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谈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体会之四：关于“放管服”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以开放推动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

编者按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教授与我院师生座谈，分享了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体会。江小涓教授指出，会议中一个突出的重点，就是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既包括国内市场环境，也包括跨境资源配置环境；既包括继续深入“放管服”这个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包括深化改革和营造高水平市场体系这个长期制度性建设。

文章根据江小涓教授座谈整理，特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放管服”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以开放推动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

江小涓

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会议中一个突出的重点，就是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既包括国内市场环境，也包括跨境资源配置环境；既包括继续深入“放管服”这个当前的重点工作，也包括深化改革和营造高水平市场体系这个长期制度性建设。下图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的相关内容。

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放管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增长与就业；第二，优化营商环境要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继续努力；第三，以开放促改革深化和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

一、“放管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增长与就业

经过过去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简政放权成效突出。取消下放737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361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23项；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二是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完善。持续创新监管，逐步建立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分类管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检查和干预。

三是优化服务持续推进。构建了“省－市－县（区）－乡（镇）－村”五级电子政务服务体系，建立起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覆盖31个省市区和新疆建设兵团以及46个国务院部门，实名用户超过10亿人，汇聚1万多项高频应用标准化服务，网上审批和“零跑动”比例达56.36%，90.5%的事项实现网上受理。《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DI）得分从2020年的0.79提高到2022年的0.81，全球排名第43位，是该报告自发布以来排名最高的一次，位于“非常高”的组别。

这些改革成效显著，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我国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创业就业活跃度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61亿户，比2012年增加一倍多，连续6年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1300万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强，保持了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外资企业设立和吸引外资数量都达到新高。十年坚持不懈、攻坚克难的“放管服”改革，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保持较大规模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优化营商环境要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继续努力

“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大量新增市场主体促进了发展、吸纳了就业。现在，许多企业开始考虑疫后时期的长期投资与布局问题，对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新的期望。

第一，在继续简化准入程序的同时，更加注重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调研显示，近几年市场主体对政务服务便利性时效性的满意度不断提升，期望今后要继续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对新建企业和在位企业一视同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国企、民企、外企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扩大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扩大对民营和外资开放。需要提到的是，虽然“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呼声一致，但各方面对于政策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倾斜这一点基本都认同，因为这涉及就业、收入分配和市场弱势群体的保护。同时，一些长期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需要加大解决力度。例如政务数据脱敏后的实时共享、基层直接对接部委或省级垂直管理业务信息系统、各个部门各自创新后的统筹协调等等。

第二，在继续出台优惠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建设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这些年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按照职责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支持企业发展。调研显示，近几年市场主体享受到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对企业在困难时期生存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过也有企业反映，同类政策的多次迭加，会导致政策的边际效应下降。企业希望在继续出台优惠政策的同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相对稳定和透明，各类企业能享受到大致公平的营商环境，特别在产权平等保护、要素市场平等准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平等保护等方面，无论企业所有制是什么，都能切实得到透明平等的有效保护。

第三，在继续完善国内市场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同时，更加注重营造市场配置跨境资源的国际化环境。改革开放较早时期，我们对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这些跨境资源的配置有较多行政干预，这与当时的产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相匹配的。现在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极大提升，国情也有很大变化，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对我们今后发展都很重要。同样，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大开放都很重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很重要，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与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都很重要。政府在宏观、产业和区域层面上，都很难继续做出应该鼓励什么和限制什么的合理判断。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让配置效率和竞争力成为决定资源跨境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融通。我们的海外投资类型和布局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国际合作中的绿色、开放、廉洁的理念，强调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强调了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因此在立足国家战略和发挥政府导向的同时，要更多地让市场配置跨境投资行为，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三、以开放推动国内改革和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营造促进内外循环高效畅通的市场环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强调要继续以开放推动改革。会议公报指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以开放推动改革，推进国内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是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迫切要求，因此先行先试，成为了整个体制改革的先行领域。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推动了对外开放，而且推动了国内整体改革进程：经济特区是采用市场经济管理方式的最早试验田，外贸体制改革最早实行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利用外资对企业改革和经济管理方式改革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入世前后，我们相对集中清理法律、法规，大力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建立起既符合国际规则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世贸组织倡导的国民待遇、透明度、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都体现在这个时期制定和修订的法律和政策之中。“入世”使我国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法治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同时，为了适应国内企业将更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开始加速，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力推动了整体改革。扩大开放再次全面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过程。下图是入世前后我们在法律制定、服务业开放、透明度、外贸体制、外资体制等方面推进的重要举措。

在加入WTO之前，很多人对“入世”冲击有很大担忧，他们没有预想到加入“WTO”是中国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我国出口随即呈现“龙抬头”之势，开启了高速增长时期。2001-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从2660.98亿美元增至2.59万亿美元。同期，美国货物出口额从7291亿美元增长至1.43万亿美元。20年间中美货物出口额之比从0.36增至1.81，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的4.29%提升到2020年的14.7%。中美份额之间差距从低10.4个百分点变为高6.58个百分点。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入世时为4%增加至2020年达到17.41%。中国“入世”的经历和四十年开放的经验充分表明，随着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不断创造更加开放流动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想，会在压力下顽强生存和发展，并在激烈竞争中锻造出更强的竞争力。

现在，中央再次明确提出，主动对照高标准经贸协议中的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中国已经加入或者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对标这些规则和标准，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如下改革措施：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造假欺诈等行为；继续开放服务业；在贸易投资活动以及国内生产中，重视环境标准实现绿色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灵活用工社会保障等。这些都是构建更高水平市场体系需要推进的改革措施。更高水平的市场体系，是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国内外投资、不断提高国内国际循环效率和水平的重要保障，是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和稳定预期的重要保障。

同时，加快构建高水平市场体系，也是不断扩大开放的重要保障，是国际社会认同中国市场会愈开愈大的重要保障。在较为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被压低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企业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如果在国内投资发展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就会考虑到国外投资发展。只有国内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各类企业创造制度化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企业才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出恰当选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否则，当看到资源流出持续快于资源流入、更多市场主体选择国外发展而不是国内发展的情形日益加重时，扩大开放的设想很可能也无法持续。我们相信，有了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恰当配合带来的制度优势，会对全球投资者产生巨大吸引力，激励他们在中国创业发展，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化化国家这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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