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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基业教授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2023)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驱动力


7月4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2023)在清华大学顺利举办。本次大会以“数据要素治理,数据价值释放,数字经济创新”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40余位数字经济领域著名专家以及在数字产业实践中取得优异成果的机构代表进行主旨演讲和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数字经济相关科研机构及企业的代表共400余人出席线下会议,会议通过多个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当天信息浏览量超过11万人次。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原院长毛基业老师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驱动力》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毛基业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毛基业教授作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刚才前面几位演讲嘉宾都是向前看,讲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跟数字经济的关系;我这个分享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后看,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背后的驱动力量,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框架和我们做的解释模型。


原来报给大会的是一个英文的题目,这是我们给一个国际期刊写的论文,向国际学术同行介绍中国的数字经济。会务组说我们最好用中文的PPT,然后再适当做一些更新,所以就做了中文的PPT并更新了一些数据。主要的结论和框架都是去年做的研究,尽管数字经济发展非常快,但过去看到规律应该还成立。


中国的数字经济最早的业态就是电商,从零起步,现在的电商是世界遥遥领先的,超过了世界电商总量总额的50%以上,超过了第二三四五六名的总和。无论规模、体量,还有移动支付的人数和渗透率都是全球第一的。中国电商的这些数据,可以说大家都知道甚至耳熟能详了。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国电商如何取得了这么快速、惊人的发展?我们论文的英文原标题讲的不可思议的快速成长。


它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电商头部企业阿里巴巴占据的市场份额最高的时候87%。那时候有很多的讨论,包括了反垄断问题;那时候我们也听说了下面这个想法,即数字经济时代垄断不能光看市场的渗透率、占有率,因为总有人会来颠覆他们。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看一下今年的统计数字,阿里的市场份额已经降到44%。从阿里最近做的组织变革“1+6+N”战略到马云回归、张勇的退下都是反映了强烈的危机感。成长最快的新业态包括兴趣电商、社交电商、抖快,市场份额成长最快的企业拼多多。美团胜出之后大家觉得C端的电商没有什么机会了,但还是出现了拼多多的快速成长速度,现在不少高收入用户都转变为拼多多的用户。


电商这个规模有什么意义?它代表的是就业和经济成长的新驱动力,全国的外卖骑手1300万,接近人口的1%;在钉钉等各平台上的年活跃司机规模1900万,超过人口的1%。过去10年新增就业的主要平台是电商,阿里体系直接间接的就业人数6000多万,微信的5000多万(这里有几个统计是人民大学相关的调研机构做的测算),抖快的加起来肯定有很多的重合,不考虑重合大数和量级应该差不多,里面一个多亿直接是电商相关的就业。重合肯定是很多,开店铺等等在各个平台都做。


我们这篇文章写给国际同行的,快速发展的三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起点是当时社科院工经所的江鸿博士和瑞士彼德·莫曼写的文章讲的三个因素;我们大致同意这三个因素,基础设施、需求端、供给侧的创新。我们做的工作就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扩展和延伸,我最后对呈现的模型是全面进行了深化。


首先看硬件基础设施这端,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大概是10亿多的网民,在全国14亿人中,互联网的渗透率达73%,这个规模真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做电商创新的平台。看看我们手机的持有比例,全国14亿人拥有16亿部手机,北京、上海每百人拥有180部手机,看看周边有多少人拿两部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两部手机,但很多人显然需要这个。2000年我去香港从落后的加拿大到先进的香港去学术休假的时候,滑铁卢大学我的系里20个老师仅有两部手机,都是因为单亲家长,需要及时联系孩子学校;我到香港的时候真的是惊到了,当时全世界的手机厂商最佳的测试地在香港,人们对新科技超级热情,那时候很多人一年换一两次手机。这是我们文化独有的一部分,对科技的超级热情,拥抱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基础设施的适度超前,包括5G现在的领先。电商肯定有物流的问题,高铁的公里总长度、公路数和总长度都在飞速增长,我们有交通部的数据。这些方面是使基础设施上的物流成本降低带来了可行性。今天快递发一个文件北京到深圳,十几块钱可以隔天就到。这个效率跟基础设施密切相关,所以基础设施也是我们讲的三个大的维度上的主要的维度。


接下来的剩下十分钟时间谈谈模型的三个主要维度的驱动因素。我们认为过去20多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最主要的驱动力量还是需求端的强劲拉动,具体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规模,这样一个独立的文化、政治、语言保护的相对同质化的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提供了创新的机会。500万人的小市场支撑不了电商的创新,中国这个规模支撑了持续的创新。讲到人口密度,2016年中国人口密度为143人/平方千米,而美国同期仅为34人/平方千米。商务部发的数据显示85%中国电商的用户都在东部地区。这样的人口密度支撑了配送的效率。电子商务企业有机会探索出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超大规模数据。


其次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购物痛点太痛了。我们国家的零售其实是小散乱门店为主的,头部的连锁企业的市场份额偏低。美国和日本比较,美国拥有沃尔玛等巨头、日本有遍布全国的连锁便利店,而中国电子商务的崛起建立在对碎片化、低效率的传统零售的替代上。截至2020年底,日本便利店数量为5万多家,其中711在日本开店数量超过2万家。这些便利店布满了地铁以及街巷,极高的普及度和便利化程度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密度的购物机会。我90年中在加拿大教书那时就讲7-11的例子,用大数据提升供货和配送效率。美国的沃尔玛一家就是5000多亿美元的零售,千亿美金以上年销售的还有几家,它的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也非常高。美国现代连锁零售渠道销售额占比为82%,夫妻店渠道销售额占比仅18%;而中国传统零售市场组成多为不成熟的独立零售商店。这些零售店售价较高、品类不够完善、服务能力也不强,甚至于充斥着假货。参考2005年的数据,在日用百货领域零售领域,中国夫妻店渠道销售额占比53%,现代连锁零售渠道销售额占比仅47%。再加上被房地产行业绑架,购物的成本高。电商的效率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巨大,如果用1元投入成本所完成的商品销售额来比较交易效率,线上大致是线下的4倍。相比之下巨大的痛点和比较优势导致了电商席卷了实体的零售。


还有一个因素跟中国消费者有关。中国的消费者对IT技术的热情非常高,95后的Z时代人是现在购物的主体,线上购物率是最高的。美国的亚马逊在整个消费者中达到了50%的渗透率,用了14年,而中国的淘宝达到同样50%的渗透率只用了9年,所以美国比我们多用了50%的时间才实现50%的渗透率,可能是我们的痛点大,还是我们文化上就喜欢拥抱这个技术。还有一个先付款后交货的信任的问题,支付宝解决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消费者喜欢低价,价格敏感给了拼多多快速的发展空间。我们6亿人月收入不超过1000,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金了,但很多消费者价格敏感,喜欢砍价;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导致了电商巨大的优势,有几个文化层面的因素。因此,我们觉得驱动中国电商的最主要因素是需求端的强劲拉动,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二个维度在供给侧,中国供应商的不断创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举一个例子,应该是去年的数据,淘宝的APP一年的时间里更新了20多次,京东APP有过一个月更新9个版本。中国电商平台的更新速度和创新的节奏,各种各样的新渠道的涌现,以及营销创新是世界上最前沿、最丰富的。我家小区边上有一个快手的办公楼,他们今年入住的,晚上九、十点楼下车水马龙,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996、007的工作节奏。还有前面讲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中国消费者对隐私的保护的宽容态度,或许可以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可以去理解,我们是不介意牺牲隐私换取更好的服务。这样的厂商就可以用消费者数据去做个性化的推荐,据说2018年起阿里的推荐购物就超过搜索购物了。这又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催生了更多的销售;这其实是一个滚雪球的正反馈,在供给侧白热化的竞争,推动平台和供应商持续地创新。


快节奏的创新还有创新的生态的原因。全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有最活跃、最发达的创投生态,各种创投基金。据说70%的炒比特币的投资者和玩家都在中国,区块链相关的创投基金也是中国最多。中国的“双创”和创新氛围也给了供给侧企业创新巨大的机会。有这样的土壤、资金支持和市场规模,你可以想到供给侧的推动和消费的拉动是两个主要的维度。


第三个维度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各种领先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前面已经提到,国家一直提倡适度超前基建投入,包括之前提到的高铁、互联网、5G持续的超前投入。除了硬件建设,政策红利,国家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在法律监管上其实也给了我们互联网企业非常宽松的创新环境。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形成后发优势,尽管在数字经济的早期都是copy to China的现象,中国互联网企业通过学习国外先进互联网企业的模式,最终在各细分领域实现反超,领先的都是本土企业。此外,由于谨慎和一些法规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因素,对本土企业也形成了保护,比如说谷歌退出之后,百度在搜索领域里一家独大。


还有一个重要基础设施性红利就是教育。教育从两个维度上为电商提供了好的机遇,一个是技术人才。前几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一年要毕业十多万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软件工程还有8、9万的毕业生,可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大量的工程师。1986年,中国将九年义务教育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到2020年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换句话说一方面有充足的工程师去开发软件、写这些APP、小程序给我们用,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经受过9年相对良好教育的人群使用互联网,这也是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


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这个模型,这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中国的数字经济电商快速蓬勃的发展,我们把它分成三个维度,需求侧的,之前的超大规模的市场,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还有服务商的创新。传统零售确实给消费者痛点太大了,而且中国消费者又是特别积极拥抱新科技、拥抱互联网,互联网渗透率高,除了基础硬件还有监管的红利,还有发达的创新的生态。最后是供应商那一侧的创新,他们的996速度、本土化的创新才把海外的竞争对象挤出去,成为行业的头部企业。这就是我们的模型。




总结一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了什么?这个三维度模型不是定量分析的结果,我们没有很大的数据量,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研究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这个题目想选一个跟这个论坛主题最近的。基于已有各方面证据,我们认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三个要素包括强烈的需求拉动,供给侧的持续创新和回应,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赋能。


这个模型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包括写给国外学者的。例如,国外机构到中国参与数字经济,自己下场做互联网应用的都不太成功,而投资中国互联网企业却获得丰厚回报。例如,腾讯的第一大股东南非的那个公司自己到中国做电商不成功,后来就决定在中国选最值得投资的公司,在当时前100的本土互联网公司中选选中腾讯。软银投资阿里,也成为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有一些新的趋势也值得注意,电商的增速放缓,包括阿里今天遇到的一些困难,激烈的同行竞争,导致去年史上第一次营收负增长,内部一定是感觉危机已经来了。电商的流量确实是见顶了,因此所以他们都转过来支持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做赋能。目前还有一些新的趋势,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去年此时正是美国证监会限制中国的概念股的时候,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对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包括海外投资和融资都有影响,毕竟美国资本市场对科技股给的估值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如果这条路被堵死了,对中国的数字经济和电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展望未来,95后们会继续使用电商,另一方面5G等也在更多场景普及,有机会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这两方面看,未来怎样我想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这就是我的分享,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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