界别的师徒关系浮出水面。

黄岳泰、敖志君客串《无间道2》

好比摄影师黄岳泰的徒孙刘伟强就做了导演，他拍《无间道2》时便找了自己的师傅敖志君和师公黄岳泰来客串；导演郭子健是编剧出身，他就一直自认是编剧司徒锦源的徒弟；司徒锦源又是韦家辉的弟子，而韦家辉的另一个编剧弟子游乃海也做了导演，如今亦是银河映像的中坚力量；今年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众多提名的电影《逆流大叔》的导演陈咏燊，便是师从编剧出身的导演马伟豪，曾经帮马伟豪写过《河东狮吼》《新扎师妹》等剧本……

香港电影曾靠着这样的师徒关系谱系将其经验一代代传袭，但伴随着工业本身的或衰弱或转型，以及北上的大势所趋，本地已经再也提供不了足够的工作和经验成就另外一批“红裤仔”了，这类传统式的师徒关系自然也就在香港电影工业中慢慢淡化和消弭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院派”新人变成了香港电影的新生力量，站上了全新的舞台。虽然大环境变了，传统的师徒关系和片场的密集训练已经无法在这些新人身上再现，但那份工业经验的传承其实依然存在。就像《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在学校的老师其实是谭家明；而《树大招风》则由银河映像一手打造，因袭着银河映像的工业经验和血液。

《树大招风》导演，左起：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

说到底，电影工业总有繁盛或凋敝的一刻，但电影之魅力，其实是在于“影响”的隽永和深厚。传统的师徒关系也许不复存在了，但只要电影的影响力还在，电影本身就能像“师傅”一样继续哺育一代代人，就能传承下去。一如香港电影人现如今把制作经验带到了中国内地，也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制作人才，那也是香港电影这位“师傅”散播开的种子；还有那些看香港电影长大，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人，那些电影都是镌刻在他们心中的人生体验，是永远可以传递的情感记忆。

种子散开了，散在哪，怎么长，不由分说。但开了花结了果，就都留下了印记。这便是香港电影的影响力，不是吗？

🌟 福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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