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耍了 Google 的天才工程师，又摆了 Uber 一道
【CSDN编者按】跳槽是硅谷科技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近来Google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一名骨干跳槽案却引发了业内关注。天才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斯基此前曾是Google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核心主导人员，但是“希望利用科技力量来改变世界”的他在跳槽到Uber后，却遭到了Google的“围追堵截”，并以窃取商业机密的罪行将其告到了法庭。
目前，这起案件仍然处于胶着状态，而Uber和莱万多斯基都被搞到精疲力尽。事实究竟是如何的？身处科技圈的从业者是否需要明确知识边界？又该如何做才能“明哲保身”？本文的作者Charles Duhigg在采访了莱万多斯基本人以及Google众多高管后，详尽地阐述了整个来龙去脉。
以下为译文：
2011年，在Google从事秘密项目研究的一位小组工程师收到了同事发来的邮件。“该来的总会来，”邮件里说，“安东尼要被开除了。”公司总部内的一家自助式咖啡厅里，几个收到邮件的人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着关于安东尼·莱万多斯基的小道消息——他是公司最有天赋、最有知名度的员工之一，但很明显这次他做得太过了。
天才工程师莱万多斯基
莱万多斯基是个天才工程师，他经常接受报纸和杂志的访谈，当然也包括这次关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访谈。在Google的校园中，莱万多斯基非常出挑：他身高整整两米，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牛仔裤和灰色的T恤衫，在硅谷这是一个标志，表明他要把自己的精力留给更崇高的目标。他经常被邀请到公司的头脑风暴会议上发言，因此所有人都知道（一些人甚至讨厌）他非常希望利用科技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安东尼·莱万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
当年说服Google的领导层在自动驾驶汽车上投资了上百万美元的人也正是莱万多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四年前，莱万多斯基和他的团队赢得了DARPA大奖赛，这是一个由政府出资支持的自动驾驶竞赛，目标是穿越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沙漠。参赛的大多数选手都造出了自动驾驶汽车，但莱万多斯基他们却造了一辆自动驾驶摩托车，叫做“恶灵骑士”——后来他承认，他认为这个新奇的名字能吸引很多眼球。
莱万多斯基（右二）与其团队研发了“恶灵骑士”无人驾驶摩托
尽管恶灵骑士刚刚亮相时的结果非常狼狈——仅仅跑出起跑线几英尺就坏了，但在其他一切方面都非常成功：莱万多斯基的勇气再加上他的才华，让他成了比赛上的明星。美国历史博物馆甚至永久收藏了恶灵骑士，而2007年，年仅27岁、只有UC伯克利的一个工程硕士学位的莱万多斯基就收到了Google的一份价值百万美元的offer。Google还同时雇佣了莱万多斯基所在的整个团队。
当时，Google希望能用软件提供导航指示，帮助人们在城市里寻找前往商店或健身房的最佳路线，从而统治导航服务的市场。Google预测随着智能手机的成熟，用户会更愿意提供自己所在位置和目的地的数字信息，而这些数据对于一个以销售广告为主的公司是无价之宝。为了让软件更完美，Google需要完整的地面信息，如路上的限速标志牌，肉眼能识别出的哪条道路更容易走、哪条匝道需要变线等等。莱万多斯基和他参加了大奖赛的团队成员开发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将几千张地形照片缝合在一起，然后配合GPS坐标使用，就可以在山上和河床里帮助自动驾驶汽车导航。这种技术可以映射城市街道，但首先需要上百万最新的照片。在莱万多斯基加入Google之后，他就开始计划派出几百辆汽车，装备上摄像机，给全美国的道路拍照。但是他遇到了Google的官僚作风。
当时Google虽然还不到10岁，但已经有了一万七千多名员工，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莱万多斯基最近告诉我，“他们想要招聘我的一个原因是，拉里·佩奇知道我们很有干劲儿，我们不会墨守成规。”Google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经常抱怨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已经失去了以往给公司带来最初成功的黑客精神。在莱万多斯基加入时，Google的官僚主义正日益加剧。
“招一个人可能要花上几个月。”莱万多斯基告诉我。“Google有个计划叫做WorkforceLogic，用它招人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有一天我决定直接在Craigslist上发广告招人，凡是看上去能完成工作的人我都会招，然后我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付工资。于是这种方式被称为AnthonyforceLogic。”当时莱万多斯基还去汽车销售店里买了一百多辆车。当时他的一位经理告诉我，“我们拿到他的报销单据时惊呆了，他那个部门所有其他员工的费用总和也不及他一个人的花费。会计当时就懵了：‘这是什么鬼？’但拉里·佩奇说，‘给他报销。’我们才给他报了。拉里希望大家能够克服障碍，告诉别人你能做到一些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公司要求莱万多斯基和他的团队在一年之内拍摄100万英里的道路。结果他们用了九个月就完成了，然后在印度的Hyderabad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将照片映射到每一条街道上。（今天，Google地图已经成为垄断地位的导航应用，每天都有三千多万人使用。）莱万多斯基和他的老板塞巴斯蒂安·史郎（也是另一个大奖赛的成员）就跟Google的领导层提议，下一步可以开发自动驾驶汽车。2009年，由史郎带领的一个小团队成立了，他们被分配到一个秘密的自动驾驶汽车部门，项目代号为“司机”。莱万多斯基的目标是硬件开发。
该团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出怎样给汽车装上“眼睛”，即一种可以将车顶的激光和照相机连接到计算机的技术，以方便拍摄前面的路况、标志牌、行人、其他机动车等。这种系统以前在大学里就有人做过，每个系统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莱万多斯基再次找到了其他解决方案。在加入Google之后，他自己创建了两个独立的公司，分别是510 Systems和Anthony's Robots，这两家公司分别拥有他开发的自动驾驶摩托车和其他项目的所有权。他发现，如果“司机”项目能从他的公司购买硬件，就有可能跳过几年无用的研究过程。因此，莱万多斯基向公司提议，用Google的钱从他的公司收购关键的技术。
Google同意了。尽管一些管理层知道这次不寻常的决定，但许多人都不知内情。“最初，没人知道安东尼卖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东西，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发现了。”莱万多斯基的一名前同事告诉我。“看起来这次交易似乎处于灰色地带，但当时每个人都想尽快前进，而这个方案的确很容易，所以我们就没问太多问题。最后证明这是个错误。”
在接下来的几年，“司机”项目成长到了几百人，Google也建立了一个自动驾驶车队。运输业是世界最大的行业之一，如果Google能成为第一个实现商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公司，那么这项技术将突破几十亿的价值。莱万多斯基是Google计划的核心，但随着司机项目的扩张，他的领导风格越来越分裂。他非常擅长解决问题，擅长团队合作，但他非常粗暴，且占有欲很强，很容易轻视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
他似乎也非常看重自己的报酬。莱万多斯基的一个同事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我们想从司机项目挣多少钱。我告诉他我想要挣一亿美元，这个目标在我来看其实挺不可思议的。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安东尼用一种怜悯的表情看着我，说我的眼光太狭隘了。他说，我们要赚十亿美元，至少。这项技术会改变世界，他应该至少得到十亿美元。”莱万多斯基有时候会穿一件定制的灰色T恤衫，那是同事送给他的礼物，上面写着“我喝了你的奶昔”——来自《血色将至》的一句台词，这是保罗·汤玛斯·安德森拍摄的一部关于黑心石油大亨的电影。“他几乎是那个人的翻版，”那名同事说，“就是个混蛋。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偷偷讨论开除他了。”
但是，根据前Google高管的消息，当佩奇听说莱万多斯基可能被开除，或者可能会辞职时，他下了个保留的命令。Google需要像他一样的人才。许多主要的创新，如Gmail、AdSense，都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在科技行业都已经算是老掉牙的技术。许多“登月”计划（即试图建立新的公司从而分散Google收入的计划）已经花掉了几十亿美元，但却很少能产生有用的结果。Google花费了几亿美元开发Google眼镜（2012年公布的增强现实设备，当时受到了粉丝的极大欢迎），但在证实了性能达不到预期而且不稳定之后，只能默默地放弃了该项目。就连Google收购的新创业公司，如2014年收购的智能温控器制造商Nest，其创新也通常会在收购一完成就停止了。
佩奇命令他的下属去交涉购买510 Systems和Anthony's Robots的事情，并考虑给予莱万多斯基更大的领导权利。“由于拉里的庇护，安东尼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一名Google前高管说，“他们是朋友，他们喜欢共进晚餐并一起讨论极客的东西。”
但是在司机项目中，想提拔莱万多斯基遇到了很多阻力。史朗在一封给同事的邮件中说，有好几个团队成员都“担心安东尼的责任感和诚实”。另一名高管David Lawee也写到，即使Google愿意“承担任用安东尼的风险”并且完成了收购，“我也要说，如果我宁愿选择一家合作伙伴来创立公司，也绝不会选择安东尼。”
但佩奇很顽固。根据Google的内部邮件，他命令管理层“只要司机项目能成功，甘心让安东尼发大财”。两个月以后，Google以2200万美元收购了510 Systems，同时还收购了Anthony's Robots。作为回报，Google向莱万多斯基保证未来根据司机项目的总值来向莱万多斯基支付巨额奖金。Google同意向他支付整个部门十分之一的价值，但以某种在四年时间内行权的影子期权方式支付。这份股权最终支付给他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是Google历史上最大数额的奖金。
510Systems的无人驾驶车“Pribot”，是Google无人驾驶汽车的雏形
“有时候，在Google升职的最好办法就是威胁他们你要退出。”莱万多斯基告诉我，“如果你跟他们说，‘嗨，我要去自己创业，’他们就会说，‘好，我们要把你买下来。’这就是硅谷的做事风格。你得创造压力，在这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相信未来并且愿意冒风险实现未来的人。”
硅谷的“背叛文化”
在硅谷，背叛和创新一样多。最早的背叛可以追溯到1957年，当时的硅谷就是由一些年轻工程师聚在一起经过讨论背叛了老板而创建的。这群工程师当时为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工作，后者由于在晶体管发明中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是一名糟糕的老板。他创立了一家小公司，一个位于加州Mountain View的水果农场。他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距离他母亲很近，而他的办公室就在距离今天Google所在地不到三英里的地方。
威廉·肖克利的员工举杯祝贺他获得1956年的诺贝尔奖
肖克利招募了一个小团队来制造第一代晶体管，其中许多都是刚刚从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毕业的学生。仅仅一年时间，大多数员工都准备跳槽了。肖克利是个偏执的微观管理者，而且是个种族主义者，非常容易发怒。他后来去捐精，但附加了条件，只允许精子用于通过了门萨测试（一个高智商测试）的女性使用。他对下属也极度怀疑，甚至有一次要求所有员工测谎，肖克利的八名顶尖工程师发现了他们对老板有同样的不满，于是他们联系了另一家名为仙童（Fairchild）的公司，后者愿意帮助他们创建一家新公司。在这八个人告诉肖克利他们要辞职时，他的助理告诉他们，感觉就像是“被好朋友在背后捅了一刀”一样。
创办仙童半导体公司后的“八叛逆”
这些背叛者后来被称为“八叛逆”，尽管他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但这是打响了硅谷背叛者们的第一炮。八叛逆后来创建的公司仙童半导体给创始人们带来了财富，给世界带来了“晶圆”这个词，也培养了一代善于背叛的计算机工程师们。不久，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就离职去创建新公司，前后共有一百多家，其中就有Teledyne和英特尔。
仙童员工离职后创办的公司
在八叛逆背叛肖克利的时期，作为科技行业的摇篮，许多地区比硅谷更合适。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是许多大学和前沿计算机公司的家园，不久后它就被称为“美国科技高速公路”。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28号公路就被北加州超过了。经济学家后来认为，硅谷的背叛文化是它成功的关键。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让员工很难加入竞争对手的公司，或者创立新公司。波士顿的工程师通常必须签署非竞业协议，如果他们退出，就必须等待至少一年，才能加入竞争对手的公司，或者创建自己的公司。但在加州，这种非竞业协议是违法的。这项禁止条例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偶然加入到了州商业法规，当时的加州立法者为了节省时间，全盘复制了纽约立法机构提出的（但后来被驳回）法案。加州早期的立法机构宣布“阻止任何人参与合法活动的合同”为非法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他们的决定会改变全球经济。
随着硅谷的公司越来越多，你甚至可以“周五辞职然后周一去另一家公司上班”，“你甚至都不需要告诉你老婆，只需要在周一早上开车去另一个地方就行了”——一名加州工程师告诉经济学家AnnaLee Saxenian。在加州，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新公司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分之一的加州科技员工都曾经辞职加入竞争对手，或者自己建立新公司。
“硅谷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业之路完全是布朗运动。”Ronald J. Gilson在1999年的一篇法律审查（http://www.nyulaw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pdf/NYULawReview-74-3-Gilson.pdf）中说，“他们在公司之间移动，建立创业公司，支持以前的雇主，从以前的雇主那里采购，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为他们带来了与其他公司甚至竞争对手的个人关系和业务关系。”这些人在加州的各个公司之间跳跃，导致秘密和内部消息到处传播。这种传播被经济学家称为“知识扩散”，它刺激了创新。“为什么阿迪达斯要在波特兰建办公室？”Mitchell Hamline法律学校的知识产权专家Sharon Sandeen最近对我说，“他们其实能去任何的地方。”但是因为耐克位于波特兰地区，所以阿迪达斯在那里建办公室可以更容易招到前耐克员工，从而得到竞争对手的知识。Sandeen说，“知识可以被泄露。”
近期的研究表明，在一些行业，允许员工在各个公司自由移动可以显著增加创新的速度。知识泄露使得公司能够避免竞争对手犯过的错误，这个结论让许多研究者有了新的发现。知道竞争对手会挖自己最优秀的员工，并窃取自己的机密，这让许多公司无法躺在过去的荣誉上。正如一名前Google高管对我说的那样，“我们希望人们尝试各种疯狂的事情，这样才能在别人窃取你的点子之前，自己先去努力尝试那些想法。”
但是近几年，硅谷的创新速度似乎放缓了。学术界注意到，包括Google、苹果、Facebook和微软在内的许多大公司有十多年没有发布任何革命性的新产品了。iPhone首次发布是在2007年，Facebook的News Feed是2006年发布的，微软的Xbox已经16岁了，而且，当扰乱市场的竞争对手——如Instagram、WhatsApp、Waze——出现时，大公司一般都会将其收购。硅谷的大公司通常都会假设，大部分员工都会在公司工作十年左右。
在日益僵化的硅谷，莱万多斯基是个异端。一名前Google高管说，“大多数人有钱之后都会停止奋斗。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非常特殊——他从来不休息。他就是那种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昏倒，醒来之后再工作工作，直到把不可能的点子变成现实的人。”
即使莱万多斯基得到了一亿多美元的报酬承诺之后，他也在不断督促自己“打破框架，标新立异”——一句在硅谷被说滥了的话。“这有好也有坏。”这名高管说，“因为有时候，看不到框架反而能帮助你做到不可能的事情，有时候承认框架的存在能防止你做傻事——比如进监狱。”
游离于Google和Uber之间的莱万多斯基
在Google收购了莱万多斯基的公司之后，司机项目继续进行，而Google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投资也迅速超过了十亿美元。北加州的居民开始在路上看到自动驾驶汽车，就是那些顶上装着旋转的小东西的普锐斯和雷克萨斯，经常会在十字路口停下来犹豫，就像刚刚学车的新手司机一样。2015年，司机项目庆祝了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万英里。
那一年，莱万多斯基开始邀请一部分同事在公司外面谈话。就像他当初开办Anthoney's Robots一样，他考虑创建另一个独立的公司。此时距离他把公司卖给Google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而他的期权也马上就能行权了，即使按照硅谷的标准他也是非常富有的人。但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莱万多斯基告诉同事，他没有自满。他在Google不快乐，因为觉得管理层之间的意见不统一导致司机项目的进度陷入了停滞。
莱万多斯基面临的几个最大的争执是关于自动驾驶的试验。Google自动驾驶汽车的导航软件需要通用大量的测试驾驶数据进行改进，而最有效的教自动驾驶汽车驾驶的方法就是重复，比如在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不断进进出出，这样它们的算法才能探索各种不同的情况，并从错误中学习。一名人类的“安全司机”需要一直坐在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位上，随时准备在试验不正常时接管驾驶。但为了追逐技术的边界，需要让汽车的软件经历各种极端的情况。“如果你的工作是改进技术，那么安全绝不是你的第一考虑。”莱万多斯基对我说，“如果是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只想安全那还是把车停在停车场里吧，没有错误就无法学习。”
2011年的一天，Google的一名高管Issac Taylor发现，在他休假时，莱万多斯基修改了汽车的软件，让这些汽车在原本禁止驾驶的路上行驶。据一名Google高管回忆，那天Taylor和莱万多斯基激烈地吵了起来。莱万多斯基告诉Taylor，只有亲自去驾驶一次，才能证明他的做法是必须的。于是两个狂怒的人跳进了一辆自动驾驶的普锐斯就出发了。
汽车开到公路上后，路过了一条匝道入口。据知情人回忆，那天那辆普锐斯与一辆并线的凯美瑞发生了擦碰。人类司机可以很容易地减速，让凯美瑞插进来，但Google的软件还不能处理这种情况。两辆车沿着高速公路继续高速行驶。凯美瑞的司机把车打向了右方。紧接着，显然凯美瑞为了避免撞到护栏，又向左打方向，最后打了个转停在了高速公路中央。而担当安全司机的莱万多斯基为了避免与凯美瑞碰撞而急打方向，导致Taylor的脊椎严重受伤，最终不得不进行多次手术。
普锐斯重新受控之后在高速公路上拐了个弯，将凯美瑞抛在了后面。莱万多斯基和Taylor不知道凯美瑞的损伤如何，他们也没有回去检查车里的司机有没有受伤，Google的其他高管也没有与有关部门联系，也没有人通知警察这次事故是由于自动驾驶算法造成的。
然而，莱万多斯基并没有被这次事故吓倒，他后来辩解称这次事故获得的数据是无价之宝，是一次学习如何避免类似错误的机会。他给同事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事故发生之前的视频。邮件标题为“普锐斯 vs. 凯美瑞”。（Google拒绝发给我视频的副本，也拒绝透露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莱万多斯基依然担任领导，依然在被禁止的路面上驾驶。
据Google的前高管说，在司机项目的前几年还发生过十几起事故，至少三起是严重事故。Google的一辆昵称为“KITT”的测试汽车在一次急刹车之后被一辆皮卡追尾，因为它无法分辨出黄灯和红灯的区别。车中的两名Google员工后来接受了治疗。一名Google前高管告诉我，皮卡的司机没有驾照，所以请求他们不要联系保险公司。由于KITT的尾部严重受损，因此不得不永久离开了公路。
在回应关于这些事故的质疑时，Google的自动驾驶部门认为这些汽车是不安全的。“安全是我们的在测试和开发技术时的首要任务。”一名发言人这样写道。Google说，KITT的事故报告提交给了有关部门，尽管后来有多人接受了治疗，但“事故中的每个人都自行离开了现场。”至于凯美瑞的事故，发言人称它是“一次不幸的单车事故，对方的车没能让行”，因为Google的自动驾驶汽车并没有直接撞上凯美瑞，因此Google不是肇事者。
从2014年起，加州的法规开始要求公司报告自动驾驶汽车涉及的一切“由于在公共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而以任何方式导致的碰撞而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或死亡”的事故。凯美瑞的事故发生在这条法规通过之前三年。自从该项法规生效后，Google又报告了36起事故。但如果Google依然没有报告那些不是由自动驾驶汽车主动碰撞其他车辆的事故的话，那么很可能还有更多没有记录在案的事故。
加州立法机构中代表旧金山的民主党一员Phil Ting曾经支持过自动驾驶汽车项目。“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任何不安全的行为，都应该及时报告。”他说，“如果不报告，就需要进行审查。”那名Google前高官就涉及公众的事故说，“这就是硅谷的风格——尽快失败，经常失败。但这些汽车可不是iPhone应用，失败会出人命的。”
2015年，莱万多斯基开始在同事之间搞活动，还搞过一次晚宴，在晚宴上他介绍了自己最新的愿望：他想建一家新的自动驾驶公司，专注自动驾驶卡车。他说，他的业务模型不会与Google冲突。再说，就算有冲突，因为他在加州，所以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他已经与许多投资者谈过，这其中就包括已经成立了自动驾驶部门的Uber。
Uber 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和莱万多斯基
Google的高管在得知他的挖人举措后勃然大怒。司机项目的主管Chris Urmson在2015年8月4日给同事的邮件中写到，“我们要开除安东尼·莱万多斯基。我今天得到了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他们都说安东尼在建设自己的团队，并试图拉一帮人一起去Uber。”但是，包括佩奇在内的Google最高领导人又一次保护了莱万多斯基。佩奇的决定可能是他的个人兴趣：当时他自己也成立了新项目，一家研究飞行车的公司，叫做Kitty Hawk，并且请莱万多斯基在业余时间帮助了他。其他Google的高管也担心，如果莱万多斯基被解雇，那么硬件部门与他交好的人可能会和他一起离开。于是Urmson接到的命令是尽一切可能留住莱万多斯基。
Urmson试图缓和局面，但已经无济于事了。2016年1月，莱万多斯基给佩奇发邮件宣布自己辞职，他在信中说“我想坐在驾驶位上，而不是副驾驶位置上，然而现在我觉得自己被放在了后备箱里。”Urmson把莱万多斯基送出了Google的大楼。许多莱万多斯基的团队成员已经收到了他的新公司的offer，于是Urmson不得不提出了几万美元的奖励请求他们留在Google。一些人留下来了，一些人拒绝了。最后，有6-7个员工离开了Google加入了莱万多斯基的公司。
不久就有小道消息说Uber要收购莱万多斯基的公司——他的公司名为Ottomotto。2016年2月，一封正式的文书出现了。Uber说他们要以百分之一的股份（当时价值六亿美元）收购Ottomotto。一位前Google工程师说，“当时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如果安东尼都能拿那么多，那我们应该拿多少？”8月，司机项目的软件主管给同事写信，“有许多人觉得应该今年早些时候加入Otto，”Uber给出的几亿美元的“诱惑太大了”，他补充道，“我们又出现了一波人重新考虑了他们的offer。”
司机项目的员工们开始请病假，与其他公司或风险投资公司进行面试。人们开始注意其他人的鞋，“人们买新运动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在找工作。”一个人告诉我。司机项目的办公室走廊里一下子到处都是Puma和Allbirds。许多员工加入了竞争对手的机器人公司，就连Urmson自己也辞职去创业了。
Google的领导层开始害怕Uber的影响。“所有人都被Uber吓住了，”那名Google前高管说，“Uber是第一家知道你是谁、你去哪儿、和谁去、经常去什么公司，还有你的信用卡公司。有了安东尼就相当于他们就有了能帮他们避免几十亿错误的人。”
到了2016年夏天，Google开始寻求阻止莱万多斯基的方法。同年8月，高管会议的日程上出现了一项匆忙手写的计划：“关于安东尼的离开以及他后来的挖人行为，无论他们有没有带走机密信息或泄露商业机密，从被滥用的信息来看，他们的行为都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
不久，Google高管Gary Brown带领的一组法务工程师就开始梳理司机项目的数据库，寻找能阻止Uber收购Ottomotto的材料。最终他们发现了一丝端倪。据Google的消息，在莱万多斯基辞职前一个月，他曾经把工作的笔记本连到Google的服务器上，下载了大约14000个文件，其中包括硬件设计图。他把这些文件复制到外接硬盘上，然后完全清空了电脑。不久之后律师了解到，大概在同一时期，一名与莱万多斯基一起辞职的员工Lior Ron曾经在互联网上搜索“怎样在mac上秘密删除文件”和“怎样永久删除Google Drive上的文件”。（Ron拒绝评论此事。）律师后来又发现莱万多斯基曾在离开Google几周后给Ron发过一条消息：“今晚务必删除电脑和iPhone上的所有消息。”Google感到这是一条证据，可以证明莱万多斯基窃取了司机项目的机密，并以此启动了Ottomotto的业务。
但是，当律师要求Google的工程师评价莱万多斯基盗走的信息时，一名工程师却将其评价为“低价值”的信息。他在邮件中告诉Google的律师说，“律师归咎于下载行为这点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2016年12月，Google将自动驾驶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部门Waymo，意为“新的移动方式”。同月，Waymo的律师了解到，一名中层员工曾经不小心转发了一封来自外部供应商的邮件。这家名为“Gorilla Circuits”的公司负责给Uber的自动驾驶汽车制造电路板。Waymo的律师后来写道，这些电路图“与Waymo的最高机密极度相似，并且有许多关键的特性都很一致……这些机密都属于莱万多斯基下载的14000多个文件。”
2017年2月23日，Waymo给联邦法庭提交了诉讼，称莱万多斯基离职时携带了几乎无价的信息。诉讼请求18亿5千万的损失费，并要求禁止莱万多斯基在Uber、Ottomotto或任何其他自动驾驶公司使用Waymo的私有信息。Waymo不能说莱万多斯基违反了非竞业协议，因为这一条会直接导致诉讼失败，因为他的雇佣合同里包括了仲裁条款。所以，Waymo利用刚刚通过的联邦法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起诉了Uber和Ottomotto。Waymo称，莱万多斯基偷取了商业机密。
Google：商业背叛有风险！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中有这样一条：如果你愿意公开描述新发明的详细情况，提供足够精确的信息，而别人能够据此复制你的发明，那么政府就会给你专利，保证你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垄断使用该发明。“专利和版权法会故意‘泄露’细节。”《耶鲁法制日报》如是说。政府允许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赚钱，同时保证其他人能学习你的发现。
但如果一家公司有了发现之后不想分享会怎样？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要想保证知识产权的机密，那么法庭可以将其看作“商业机密”，并禁止员工将其带到任何新的工作岗位。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法律，但依靠商业机密打官司的风险非常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或陪审团几乎都没有技术背景，无法判断哪些信息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因此如果法庭作出了对你不利的判决，那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别人窃取你的点子了。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声称为商业机密：制造技术，配方，组织过程等。实际上，商业机密很难明确定义。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属于我们自己，还是属于之前的雇主？如果你知道某项试验不会产生有用的结果，那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是否必须重复这个失败的试验，以免原来的老板告你窃取了“失败的经验”？如果商业机密法律执行得过于严格，就会极大地阻碍员工的流动性，消灭引起知识流动的布朗运动。
大型科技公司经常会在专利上打官司，但一般都会避开商业机密的纠纷，因为商业机密纠纷很容易毁坏自己的声誉。“窃取商业机密的官司需要考虑道德问题。”一名与Uber和其他硅谷公司合作过的科技律师Michael A. Jacobs说。几十年前，Jacobs曾经以专利侵权起诉过一家科技公司，当时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打赢官司。然后一天晚上，Jacobs将客户的芯片蓝图叠放到被告的蓝图上，发现线条能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被告之前为Jacobs的客户工作，很明显他复印了老板的图纸，并将其作为自己设计的基础。Jacobs说，“因为是复印的，我们才找到他们的弱点。这个证据提供了商业机密诉讼的可能性。”被告由于害怕被人唾弃而立即同意和解。
近几年，商业机密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常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联邦法律的改变。1996年，国会为了阻止跨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通过了经济间谍法，让有关窃取商业机密的起诉变得更容易。2016年，国会通过了商业机密保护法，并且禁止被窃取商业机密起诉的员工在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Google用来起诉莱万多斯基的正是这部很少有人尝试过的法律。
圣地亚哥大学的教授Orly Lobel告诉我，联邦法律代表了“范围巨大的商业机密法”。她还补充道，这部法律倾向于“大公司，因为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和资源去起诉，现在他们可以认为，如果能打赢官司，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
人们担心硅谷的大公司会滥用这部联邦法律，原因之一就是大公司可以凭借不光彩的手段阻止员工寻找新工作。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大科技公司都有秘密的“禁止挖角”协议，Google和苹果在这方面尤为突出。2005年乔布斯看到一名招聘人员接触了苹果员工之后，跟Google的高管说，“雇佣这个人就等于宣战。”不久后乔布斯就接到一封邮件，说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向他保证一定会“彻底停止从苹果挖人的行为”。政府的反垄断律师曾经起诉过Google、苹果和几家其他的科技公司，认为他们的勾结“严重地影响了竞争”并且非法抑制了员工的工作机会。这些公司最终与政府和解，到2015年，他们共计支付了四亿美元来平息相关的民事诉讼。
但是，这条法律已经于2016年通过，科技巨头不需要秘密协定了。他们只需要恐吓员工，如果离职，就可能会被泄露商业机密的名义送上联邦法庭。从该法案生效后，联邦法庭上的商业机密案件骤然增多，仅去年一年就提交了一千一百多件，大部分是大公司起诉跳槽到其他美国公司的员工。而加州的案件数量要比其他州都要多。
新法案的最大影响之一是联邦检察官之间的文化变动，他们不再等待嫌疑人的明确证据，而是开始鼓励公司在发现嫌疑之后立即启动或者配合商业机密调查。位于加州的计算机黑客和知识产权部门的联邦检察官现在经常在科技会议上发言，敦促与会者在发现商业机密泄露之后尽快提交证据，这样有关部门才能起草起诉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硅谷的公司很讨厌联邦检察官的邀请。像Google、苹果这样的公司通常会要求政府签署搜查令、法庭庭谕或传票才肯提交内部数据。2013年，Google的首席律师David Drummond在公司的博客上写道，“我们要求政府人员在进行犯罪调查时，使用搜查令来要求我们提供用户在Google的账号里保存的搜索信息和隐私内容。”Google甚至就政府提出的提供儿童色情搜索的要求打过官司。
但是，怀疑前员工的硅谷高管们更愿意与联邦官员合作。联邦律师告诉我，现在科技公司会经常接近执法部门要求启动犯罪调查，藉此调查员工的流动。Lobel说：“大型的商业机密案件告诉人们，在辞职时务必要小心，即使没有竞争，你也面临着风险，因为他们可以就你头脑中的知识起诉你。”她补充到，“我认为这就是Google起诉莱万多斯基的原因。他们想传达一个讯息，他们要让背叛变得更有风险。”
打了两年的知识诉讼“肥皂案”
Waymo L.L.C对决Uber Technologies, Inc.的案子于2018年2月5日开庭。由129名律师组成的陪审团提交了长达十万页的辩护、动议、证词和其他文书，各种文档堆积如山，以致法官不得不提醒，碰倒文件盒都会砸伤人。双方的律师告诉我，为了准备这次诉讼，双方都花费了上千万美元。
公开辩论的那几个月不像一场有秩序的审判，更像是一出肥皂剧。莱万多斯基拒绝与记者讨论这个案件，但却巧妙地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造了一间教堂，称为“未来之路”，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实现、接受并崇拜上帝”。他宣称，机器终将超过人类，而他的教堂的信徒将从智力和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转变做好准备。一些人认为这个教堂非营利组织身份的目的是保护莱万多斯基的财富，但他向记者保证他为人向善。他告诉我，“我不信上帝，但我相信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从我们认知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上帝。”
同时在法庭上，双方就谁来作证、作证多长时间争得不可开交，甚至连什么时候应该暂停上厕所都要争论。而审判本身不断推迟，一次是因为一名Uber前员工在一封信中声称Uber有个秘密部门专门用来窥探竞争对手的秘密，其中就包括Waymo。（在Uber以咨询费的名义同意向这名前员工支付四百五十万美金之后，该员工否认了这条指控。）双方都给媒体泄露了见不得人的细节。就连莱万多斯基的保姆也在这出肥皂剧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声称安东尼在情感上虐待她，要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她的诉讼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而且包含了多处致命错误，最终被驳回了。）
法官William Alsup很快就厌倦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法庭上宣布，“虽然这些律师都很优秀，但我无法相信他们说的一切。”展示给他的那些文档里包含了“许多隐藏了一半的事实”以及“并不准确的意见”。显然，Alsup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使得莱万多斯基在“很可疑的情况下”从Waymo辞职，而“窃取的14000多份文件中很可能至少包含了一些商业机密”。他还说，“可以较为可信地设想，莱万多斯基搜刮Waymo宝库的手段并没有利用这些下载的东西的意图。“Alsup也不确定Waymo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证明有信息被非法使用。他告诉Waymo的律师，“如果你们不能证明Uber获得了这些商业机密，你们可能就有大麻烦了。”
莱万多斯基下载了一万四千多份文档的事实似乎也不像当初设想的那么严重。他连接的服务器被设置为自动传输文件，所以下载这么多文件并不稀奇。而且，大家认为这个文档的“宝库”并不重要，因为Google都将其保存在了公司之外的服务器上。在开庭之前，一名Google的工程师在评价这些下载时说，“这些下载不会让我提高警惕。”（但后来他作为Waymo的一名证人时说，在莱万多斯基即将辞职的前提下，这些行为“可能是可疑的”。）
Waymo最初声称莱万多斯基窃取了121项商业机密给Uber，而且Uber侵犯了多项专利。但是，法官认为一些断言“无用”，并定下结论，Waymo“过分主张对于过于通用的工程原则的所有权”。“简单来说，Waymo认为连光学入门这种知识都算商业机密。”他说。随着开庭日期的接近，Waymo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公司希望尽快结案。在陪审团选择确定之后，莱万多斯基和Uber面临的指控只有八项商业机密，所有的专利侵权指控都被撤销了。
法庭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点就是莱万多斯基是个极其惹麻烦的人，就连他的新雇主也放弃了他。Uber的一名律师告诉陪审团，“Uber在招进莱万多斯基之后不久就后悔了。要不是安东尼·莱万多斯基，Uber也不用来打这场官司。”Uber在接到诉讼后不久就开除了他。唯一说莱万多斯基好话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在法庭上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行使了第五修正案赋予他禁止自证的权利，拒绝回答律师提出的任何问题。他拒绝确认外部公司的所有权，也不复述他与任何高管的谈话。Alsup甚至给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下达了特殊参阅，建议联邦机构调查莱万多斯基是否犯有任何罪名。
随着审判的展开，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和律师的的木制长凳经常需要清空，以便证人提供秘密的证词。毕竟，如果商业机密在公开的法庭上公开，那也就不是什么机密了。但时间一长，就算是最不专业的看客也能嗅到一些细节了。Waymo主张的商业秘密之一是二极管在电路板上的布置方式，另一个机密与用来拧螺丝的螺丝孔位置有关，还有一个是镜头的位置。一部分商业机密看上去确实能帮助自动驾驶汽车识别周围的环境，但另一部分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在开庭后的第二天，Alsup对Waymo的法务团队说，“你们想要隐藏的东西似乎并不值得隐藏。”
陪审团中的一名陪审员是个不太会讲英语的房地产管理人员，还有个是只有高中学历的电话线维修员，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有时候还会睡着。他们需要检查一台LIDAR设备（通过激光脉冲确定物体距离的设备）的电子线路图，以确定该设备的技术中是否包含工程师们的常识。
一名陪审员在庭审之后告诉我：“我完全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我想要谋杀案的判决，结果却得到了这个。”
随着时间流逝，Waymo的核心观点——莱万多斯基是否窃取了有价值的机密并交给Uber——也变得越来越弱。Waymo的诉讼部分依靠证明Uber的联合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和Uber的高管在雇佣莱万多斯基的时候是否曾经与他合谋。Kalanick是个很好的目标，因为他犯过太多错误——对司机大吼大叫，鼓励工人违反安全守则，无视员工的性骚扰报告等，以致Uber开除了他。Waymo的律师Charles Verhoeven在他的开场陈述中承诺，他会证明Kalanick曾经告诉他的助理们说“我们要找到作弊码”。Verhoeven继续说到，“我上了年纪，不知道作弊码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在玩游戏时，作弊码就是能让你跳过一些必要的步骤进入下一步的东西。所以，这等于说Uber的CEO在说，‘我们要利用莱万多斯基来找到这些作弊码。’在他们自己的话里、书面发文档里，Kalanick说过他要利用莱万多斯基来跳过Google。”
但当Kalanick站在法庭上时，他表现得不像个坏蛋，更像一个尽职的翻译，帮助落伍的律师理解孩子们的说话方式。他解释道，“作弊码这个词在科技行业的意思是还没人想出来的优雅的解决方案。”
Waymo的律师问：“Kalanick先生，我想我看过新闻，你最近玩了许多游戏，这是真的吗？”
“我喜欢iPhone上的游戏。”Kalanick说。
“在游戏的语境里，你知道作弊码是什么意思吧？”律师问。
“我知道，但游戏中的作弊码是开发商故意放进去的，是游戏乐趣的一部分。”Kalanick回答。
“作弊码可以让你跳过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进入下一阶段，对吧？”律师问。
“不是的。”Kalanick回答，然后陷入了沉默。陪审团开始窃窃私语，他们觉得法庭变成了网上论坛里的骂战。 一位明显是游戏玩家的陪审员仿佛手里拿着游戏手柄一样，跟他旁边的人说起了任天堂的经典作弊码：“上上下下……”
“我没有问题了。”Waymo的律师说。Kalanick离开了证人席，他一直在观看的老父亲给了他一个尴尬的拥抱。“我为你感到骄傲。”走出法庭时他的父亲悄悄跟他说。
一名Uber的律师跟我说：“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我们不会有事。”
双方和解
在庭审开始之前Waymo要求18.5亿美元的赔偿。但现在，面临着败诉的可能性，高官们聚集到了一起。Waymo的一名律师跟我说，“如果我们败诉，那么法庭就有可能会公开我们的记录，我们所说的商业机密就会落到公共领域。”Waymo高官们指示律师去和解。
第二天早上，Waymo的律师告诉法官，公司愿意撤诉，以换取Uber的0.33%的股份，大约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双方都不需要承认错误，Uber承诺以后不使用Waymo的硬件——当然，Uber一开始就称他们从来没用过，所以这个承诺其实很容易。而对于一个市值七百多亿的公司来说，牺牲一小部分股份也是九牛一毛。
但是，Waymo在民事诉讼上的后退并不意味着高管们用尽了一切法律手段。他们还发起了一场针对莱万多斯基的秘密审判，要求收回给他的12亿美元的奖金。目前这个案子依然在审理中。而且，另一波攻击也开始了。一位名叫Matt Parrella的助理检察官找到Waymo和Google说，如果公司能提供帮助，他愿意对莱万多斯基展开犯罪调查。
不久，Parrella和他的同事就拿到了Waymo本来没打算开示给有关部门和公众的机密资料。一名了解美国检察官调查内情的律师说，看起来“Google一开始并不想协助犯罪调查，但在法庭上失利之后，他们就变得主动起来。实际上，没有受害人的全力协助，商业机密窃密是很难定罪的。没有详细的指导，联邦政府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评论该案件。）
Google没有像在网站上声称的那样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有搜查令才能进行犯罪调查”，而是允许联邦调查员查看Waymo员工的秘密证词，访问他们的内部电脑记录。有些时候，Waymo的律师甚至会告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应该传唤哪个文档，这样公司就可以无需正式合作就能将私有信息交给政府。Google的一名前高管对我说，“看到Google从当初的思想开放的公司变成现在与政府合作的可怕、自私的集团企业，我感到非常失望。”
一名负责商业机密调查的联邦官员说，硅谷的公司在与检察官合作的方面是“最两面三刀的”。“他们希望在公众面前保持好的形象，但私底下却会说‘嗨，我们接受传唤，我们甚至会帮你写传唤。’”而且，与民事诉讼不同，联邦检察官起诉莱万多斯基的罪名不需要他窃密并交给Uber的证据。该官员说，“如果我偷了你的钱包，就算没有花一分钱，也是犯罪。”
为政府工作的律师们说，一些商业机密的检察有助于打击盗窃行为。今天早些时候，联邦检察官们成功地起诉了一家名为Sinovel的中国风力发电制造商，因为他们窃取了一家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致使后者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但像莱万多斯基这种案子并没有确切地表明谁被盗或谁被伤害，所以很难说美国的商业受到损害。不过，Parrella和他的同事们还是鼓励Google和Waymo继续协助调查这个案件。内情人士说，他们还不确定有关部门是否会提出控告，但如果莱万多斯基被捕，那将是硅谷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窃密犯罪。“没有什么比商业窃密罪更有威慑力了。”这名联邦官员说，“它会给所有硅谷人敲响警钟。”
但警钟的回响也会干扰到最初推动硅谷走向成功的动力。一名专门代理以窃密罪被起诉的科技员工的律师Daniel Olmos说，“这种案子不需要太多就会阻止员工的流动性，一两件高额的案子就够了。”他继续说到，“我经常收到吓坏的工程师打来的电话，他们把公司的东西放到个人电脑上带回家工作，但现在他们开始担心在跳槽之后是否会被起诉。而且你都想不到，他们的担心竟然是正确的。如果一家公司对你的数字历史认真，那肯定能找到起诉的证据，比如插进电脑的某个优盘，或者发给自己的一封邮件等。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接招聘者的电话。”
一些离开了Waymo的人告诉我，他们曾经收到过Waymo的恐吓邮件，警告他们技术窃密的危险而且Waymo会在必要的时候起诉他们。一名前Waymo员工现在在另一家公司工作，他说这种恐吓战术非常有效：“我们商量好，绝不做任何可能与Waymo竞争的事情。想想他们在盯着你就觉得很可怕。”
莱万多斯基：我不是坏人
实际上，即使针对莱万多斯基的犯罪调查和仲裁毫无结果，从许多方面来看Waymo和Google也获胜了。“Google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名代表Uber的律师说。“他们开除了安东尼，分散了Uber的注意力并拖延了其一整年的进度，而且还让所有人知道，如果你拿了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会整垮你，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你是祸根。”
尽管Uber依然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许多当时收购Ottomotto时加入的员工都已经辞职了。同时Waymo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在飞速前进，他们的汽车已经行驶了八百多万英里。在亚利桑那州，公司还启动了商业自动驾驶服务，与Uber竞争。最近在一次拒绝听证之后被国会议员批评“傲慢”的拉里·佩奇现在依然是Google帝国的头号人物，他的身价大约有五百亿美元。（佩奇拒绝了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Google联合创始人兼Alphabet现任CEO拉里·佩奇（左）
在一份声明中，Waymo称起诉Uber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几百名工程师的辛勤工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关于Alsup法官要求联邦有关部门调查莱万多斯基的行为，该声明表示，“我们知道指控和我们收集的证据的份量。”Waymo还说，“我们的起诉并不是草率的决定。Waymo和Google一直在支持员工和前员工进行新的尝试。”尽管与Uber和解只达成了最初要求的18.5亿中的一小部分，但“我们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技术不被非法使用。”Waymo拒绝回答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的问题，也拒绝透露公司为有关部门提供信息的政策，但说“如果有合法的流程，我们就会遵守法律的要求，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Waymo与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接触，与Waymo针对Uber的民事诉讼没有关系。”
莱万多斯基在被Uber开除后就失去了工作，但大家很难同情他，他依然非常富有。他离开Google时带走了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带走的东西，尽管大家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有不同的意见。莱万多斯基似乎随时都会抛弃他的队员并随时背叛，而且他只是为了自己赚钱。他是个聪明的雇佣兵，敏锐的机会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忠诚可言的人。他创造了改变世界的技术，然后尽可能榨取其中的价值为自己所用。换句话说，他就是硅谷道德的标准。
莱万多斯基感到很生气别人把他当成坏人。“我不承认我做了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说，“至于我是否在跟他们竞争？那肯定是的。”但他补充到，“但我不是贼，我也没有撒谎。”他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别的父母看到他都会回避，他也厌倦了在路过机场的时候被路人拍照。但他相信，他的恶名终究会平息。尽管他不再拥有他从Google带到Uber的技术，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依然在他头脑中，而且他还有许多新点子。一家投资基金最近开始接纳他的提案：一家新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他预测会有一些来自海外的资金，包括一些中国的投资者。讽刺的是，联邦商业机密法本来的目的是避免知识产权流向海外，结果商业机密的检察迫使莱万多斯基与海外连手。但他自己没有任何压力，他关心的只有下一步动作。似乎一切都有办法解决，即使有着不光彩的过去。
在民事诉讼和解之后他告诉我：“唯一值得我关心的就是未来。我不知道我们学历史有什么用。当然历史有意思，什么恐龙啊、尼安德特人啊、工业革命等等。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用不着关心。你不需要了解历史上他们都做过什么。在科技行业，唯一重要的就是明天。”
相关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10/22/did-uber-steal-googles-intellectual-property，译者弯月，责编郭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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