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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 | 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环境变化、决策调整与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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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远，顾帅，刘桂海.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环境变化、决策调整与推进策略 [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3）:5-14.
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环境变化、决策调整与推进策略
（于思远）
作者
于思远，顾帅，刘桂海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要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均发生新变化的战略机遇期，为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设置了全新课题。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外交战略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球性风险社会加剧；大国间结构性矛盾加深。相应催生了我国体育外交的三大实践困境：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体育外交工作重心定位困境；我国体育外交全球实践困境；我国与美、日、澳等大国间体育外交现实主义困境。进一步对我国体育外交宏观、中观、微观战略进行考察，为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决策调整提出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围绕当前我国体育外交的六大具体问题，对新发展阶段体育外交推进策略作出了针对性思考。
关键词
体育外交；新发展阶段；战略环境；决策调整；推进策略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在既往的战略机遇期内，我国依托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集中主要力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前，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我国正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反建制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的暗流涌动对冲着全球化的动力，对我国和平发展进程设置了诸多全新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对我国外交实践作出了“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顶层设计。这一思想既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外交战略调整作出了铺垫，也为我国体育外交实践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引。
体育外交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实践方式，在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与新机遇面前，应与时俱进地围绕“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创新升级。当前学界关于体育外交虽然已经步入了自体系的全面建设阶段，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实现了一定突破，但基于现实的宏观战略判断与实践考量仍有欠缺，而在战略层面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实践层面的差之千里。基于对该问题的思考，本文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展开研究，指出我国外交战略环境变化与体育外交实践困境，分析战略目标即决策调整，进而围绕具体问题提出策略与实践方案。希冀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助力开辟我国体育外交新发展格局，实现我国体育外交纵深化、高效化、可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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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我国外交战略环境变化与体育外交实践困境
1.1新发展阶段我国外交战略环境变化
战略环境作为推动国家外交战略调整的自变量，是思考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的研究起点。当战略环境中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时，可以对其他部分造成联动的、干扰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对战略环境的适应性改造分为三个阶段，从认清环境的限定作用并发现环境“迫使我们向何处去”，到充分认识环境后“选择应该做什么”，再到战略实施过程中“塑造更有利的环境”。简而言之，及时研判我国外交战略环境的变化是校正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实践自觉。目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加剧与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加深是三大战略环境变量，以此进一步推导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目标侧重于策略推进的具体要求。
1.1.1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内政治因素是衡量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标志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时期正处于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起点［4］。同时，公报对我国外交提出了全新要求：“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辟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过程中，我国外交已经由过去“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5］。在2013年周边外事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外交指导思想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转变，彰显着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坚定态度，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在新发展阶段，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全球角色逐步从过去长时间的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朝着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努力引导的方向转型。黑格尔说：“历史是合乎理性的正义在世界上的进军”［6］，习近平在国际众多场合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充分展示了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友好态度与共赢意愿。在国内发展阶段升级与国际角色转变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稳步前行，许多区域性与全球性的重要决策期待着中国的深入参与。我国外交实践正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序展开，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尊重文明多样化，谋求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凝聚国际共识，进而形成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良好外部环境。1.1.2全球性风险社会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克服风险社会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考验。贝克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7］从风险社会学视角来看，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产生了联动影响，形成一种社会放大效应［8］。基辛格、弗里德曼等国际知名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9］，关于全球化瓦解的悲观论调甚嚣尘上。虽然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渐普及，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紧张状态正趋于缓解，但该事件的链式效应直接打击到现代社会系统的阿喀琉斯之踵——人的生命，揭开了高效化、系统化社会背后的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这一事件将人类社会从“嘉年华背景”拉回到“风险社会背景”，并将处于超现实感的“无处幸免状态”重新现实化［10］。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的爆发催化了逆全球化的力度与速度，将人类拖入一场没有硝烟却更加危险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对抗中，全球性风险社会是不容小觑的战略环境变量。
1.1.3大国间结构性矛盾加深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时期，我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与传统大国之间日益严峻的结构性矛盾。中日、中英、中美等大国间利益域的不断挤榨正导致重要的战略环境变化。以中美关系为例，作为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真实写照，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发生了从“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11］到美国公开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根本性反转。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率先开始了现实主义的“零和博弈”，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12］，拜登上台后的美国政府更是针对性地提出了堪比凯南“长电报”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甚至公开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面对全方位的“脱钩”冲击，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要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问题，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避免战略误判。”［13］
部分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强必霸”是大国竞争关系的必经阶段，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秩序冲突并非是程序化过程。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执行主体，“人”是能动性的存在，不存在超越“人”变革能力的预先确定的东西［14］。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具备相当的核打击力量，却没有爆发核战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限定了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在于实现权力的配平而非压制，世界的“第三方力量”也普遍不希望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因此，“竞合博弈”应当超越“零和博弈”成为大国间关系的处理方式。
1.2战略环境变化下的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困境
1.2.1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体育外交工作重心定位困境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面临国家日益增长的国家利益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外交能力之间的矛盾，造成我国体育外交工作重心定位困境。宏观地看，随着日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拥有了多重身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第二的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东亚地区大国。多重身份的叠加一方面使我国的国家利益拓展至更多维度与地区，另一方面则增加了我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虽然在国际形势向好时，不同维度的战略利益相得益彰，但在国际形势震荡时，战略利益之间容易落入相互龃龉的境地，进而导致我国体育外交能力无法满足战略目标的需求。这便容易使得我国体育外交能力无法全面覆盖国家利益，迫使工作重心不断摇摆，造成高昂的制度成本。
面对这一战略困境，我国体育外交应当进行适时的战略收缩，审慎判断“鱼与熊掌”，保证体育外交主要的战略资源运用到关键的场合与关系中，以免陷入“捧杀陷阱”。基于该认识，一方面，我国体育外交应首先需要投入到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捍卫中，因为二者是我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我国体育外交应积极响应遵循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指导思想，多维度的提高我国体育外交能力。基于此，对美体育外交、对周边国家体育外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外交以及国际重要多边平台的体育外交应当被视为重点，其余方面可以适当缩减规模，保持基本的联系。同时，加强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叙事能力，塑造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育外交能力，如此方能在新形势中及时调转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方向，配合我国的安全、发展与外交的需要，助力体育强国梦的实现。
1.2.2我国体育外交全球实践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致的风险社会加速了国际局势的碎片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回潮，体育外交在恶劣外部环境面前易于陷入全球实践困境。当下，我国稳步前进的和平发展态势迫使部分传统大国与周边国家陷入了“发展焦虑”，具体表现为其对我国所开展的众多公共外交行为会先入为主的抵制与污名，例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针对中国留学生设置了拒签等人为障碍；世界多地对孔子学院持有抵触情绪，如瑞典在2020年彻底关闭了境内所有孔子学院；国际棉联组织掀起的“新疆棉花事件”在西方媒体的恶意渲染下蔓延至体育领域，众多运动服装品牌与国内运动员的相互抵制正严重影响着我国体育外交的正常开展；日本国内对东京奥运会的抵制浪潮破坏了奥运会作为规模最大的体育多边舞台的影响力；国际上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流言不绝于耳等。
面对全球实践困境，我国体育外交亟须探索并构建出适应恶劣国际环境的话语叙事体系，并创新体育外交的开展方式。曾经我国的“韬光养晦”战略就曾被国际社会认为是隐藏实力、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种表现，在积累了诸多经验之后，我国对于国际语言的把握与运用的熟练度正在迅速提高。例如我国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多个政府部门的宣传部改名为人文交流中心，最典型的是我国在国际场合中将“和平崛起”的语义表达转变为“和平发展”。因为在中英文转换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语义偏差，例如“宣传”一词在英文中被译为消极意义的Propaganda。体育外交亟须与时俱进地探索适恰的话语叙事方式，并设计预案以应对潜在的实践危机。
1.2.3我国与美、日、澳等大国间体育外交现实主义困境
随着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加深，全方位的竞争蔓延至体育领域将引起大国间体育外交的现实主义困境。仍以中美为例，中美作为世界秩序中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是我国体育外交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着力方向。2017年来，美国率先发起的经贸、科技脱钩行为导致了中美之间剑拔弩张，虽然目前双方的对抗仍主要围绕经济、科技等领域展开，但已有向政治与文化领域蔓延的趋势。这将导致中美大国之间关于制度与价值观之争，简单地说便是大国间的全面竞争。所有双边事务都将被烙上零和博弈式的现实主义烙印，无疑会对中美两国体育外交的正常开展带来极大挑战。同样的，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于塑造东亚区域命运共同体起着压舱石作用，而我国的和平发展对于日本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导致两国关系的长期紧张需要在新发展阶段予以充分重视。
体育外交是大国之间交换战略诚意信号的实验场，我国体育外交需要提前研判双边形势并做好最坏打算。遵循党中央关于中美关系的指示，如《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所彰显出的“有原则的合作与协商”［15］。同时，我国应在新发展阶段抓住东亚奥运周期的契机，积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推动中日关系的友好进程，进而规避现实主义困境。因此，我国在对大国体育外交中应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展示出我国合作的战略信号与坚定的战略信心。同时要将体育外交活动作为收集战略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试探彼此的战略态度与战略底线，以此来规避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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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目标锚定与决策调整
由三个战略环境变量与三个战略困境所引起的新客观环境在经过体育外交功能的加工后，对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目标锚定与决策调整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实践进程中，关于体育外事工作的政策指导应当与时俱进地及时更新。我国体育外交的战略逻辑可以归纳为：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与体育强国建设进程，对应可将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内容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层级战略内容从宏观到微观表现为从稳定向灵活的转变，越是宏观的层面可越具有长期性与固定性，而越微观的层面越倾向于短期性与波动性。因此，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内容升级与调整的重点主要关注于微观层面。
2.1我国体育外交宏观战略
体育外交的宏观战略是“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这一战略由习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被确立，随着“新时代”在十九大上被提出，该战略成为新时代我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将在长时间内发挥引领体育外交战略方向的作用。1957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16］。因此，体育外交作为效果独特且能量磅礴的多维度外交手段，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应当紧紧围绕习近平关于外交总体战略的指导展开。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外交整体布局中，体育外交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步调一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与经济、文化、军事等外交行为相互配合，形成犄角、呼应之势。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育外交应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争取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使外国公众不仅理解并接受我国的友好意愿，最终将之转化为相应的内政和外交影响力。
2.2我国体育外交中观战略
体育外交的中观战略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十七大以来，我国便确立了外交布局的四根顶梁柱，将之作为我国外交实践的基本认识。虽然在不同时期我国外交战略在不同方面有所侧重，但始终坚持着这一根本认识。时至今日，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方针，无疑对我国外交的中观层面提供了引导与指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具体模式。体育外交亦谨遵国家总体外交布局的设计，打造常态化的“体育外交双边交流机制”，构建并巩固新型大国关系；运用共同文化作为体育外交的依托，维护“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借助体育援助、体育赛事等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夯实官方与民间的深入交流；利用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多边国际体育平台，树立“和平发展”的中国形象，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如此一来，通过体育为平台向世界说明中国，促进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等，运用体育外交实现国家总体外交布局的创新突破。
2.3我国体育外交微观战略
迄今为止的我国每五年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相关政策指导文件中囊括着我国体育外交的微观战略。考察既往的我国体育外交微观战略发现，《体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积极开展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表达为：“进一步扩大对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从中可见，过去三届的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文件中，对体育外交战略决策的表达均未能有效凸显对不同历史时期“针对性”部署，战略目标虽然呈现发展性，但具体的战略态度并没有本质性调整。研究认为，体育外交战略决策应适当加入更多的状语成分以凸显对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判断与说明。例如，在维护稳定的体育对外交往格局的基础上有序拓展；秉持底线意识，有原则地推动与重点国家的体育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
基于对新发展阶段外交战略环境变化与我国体育外交相应的实践困境的耙梳，可以推导出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目标的侧重方向。目前，我国体育外交微观战略的最新文件是2019年9月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体育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从《纲要》中关于体育外事工作指导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形成了对现阶段体育外交战略内容的汇总，内容翔实丰富。然而，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这一体育外交微观层面的战略内容已经失去了一定的时效性，新客观条件所带来的紧迫性与危险性迫使我们及时调整战略内容以转变战略路径进而提升战略效果。根据前文的判断，“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球性风险社会”“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震荡调整”是三大环境变量，构成了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创新升级的动力，可以作为主要元素丰富体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与后继的体育外事工作政策。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把握我国体育外交微观战略调整与升级的核心要点。第一，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综合环境作为首要利益考虑。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我国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调整了外交的根本目标，由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因此，对于新发展阶段的体育外交微观战略来说，经济利益不再作为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而转变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维度综合环境考量。
第二，审慎开展与重点国家的体育交流活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守成大国的“发展嫉妒”与“权力焦虑”，我国体育外交对重点国家应开展致力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在进行具体的体育交流活动时，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明确战略目标、提高实践质量，深入真实地交换彼此的战略诚意信号，为国家总体外交实践收集战略信息。
第三，将周边国家与地区作为体育外交的主要实践对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崛起大国向主导大国转变的起步阶段，根据国际关系的权力发展规律，要想在全球层面得到认可需要先成为地区性的主导国。因此，维护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与塑造亚洲地区领导力是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开展的重中之重。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的首要工作。
第四，正确评估我国体育外交能力，循序渐进地推动体育外交全球布局。客观地说，虽然我国体育硬实力已位列世界前茅，但是我国体育软实力建设仍较为落后。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国体育外交的开展效果与体育外交的能力成正相关。因此，我国体育外交要“着眼世界，向内发力”，张弛相济地推动我国体育外交能力的建设，通过创造知识性国际体育公共产品配合我国全球角色的升级，避免“战略透支”。
基于以上判断，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微观战略内容可以总结为：在维护稳定的体育对外交往格局的基础上有序拓展；秉持底线意识，有原则地推动与重点国家的体育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加强对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体育对外交流，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坚持多边舞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对外话语体系，提升中国体育国际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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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战略实施的推进策略
3.1基于党中央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的工作指示，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话语传播体系
新发展阶段我国必须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舆论环境，党中央对此作出了专门的指示，为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的推进明确了首要任务。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战略叙事体系迫在眉睫。体育国际话语权是我国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育外交所致力于实现的重要目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我国体育竞技水平迅速提升，令世界为之侧目，极大地夯实了我国体育硬实力。随着体育强国建设步伐的迈进，我国体育开始重视软实力方面的培育，体育国际话语权成为亟须补足的短板。正如万晓红所指出的，以往我国对话语权的认识不足，侧重于竞技体育实力的提高，而缺乏对体育话语权的全局意识，导致体育话语权的发展与我国体育实力的不匹配［17］。
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费希尔指出人类主要通过两种范式来认知和理解世界：一是理性世界范式，二是叙事范式［18］。国际关系中的叙事范式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会讲故事的动物”［19］。战略叙事因此在塑造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连贯的叙事模板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争论性共识与战略利益。体育本身作为一个面朝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空间，每个个体均可以任意出入，这使得体育能够根据不同的共同体需要而进行针对性的改造。体育因此能够在主权国家的大战略体系中扮演不可多得的综合性战略叙事功能。战略叙事是一种“话语武器”，通过体育外交进行战略叙事可以超越传统外交叙事中的话语强制功能，实现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通过体育的非语言形式进行战略叙事，能够更深入地将别国的政府与公众吸引到外交场域中。同时因为世界正处于“景观社会”，电视与网络媒体所代表的图像作为意义产生和交流的符号载体愈发引人注目，客观条件革新了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例如“黑拳事件”、美苏冷战在奥运赛场的博弈、我国在国际体育赛场捍卫国家主权等等。除此之外，图像的本体性地位通常超越了文字语言，在电视媒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能够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视觉话语叙事［20］，例如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奥会，不需要任何语言的说明，仅仅一个镜头便将这一元首体育外交行为传递给世界，瞬间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向俄罗斯相当高的道义支持。基于对体育战略叙事功能的认识，我国体育外交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将“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我国体育话语权建设的关键词，积极主动地通过体育外交向世界分享中国智慧，形成具有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体育话语体系。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以孔子学院的全球中华文化平台为依托，通过体育外交塑造我国国际话语权体系。2004年11月，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时至今日，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五百余所孔子学院和千余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21年4月，白俄罗斯更是设置了全球第一个体育类孔子学院［21］。作为一个文化互动的平台，孔子学院的要义不仅在于分享中国文化，也在于“介绍中外文化的共同性”，这是因为“人类既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热爱生活”［22］。中华传统体育是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互动的重要途径，在教授太极、健身气功、八段锦等中华传统体育的过程中，我国的汉语、汉字、礼仪等文化能够深刻地融入其中，是我国国际话语权自下而上塑造的重要渠道。
第二，培养我国国际体育公关人员的全球意识与综合素质。运动员体育大使与体育外交官员等相关人员承担着一定的公关责任，虽然目前我国体育公关尚未构成独立职务，但随着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的不断深化和细化，体育国际公关将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可以设想的是，体育国际公关的实践场域往往是公共场合，充斥着偶然性与突发性的特点，例如突发事件、刁钻问题、舆论导向等方面，需要国际公关人员注重针对性与时效性，在国际不利舆论形成之前便及时介入、有效反制。例如傅莹在2008年巴黎奥运圣火抵制事件后迅速撰文《如果西方能够倾听我们》，出色地进行了危机公关；姚明也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中遭遇攻击性或敏感性问题时多次巧妙地化险为夷，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我国体育国际公关人员应当学习“傅莹方式”“姚明智慧”，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开阔胸襟，用国外公众听得懂和能接受的语言与逻辑，展示中国志向与愿景，讲述中国成就与方法，解释中国困境与矛盾。
第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话语核心，塑造真实、亲和、多样、深入的体育外交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体育外交叙事的重要叙事内容［24］，“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十二字箴言所凝聚共同体式世界价值观是提炼国家形象关键词、构建国家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的根本内核与指南，也是体育外交话语体系中的主题。如果说政治话语是主干，那么体育外交式的非政治话语则如同枝叶。相对于政治话语，体育外交的话语表达更具民间性、更少政治色彩、更能细致描绘中国国家形象、更易拉近与国际公众的距离并赢得认同。相较于政府外交中由于身份的制约，使得话语表达的口径较为有限，失真感使得信者寥寥，体育外交在实施过程中不需要刻意打扮，通过生动的、有介质的表达，显得有血有肉，中国故事的讲述便能够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3.2把握我国新发展阶段外交需要，完善我国体育外交决策与实践机制
我国体育外交决策机制与实践机制是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的两部分，前者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目标、决策内容进行把握，后者则将前者由设想转化为现实。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体育外交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之矛盾，需要分别对两方面进行针对性完善。
考察当前我国体育外交决策机制。我国体育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服从于我国外交的总体战略，体育外交的一级决策权由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直接掌握；在二级部门层面，国家体育总局的对外联络司与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以及教育部，均对体育外交的实践开展具有决策能力。该结构易于产生体育外交管办职能交叉的状况，容易造成权责不清、各自为政、相互掣肘的弊端。基于该现状，应当优化体育外交职能层级排布，明确各部门的权责。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外交战略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化［25］，这便明确了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作为体育外交最根本的指导部门。外交部应当是体育外交的咨询性部门，帮助体育外交实践明确核心目标。国家体育总局及下属单位作为主管体育的职能部门，是落实体育外交的主体单位，包括制定具体方案、执行与监管、效果的评估等完整实践链。文化和旅游部及教育部的相关部门更多的作为资源支持，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帮助体育外交的实施。另外，我国体育外交应建立起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国家体育总局、外交部、教育部、国防部联席式战略咨询机制。
再观我国体育外交实践机制。主要呈现出两大弊端，一方面是人类培养能力的有限，虽然国内专业体育院校均设置了国际教育学院或国际体育组织学院，但是这些学院大多依托于外语教育，更多采用通识教育的模式，围绕体育外交人才所设计的专业培养方案尚不成熟。同时，由于外交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的组成部分，体育外交更是其中的小众分支，造成了人才培养与人才就业的不充分、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智库建设能力问题，虽然我国体育外交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在近些年呈现激增，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研究体量，但是，体育外交的智库建设却仍在起步阶段，各自为营的研究团队阻碍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与术业专攻的分工机制建设。两大弊端证明我国体育外交实践机制尚不成熟，阻碍了体育外交决策的实现。针对该现状，一方面应当建立“旋转门”式的体育外交人才培养与就业机制建设。所谓“旋转门”，形容一个不停旋转的大门，便于各个方向的人员进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官并非标准化的培养方式，不仅有一部分毕业于外交学院或外语专业，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部门和社会领域。我国可以借鉴该模式，拓宽体育外交人才培养与就业途径，建立高校联合培养机制，打造体育外交后备人才库。目前，我国已有初步实践，例如，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建设，将极大推进我国体育外交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26］。在此基础上，开拓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实习项目，培养一批基本素质过硬、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体育外交青年学者。另一方面，打造“统一战线、分工合作”的体育外交智库。目前，虽然众多体育专业高校均打造了特色的体育外交团队，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无法形成常态化的交流模式，造成“各自为战”的态势。新发展阶段下的体育外交智库应当从五个方面进行提升：推动各研究团队协同合作，形成“集成式”智库统一战线；根据各团队的自身优势与客观环境要求，打造功能定位特色化且优势互补的智库体系；开设一年一度的体育外交年度报告项目，保证智库研究的时代性与实践性；鼓励体育外交智库对领域内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一套独特、实用、科学、创新的方法体系；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体育外交智库与世界接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吸收国际高层次人才，形成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智库。
3.3巩固体育外交双边交流机制，充当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缓冲垫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正成为影响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变量，外界对我国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新崛起大国，我国与传统大国之间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但世界也期待着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多重结构性矛盾的压力下，习近平总书记从顶层设计出发，对大国交往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该思想是对我国外交四大布局中关于大国间关系的具体理论指导，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实践提出了具体要求。
众所周知，体育外交因自身低政治敏感度的主体功能，能够充当国家间诚意信号交换的重要场域。日美“高尔夫外交”、中美“乒乓外交”、朝韩“奥运合作”等诸多体育双边对话机制反映着体育在国际政治中战略推进的独特功效。体育场域内具有非正式性，大国之间可以进行摸底性的信息交换，进而传达与确立彼此的核心利益。相较于冰冷的谈判桌，假借体育外交可以实现较大程度的真诚态度，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沙箱”。基于此，我国可以打造双边体育人文交流机制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先行官。以中美关系为例，作为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写照，双方外交在官方层面的针锋相对难以避免。体育外交在有限的外交选择中具有更重要的价值，相较于唇枪舌剑的谈判桌，构建双边体育人文交流机制可以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沙箱”。在中美、中澳等关系紧张的大国双边关系中，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呈现出互补性、合作性、建设性、竞争性、创新性等特征。2021年4月，上海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动”［27］，续写着“中美乒乓外交”的历史佳话，丰富了中美体育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设，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夯实民意基础。除此之外，构建大国间的双边体育人文交流机制能够通过非正式场合的战略试探交换战略信息，在寻求潜在共同利益的同时明确战略底线，关键时刻发挥“熔断”的保险作用，防止大国间关系极度紧张而导致不可逆的全面对抗。
3.4强化周边体育外交质量与频率，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政治中，邻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进行选择。邓小平早已做出判断，“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是亚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良好、和平的周边环境才有可能达到。”［28］在我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2013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做好周边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29］。与以往将大国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工作相比，十八大以来的我国外交战略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关系的建设，争取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深化是开展体育外交的动力源泉，我国体育外交应当秉持“亲、诚、惠、容”的态度，有序加强对周边国家外交的频率与质量，实现“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尤其在后疫情时代，风险社会的加深迫使全球化进入震荡期，国家间将在一定时间内更依赖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地区主义。我国体育外交应当把握“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江原道冬青奥会”等在亚洲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实践路径［30］，循序渐进地凝聚周边共同体意识，保证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对外开放工作及中国发展战略的顺利开展，开拓新环境、新思路和新空间。除此之外，随着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周边国家也期待我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影响，我国也有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责任和需求。在这样的现实诉求下，我国体育外交应当积极向周边地区辐射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优势，以体育外交为途径推动周边地区的全面对话，以建立体育利益共同体保证“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向善发展。
3.5升级体育对外援助方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但党中央始终强调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积极调整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向，与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对话曾经也将继续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杨洁勉指出，中国的国家身份实现从国际体系的“学习型参与者”向“建设型贡献者转变”，并开始由“普通参与者”向“集体领导者”的角色过渡［31］。国际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亦应当及时向建设型贡献者的角色调整。最终形成以国家总体发展布局与总体外交战略为旨归，建立基座扎实、层次丰富、内容多样的体育对外援助体制，保证政府规划引导，激励社会广泛参与的“金字塔”式中国特色体育对外援助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高质量沿革。
第一，体育院校的合作式援助。依托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合作平台等机制，开发一系列奖学金、留学生交换、师资交换、体育志愿者等体育对外援助项目。通过高校的平台展开互利互惠的合作式援助，可以极大地增强我国体育软实力建设，同时推动体育高校的国际化进程，提升我国综合国际影响力。
第二，体育智库对外援助。若想持续提高我国体育软实力，体育智库对外援助是重中之重，因为智库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头部平台，代表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尖端水平，是向世界输出我国体育知识产品的极佳渠道。例如，体育管理智库提供建设体育体制建设、体育商业智库提供商业开发建设、体育教育智库提供教育思想的输出等。历史经验表明，体育对外援助不能纯粹地以商业为媒，受援国关注的往往是文化式的援助，通过体育智库进行对外援助，便能够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影响力与认同感将会倍增。
第三，建立体育对外援助评价机制与档案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体育对外援助与我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国际影响力提升紧密相连，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且更具政治意义。目前我国尚无独立的体育援外监督评价机构，对其有效性的评估规定也不够明确［32］。因此，构建起我国体育对外援助评价机制与数据库刻不容缓，为体育对外援助增加效果评估与经验总结的环节，通过每一个项目最终的成果报告对体育对外援助的策略、方式、对象进行升级调整。并在前者的基础上成立档案库便于相关学者进行查阅与梳理，将体育对外援助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事业。
3.6以公共外交为主阵地，开创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新发展格局
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普遍参与，借助传播与交流等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的外交方针政策，以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的外交途径［33］。公共体育外交属于软实力建设的概念，因为国际体育交流属于文化交流的一种，而体育中的文化交流往往隐含在以奥运会、世界杯为代表的国际体育活动之中。从世界级的体育赛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个体育活动的背后蕴含着大量文化软实力，从场内的运动员性格、裁判标准、观众的呐喊等赛场现象，到场外的新闻媒体、文创产品等，无处不彰显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因此，体育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设实际上是开发国际体育各类体育活动的文化交流功能，使之在体育活动开展的同时发挥文化对话与展示的功能，促成文化对话的平台。
相较于英联邦运动会、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欧洲五大联赛等代表各自国家的世界知名体育赛事品牌以及体育学术峰会，目前我国的相关体育人文交流机制仍处于成长期，这一现状迫使我国体育文化只能在别国话语权主导下的赛事或长周期性的赛事中集中展现，无法与世界产生长时间、高频率的互动，最终导致我国体育文化影响力的落后。同时，偶然的大型体育公共外交活动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轰动性文化塑造效应，但过于注重展示最佳形象往往会使他国民众感到失真。因此，以公共外交为主阵地开创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新发展格局才能够细水长流地展示一国真实的体育文化［34］，通过量的积累形成质变。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丰富国内体育政府、企业、赛事、媒体的国际视野。众所周知，文化认同是崛起大国的必备能力，与其他对外交流方式相比，人文交流更具基础性、广泛性、先导性和持久性。作为文化展示的输出口，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提前培养好世界意识，将中国文化作为话语基石对外表达，以期形成我国主导的世界性体育人文交流机制。全球化背景下的体育外交暗含在每个公共场合之中，国内体育政府、企业、赛事、媒体的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的视野下，因此，每个主体平台都可以被认为是集合式的体育外交场域。建设并利用好这部分力量能够极大地拉近我国与世界的文化互信，并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
第二，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塑造起中国特色国际体育交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所囊括的总人口（约44亿人）和经济总量（约21万亿元）分别占到全球六成和近三成。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活动为基石的公共产品，但文化活动同样也是它的重要目的。2019年12月，“一带一路”体育文明传播与文化交流高峰论坛在山西举办，标志着体育文化正在作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利用好体育的力量，“一带一路”将能够全方位地增强周边地区和友好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以“互联互通”的体育交流平台使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互动上升台阶，增加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领导力的砝码。
第三，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依托，建立更多的双边与多边体育交流平台机制。迄今为止，中国已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起了不同层级的战略对话协作平台，逐步发展成习近平所说的“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将会是我国体育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借助伙伴关系网络积极进行体育外交实践活动。我国体育外交可以仿照我国新设的“全球卫生外交协同创新中心”［35］，依托外交学院与体育类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设立“全球体育外交协同创新中心”，以文化节、竞技对话、智库交流等方式搭建起体育交流通路，促进国家间的政治互信。
4
结语
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的新崛起大国，在新发展阶段中带给世界的绝不是“修昔底德陷阱”式历史悲剧的循环，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式世界合作、发展、成长的全新方案。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格局与智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的内聚精神和国家的内在动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36］新发展阶段的我国体育外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实践。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坚持合作共赢开放战略，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37］。这一政策文件的更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的创新实践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紧迫的任务。在政策引领的基础上，我国体育外交应深入把握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球性风险社会加剧、大国间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战略环境变化。积极应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国体育外交工作重心定位困境、我国体育外交全球实践困境、我国与美、日、澳等大国间体育外交现实主义困境，进而从六大方面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外交推进策略进行实践。同时，学界关于体育外交的研究应坚持国际视野、夯实理论功底、立足现实需要、完善战略体系的构建，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地及时校正战略方向、创新策略手段，助力建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23）；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YBNLTS202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