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颂到怀疑：鲁迅如何看苏俄？

合众声摘要：

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11期，原题“信与疑：鲁迅如何看苏俄”。

1920年代末期，鲁迅的思想日益“左倾”，他对苏俄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种对苏俄的歌颂，在1932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鲁迅甚至一度想前往苏俄参观。然而到了1934年，看到苏俄肃反的消息后，晚年的鲁迅又对苏俄有了新的疑虑。

从怀疑到歌颂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对新生的苏俄抱着“冷淡与怀疑”的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宣传”。到了1919年，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公开赞扬苏俄的“过激主义”。在杂感《“圣武”》一文中，他写道：“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可见，仅仅两年之后，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缘何有此改变呢？这一时期鲁迅对苏俄有好感，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源于他对苏俄的判断。

当时，鲁迅认为苏俄的革命对穷人是有益的。那时，鲁迅看了几本西洋人关于苏俄的游记，游记中有人赞颂苏俄，也有人斥责苏俄。对此，鲁迅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最终鲁迅的判断是：“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是坏处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与这段话异曲同工，1926年鲁迅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作为知识分子，鲁迅向来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一边的，因此，当他对苏俄的革命作出如此判断时，他歌颂苏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鲁迅赞颂苏俄，还因为苏俄革命中的一些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相似。

对当时中国的现状，鲁迅是主张改革的。1925年4月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来到，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由此可见，出于对改革的急切期盼，鲁迅对从苏俄传输进来的“党军”模式是颇为青睐的。文中虽然遗憾国民党开军官学校太晚，但黄埔军校毕竟建起来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黄埔军校虽说是军校，但它与以前的军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本质上是一个党校。后来，凭借这一党校建立起来了党军，通过党军，建立起来了国民党的党国。

从1925年鲁迅对苏俄式党军的青睐，也可见他对苏俄的欣赏。之所以如此，源于鲁迅自己的理念。苏俄式的革命，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向来主张目的优先于手段。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认同的。1925年5月3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鲁迅是一以贯之的。1933年，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一文中，鲁迅还曾写道：“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也就是说，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鲁迅忽略了程序正义的问题。

第三，鲁迅从怀疑苏俄到赞颂苏俄，还与他的“代价论”思想息息相关。

作为苏俄文学的翻译大家，鲁迅常谈到革命成功后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27年10月，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写道：“……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描述了革命后作家的命运后，鲁迅接着写道：“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革命后让作家活不下去的革命才算是真革命。为了赢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作家与知识分子有必要牺牲自己。这就是鲁迅的“代价论”思想。

作家与知识分子为何要作牺牲呢？这与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有关。

鲁迅要牺牲知识分子，成全民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平等的过于热情。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当两者冲突时，鲁迅宁愿牺牲自由而成就平等。关于这一点，他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写道：“那一篇《说自由主义》，也并非我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能先取其一的。”

第四，鲁迅对苏俄青睐有加，还与他单方面的信息来源有关。

这可以通过张友松的回忆中看出来。两人曾就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问题有过交流。张友松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是苏俄内部的权力之争。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并很快拿出了一本揭露托洛茨基叛徒行径与丑恶嘴脸的小册子给张友松看。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张友松对苏俄的判断无疑更接近事实真相。鲁迅的判断失误，无疑过于轻信这些小册子了。在当时，鲁迅是完全可以看到有关苏俄另一面的相关信息的。不过，鲁迅对这一类的文字嗤之以鼻。

第五，鲁迅不相信有关苏俄另一面的信息，与鲁迅的左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有关。

在杂文中，鲁迅经常表现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思维特点。这也典型体现在他的苏俄观上。1932年，鲁迅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在阐释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要进攻苏联时，鲁迅指出那是因为苏联“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歼灭这工农大众的意见”。同样在这篇序言中，鲁迅还认为“苏联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时期，无数的人因此死亡。鲁迅为何有如此判断呢？他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逻辑论证：“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误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对苏俄的错误判断。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因素，鲁迅对苏俄越来越青睐，写下了不少赞扬苏俄的文字，不过，晚年的鲁迅，对苏俄又有了不少疑虑与警惕。

苏联史大家、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老先生亲笔签名并钤印版《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在经济的崩塌中听到一个帝国的解体。

从赞赏到疑虑

鲁迅青睐苏俄的高潮是在1932年，这年4月，他发表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5月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两篇文章都是对苏俄的歌颂。此后，1932年6月24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写道：“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由此可见，1932年的鲁迅，不论是在公开的文章，还是在私人信件中，都在为苏俄辩护。不过，这并不代表鲁迅就对苏俄持全盘肯定之态度。

1932年8月，鲁迅翻译了日本人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这篇文章披露了“1931年斯大林直接控制意识形态之后出现的更加专制的文坛局面”。对于翻译文章，鲁迅向来有个习惯，就是在这些译文之前或者之后写前言或者后记。但对于此文，鲁迅什么也没写，人们也就无从揣测鲁迅对此的态度了。不过，到了1934年，鲁迅明显对苏俄有了疑虑。缘何有此转变呢？

首先，鲁迅对乌托邦世界并不抱有幻想。

对宣传的“黄金世界”，鲁迅并不感冒。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他写道：“……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由此可见，对于苏俄革命“预约”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是怀疑的。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不少。1925年3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写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

由此可见，鲁迅的斗争，并非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鲁迅的这一思想，无形之中也就拉开了他与建立在革命乌托邦世界上的苏俄的距离。

其次，苏俄“同路人作家”的悲惨命运不得不让鲁迅对苏俄有所疑虑。

1932年9月，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到了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命运，他写道：“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下了勃留梭夫，惠垒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第三，鲁迅对苏俄产生疑虑，与苏俄的肃反运动有关。

苏联肃反运动

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

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

1935年冬，胡愈之邀请鲁迅前往苏俄治病，鲁迅再次婉言谢绝，其中有个理由就是：“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后来，胡愈之曾回忆两人交谈的情形，当时，鲁迅对他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这里，鲁迅谈到了自己营垒内部的蛀虫，这也是鲁迅警惕苏俄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左联内部也发生了种种令鲁迅不愉快的问题。当时的左联，其实也就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这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总部，当然设在苏俄。通过中国左联内部的情形，鲁迅当然也会想到苏俄的内部情形，由此对苏俄产生疑虑，自在情理之中。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4年之后的鲁迅，在公开的文章中，还有不少歌颂苏俄的文字。不过，在与熟悉的朋友的私人谈话以及私人书信中，多有对苏俄的怀疑与忧虑。鲁迅的这一举动，倒是非常类似罗曼·罗兰。这位法国文豪一开始对苏俄充满希望，然而，当他踏上苏俄的国土之后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在公开场合，他继续发表了许多赞扬苏俄的文字，但是在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苏俄的另一面。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倘使1930年代的鲁迅踏上苏俄的国土，他也很可能成为罗曼·罗兰而非纪德吧。

苏联史大家、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老先生亲笔签名并钤印版《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在经济的崩塌中听到一个帝国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