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丨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逻辑的扎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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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芳，刘楚琛.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逻辑的扎根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2）:52-58，66.

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逻辑的扎根分析

（赵芳）

作者

赵芳，刘楚琛

南宁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南宁530100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大学生体育参与比例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体育参与的性别化倾向也逐渐出现，比如：在足球场、篮球场上奔跑跳跃的大多是男生，在瑜伽馆、体操房练习的多是女生。此外，在高校体育资源较丰富的现实情况下，在调查中却发现女大学生的日常化体育参与状况仍不容乐观^［1］。女大学生体育参与存在一定的“突击性”，即她们的体育参与主要集中于体测和体育课考试之前，日常化的体育参与较少。缺少日常化的体育锻炼将不利于她们身体素质的提升^［2］，也使得女大学生身体健康持续下降的趋势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3］。

在前期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个体在社会化早期受社会性别建构形成的性别观念会影响女大学生的体育行为，这种性别观念作为协调人类行为的背景式、先导式文化框架发生作用，让她们认为自己不适合参与“以男性为主”的体育活动^［4］。不过这种性别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在随后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中发现，部分女大学生在初期拥有积极的体育运动观念，愿意去参与体育活动，但在后期再次谈及时的回应与初期相悖。也有受访者在初次访谈时表示不愿意接触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学分不得不参与，将体育视作“任务”，但在后续却产生了积极的转变，出现邀请同伴一起参与的现象。

综上，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在其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现有基于社会性别的观点并不一致。由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在运动场域中，为何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会发生转变？其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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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1.1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女大学生体育参与领域主要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开展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此类研究大致延续着心理学式分析与社会建构两种理论取向，前者主要从心理学层面入手，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她们体育参与的意愿变化情况，探究女性体育参与主观的动机和归因^［5］；而后者则认为个体行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处于特定文化历史中各主体之间互动和协商的结果^［6］，因此，该取向主要关注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她们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层面的性别文化对她们体育参与意愿的影响情况和具体因素^［7］。这些研究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但对于理解本文的议题仍存力有不逮之处。具体而言，前者忽略了性别社会行动中的人的行动面向，这一缺失会导致研究结果呈现出一种主观主义的心理学或现象学还原，势必会造成研究去情境化。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层面，要求我们注意到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结构性要素， 但这种社会结构的关注无疑默认了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是一种被动、外部归因式的结果^［8］，忽略了行动者的微观抽象性别观念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异质性。

此外，以上研究主要倾向于以“参与—不参与”为落脚点建立起二元分析框架，预先将她们归类为一种恒定不变的消极/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群体，随后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总结出消极/积极参与的影响因素，再据此提出意见和建议^［9］。但是经调查发现，女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参与态度的变化并不是全然二分的关系，“参与—不参与”两极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转化逻辑，而这一转化过程则需要被置于具体运动参与情境中才能显现。因存在如上理论缺憾，本文对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在女大学生运动实践态度变化过程中，宏观社会结构形塑的性别观念与个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关系如何？在二者交互作用下，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性别观念的变化及其逻辑如何？

1.2研究设计

鉴于女大学生性别参与变化中复杂逻辑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相应的解释，较为适合采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10］。而且本研究对象为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的逻辑，该逻辑是在女大学生个体与其他个体社会互动之中产生、变化，因此本文将回归体育参与的具体情境与实践之中，采取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主要在诠释取向下开展研究，这与Corbin和Strauss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版本所遵循方法论观点一致。所以，主要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开展研究。

质性资料收集中为了避免正式访谈时受访者因为访问者存在而产生的干扰，除了对受访者进行访谈以外，还与她们在长期接触过程中进行参与式观察，以获得对访谈材料的切身理解，印证或修正访谈材料^［11］。因此，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结合迭代的方式对在公共体育课中具有特殊表现的女大学生进行资料的收集^［12］。其中，在对第十九号受访者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通过编码分析发现概念、子类属和类属等内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再无新概念的产生。经统计，理论饱和后，本文共有28名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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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码结果及理论构建

2.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的目的在于通过原始材料中通过概念化提取类属，也就是处理聚敛问题^［13］。本文主要使用受访者原话作为“标签”，以此尽可能减少研究者主观偏见，在进行连续性比较的基础上^［14］，通过迭代过程，提炼出460条原始语句、142个概念、31个子类属和8个类属，考虑到篇幅问题，只选取部分编码的分析过程进行说明，如表1和表2所示。

2.2主轴编码

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主轴编码程序，通过施特劳斯（Strauss）的6C因果关系进行典范模型(Paradigm model)梳理，将8个相对分散类属联系起来（如图1所示）。

通过对访谈内容的全面性梳理，结合相关学生的回应和课堂表现，发现具有较为积极性别观念的学生在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中参与意愿和表现得要比其他学生更好。随后，对各项类属进行连续比较，进一步发现：在运动实践中，女大学生由社会观念建构而来的宏观与微观性别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会使得她们在运动参与过程中的参与感受与参与之前对项目、伙伴或场地的预期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这种由社会文化规训与性别角色期许产生的张力往往被认为是女性体育参与社会距离形成的本源所在。因此，本文将以性别感知张力为现象进行主轴分析，并将类属发展如下（见表3）。

结合上文分析认为，“宏观抽象性别观念”和 “微观抽象性别观念”之间的契合与否，可以使得女大学生体育参与过程中个体参与感受与参与前的个人期待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如果存在冲突，则会形成一种距离感，产生张力。

2.3选择性编码

在所有的类属和类属关系都建立以后，结合备忘录，基于典范模型初步形成如下结论：在体育参与产生“身体性别实践”（以下简称“身体实践”）之后，“具体性别观念”（以下简称“具体性别”）与“抽象性别观念”（以下简称“抽象性别”）之间的动态关系或许是女性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动的关键所在。本文遂将核心类属归纳为“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随后，结合上文编码内容，形成如下理论框架（见图2）。

女大学生在社会、历史情境中所感知到的社会性别观念对她们“抽象性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观念是由社会观念建构而成的，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逐渐成为性别历史记忆与社会结构，这构成了体育社会性别氛围与体育性别分类，即“宏观抽象性别观念”（以下简称“宏观性别”）；另一部分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根据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与“宏观性别”的交织形成的性别经验知识，并内化于心，形成“微观抽象性别观念”（以下简称“微观性别”）。在此，“抽象性别”就成为一种先验性的存在。

如果个体在过去产生“微观性别”为消极，与现有消极的“宏观性别”高度重叠，她们一开始会较为抵触男性文化浓厚的体育项目。但无论女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意愿如何，在大学生涯中，她们均不得不参与体育课程、体质健康测试以及校园健身跑等大学生必修内容，由此，她们便在各种宏观、微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开始体育的“身体实践”。在实践中，如果个体参与体验较强，这便有可能由“具体性别”去左右“抽象性别”——动摇其中的“微观性别”，使得“抽象性别”这个整体发生了分离的萌芽（“微观性别”从“抽象性别”中剥离）。“微观性别”向“具体性别”靠拢，这种路径则有可能挑战了原有宏观性别霸权，使得女大学生的“抽象性别”发生积极性改变（图2中实线路径）。如果在实践中“具体性别”的体验较弱或是不足以撼动原有“抽象性别”，那么则会出现“宏观性别”向“具体性别”的反向压制，从而出现运动参与退场（图2中虚线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性别观念的影响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活动，在具体情境中，二者是一种相互博弈、作用的动态关系，出现一种抽象与具体的“性别观念双向动态变化”，不过为了便于文章的讨论，本文采取了一种“理想类型”式的讨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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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性别观念”：社会结构中的宏观运动观念

在初步建立理论框架后，通过叙事进一步细化理论框架。女大学生对待体育的“抽象性别”虽然会因为个体之间生命历程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异，但仍具有一定相似性。根据类属和子类属的内容，可以发现社会、学校、家庭、运动经历以及性别社会历史记忆等多方面共同构成了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抽象性别”。

3.1 “宏观抽象性别观念”：社会建构过程中产生的性别观念结构

3.1.1社会层面对体育参与“宏观性别”的影响

在子类属“B21传统性别规训”的内容中可以发现，通常在传统社会性别认知中，体育被认为是由男性主导的活动^［15］，常用于培养青年男子的勇气、骑士精神和爱国主义^［16］，而女性则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裹足”便是这一性别规训的主要表现，即通过束缚女性的身体来达到将女性限制在体育之外的目的^［17］，由此中国传统社会中宏观层面的性别霸权被构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也有部分女性成功打破了传统性别观念的限制^［18］，但社会氛围中还存在着部分对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歧视，并认为女性只是男性在体育参与过程中的附庸或陪衬^［19］。在此种宏观性别霸权和传统社会性别的影响下，女性往往会因为社会外部环境和个人生理因素^［20］，被视作运动参与的边缘群体^［7］。同时，在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意涵中，话语同样隐含了对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歧视和不公，如果有男生体育参与表现较差，会被讽刺为“大姑娘”“娘娘腔”，如果有部分女性运动能力较好，会被污名化为“男人婆”“假小子”“疯丫头”。

3.1.2学校层面对体育参与“宏观性别”的影响

学校为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提供了实践场域，对她们性别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学校体育情境中，女生会受到来自教师管理、场地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逐渐产生不同的“抽象观念”。

目前，学校中体育课程的设置也体现出这一点，“根本抢不到课，因为瑜伽课名额太少了，只有几十个名额，而那些篮球足球的都有一百多两百个名额（211116，WH）”在公共体育课程开展中，可以通过性别倾向模糊区分为足球课、篮球课等男性气质更为浓厚的体育课程，瑜伽、健美操等女性气质较足且受到女生欢迎的课程_［21］。其中课程设置以带有男性气质体育项目为主，导致了每年都有大量的女生因为抢不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却又为了学分不得不参与自己所畏惧的那些男性气质更为浓厚的体育项目。

此外，在具体的参与情境中亦可发现，现有学校体育场地的布局（“B22体育设施设置”）亦隐藏性别差异：“男性化”气质更为浓厚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较多，“女性化”的体操房、瑜伽馆较少，或是不允许非体育生使用（这一点在综合排名较低的学校中更为凸显），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她们的“宏观性别”。

3.1.3家庭层面对体育参与“宏观性别”的影响

家庭作为女生成长和生活的场景，家庭体育性别观念对女生体育性别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B25家庭性别影响”）。在传统社会角色的影响下，女生通常遭受家庭环境中潜藏的规训^［5］，如在传统父权家庭制度的影响下，部分家庭希望将其培养成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女性，“对于女儿我不会像要求儿子那样，要经常出去运动，交朋友什么的，虽然她自己有时候也会去打球，但女孩子还是要文静一些”（220428，ESL非正式访谈）。自此在社会凝视中，她们的“宏观性别”会逐渐成型，认为自己作为女性应该文静、端庄，从主观上主动与体育参与进行了分离。虽然有部分家庭支持并要求女大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但他们鼓励的活动也带有明显的性别规训，“我当然支持她去锻炼，我给她买了运动鞋、运动服那些，然后我还陪她一起跳操啊，跟着视频直播一起学一起跳”（220506，ESQ非正式访谈）。这类家长虽然支持她们参与体育活动，但其实也在具体行动中传达了符合他们观念的“宏观性别”，即：女生应该进行“适合”女孩子的运动。

综上所述，对于女大学生来说，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体育性别观念构成了她们脑海中浓墨重彩的“宏观性别”的底色，即按照所谓的体育参与性别分工扮演好自身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这对于仍处于青春期，心智水平还处于发展阶段的女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本文认为其“宏观性别”主要对她们“身体实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3.2“微观抽象性别观念”：社会化过程中将运动经历内化于心的性别观念

“微观抽象”是女大学生个体在参与身体性别实践的情境前，受到“宏观性别”限制，在社会、学校、家庭等社会化场域中，逐渐内化于心的一种性别观念，简单来说，“宏观性别”是一种外部影响，而“微观性别”是个体对这种影响的内化和认可。

3.2.1隐性性别因素对体育参与“微观性别”的影响

在“宏观性别”的影响下，部分女大学生因自身身体素质较差而自卑，所以其感知到的“微观性别”较为消极^［22］。根据子类属“B26隐性性别情况”的内容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性别观念背景下，被排斥的参与经历会使参与者畏惧或排斥体育，“我以前想要和那些男孩子一起玩球，但他们排斥还嘲笑我，让我回去玩那些女孩子玩的游戏（翻花绳、跳皮筋），让我很难过”（211107，YH）。与之相对应的，在重视体育活动的学校场景之中，如若其经历能够给她们留下正面积极的反馈，亦可促进其“身体实践”。由此，在生活中通过各式情景生产的经历会在隐性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对体育参与的观点，使她们产生不同的“微观性别”。

3.2.2女生个体性格对体育参与“微观性别”的影响

因传统性别观念的遗留和家庭观念对女性的影响，女大学生在她们的人生中通常养成了细腻、谦和、温顺、友善，对外界的帮助、关注、支持皆具有较高敏感度的性格^［23］，这一点也在子类属“B28性格腼腆敏感”和“B29关心他人感受”中明确体现：为了不损害他人运动体验，她们可能会应他人请求或邀请参与体育活动，或因为他人的感受而选择自我退场^［24］。而且女性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往往承担着“照顾者”的角色，美国社会学家乔多罗研究发现，女性在其社会化的早期更多地受到母亲角色的影响，并且会以母亲及其行动形式为榜样，使得她们个体性更倾向“同情”“照顾”他人^［25］。上述女性的个性特征在其学生阶段就已经逐渐显现，对他人态度和心理的变化有着更加细腻的探知，极为注意他人感受，“因为我打得不是很好，我舍友喊我上场玩，我觉得有点拖累队友。就这种集体类的我就觉得，我打不好就罢了，但是我觉得到我的位置我接不住，我就会觉得很影响队友”（211128，QH）。但她们可能因此受到“伤害”——认为自己的存在影响团队发挥，内心产生强烈的自责感，甚至会因此产生退缩心理，试图回避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社交回避”的心理^［26］。

总的来说，女大学生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宏观性别”影响下的运动经历中感知到的运动隐性性别因素和其个人在宏观社会环境中社会化进程所产生的性格，会影响她们体育参与“微观性别”的形成。该观念与“宏观性别”不同，并未处于显性的地位，如不仔细梳理甚至难以发现，但这一观念却是分析女性体育参与性别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分析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意愿变化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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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性别观念”：身体实践产生的微观性别观念

在体育参与的情境中，“具体性别”主要受到了女大学生体育参与中“B30运动反馈感知”和“B31运动性别感受”的影响，并且与她们运动参与意愿的改变有着较强的关联。

4.1运动反馈感知对体育参与“具体性别”的影响

当女大学生在具体的身体实践中获得了良好体验，产生了积极的“B30运动反馈感知”之后，随之产生的积极“具体性别”会促使其“微观性别”发生改变，使得她们勇于挑战原有的“宏观性别”。如，“我当时选了搏击课，本来大家都不觉得我能坚持，我自己心里也打鼓，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后面上课的时候我的同学还有教练他们一直鼓励我，帮助我，让我感受到了乐趣，并成功坚持了下来，我现在认为搏击并不是男孩子的专属，女孩子也可以参与。”（211203，YJ）。此外，构成她们“微观性别”的“B27体育性别资源”也对她们的运动感知反馈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体育参与中，如果有女生试图参与，她们可能感知到更多的关心和宽容，即更为丰富的体育性别资源，“我们本来想要去篮球场练习一下考试的项目，结果我们班的男生特别好，帮我们捡球，还教我们该怎么打，虽然我感觉我没什么进步，但还是很高兴，约着下周继续”（211113，SH）。

反之，如果她们在身体实践中体验较差，这可能会使得她们拒绝参与体育活动。通常来说，在原有“抽象性别”的影响下，她们在选择体育项目、参与体育活动之前会有一个先验性的印象，影响她们的态度，“虽然以前没有参加过，但是我本身却很喜欢这些运动，相对的就是兴趣很高，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就愿意去尝试一下”（211206，SY）。除对运动项目本身的兴趣和运动过程的感受会影响她们参与意愿以外，在“身体实践”中，她们参与过程感知到的反馈同样会影响她们的意愿，“那次参加活动我觉得太尴尬了，我全程站在场上面都不知道干啥，我感觉自己很多余”（211128，QH）。这种较差的运动反馈会对她们体育参与的积极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她们可能会因此拒绝参与体育活动。

4.2运动性别感受对体育参与“具体性别”的影响

女大学生在运动参与“身体实践”的场域之中还会因其性别因素受到影响（B31运动性别感受），进而产生不同的“具体观念”。有时她们可能因性别受到无端攻击，“有些男生很恶劣的，去打球的时候他们会故意把球往你身上打，还会笑嘻嘻的，一点愧色都没有，我就知道他们就是想欺负你打得不好”（211211，JH）。除此之外，女性本身注意个人形象的情况亦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出去锻炼，还要换身衣服，还要换个鞋，觉得这身衣服不适合去运动，还要运动完之后你不得不洗个澡吧，搞这么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就不大想去”（211130，WH）。“去运动的话肯定要出汗，你出汗了头发会乱还会油，必须要洗澡，整理一下个人形象，这样有时候会觉得比较麻烦”（211204，QH）。这些身体实践中的经历会影响她们的“具体性别”，乃至“微观性别”的形成，使得她们体育参与意愿变化，成为边缘群体。但如果其在“身体实践”中拥有良好的体验，同样可以改善其“微观性别”，并促进体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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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 

根据上文所述，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主要受到了“抽象性别”和“具体性别”的影响。正如熊欢教授在对女大学生户外徒步运动体验的研究中所提到的那样：“通过户外徒步运动的具身体验，女大学生获得了在日常生活经验以外的，对自我身体、生活、生命的感悟和认知”^［27］，这种对原先日常生活经验和具体实践中产生的观念就是促使她们体育参与意愿变化的契机。

此外，虽然“微观性别”与“宏观性别”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它们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直接的关系：有部分女大学生虽然在社会化进程中感知到了较差的“宏观性别”，但因为各种因素她们却拥有积极的“微观性别”，在此帮助下她们将会主动挑战“宏观性别”。但一般而言，处于体育参与边缘化地位的女大学生其“宏观性别”和“微观性别”均为消极，她们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除了要面对“宏观性别”以外还需要挑战自我观念中的“微观性别”，如此才能实现体育参与态度的转变，促使性别观念的变迁。需要说明的是，性别观念的变迁是达成性别平等的重要条件^［28］。当女大学生处于“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她们需要与异性处于同一个场域之中（体育课或体测等场景），所以在运动场景的社会关系情境中，性别观念的发挥较为显著。其中，影响她们体育参与意愿的性别观念为“抽象性别”和“具体性别”，根据故事线和前文的分析中存在的信息，发现这两种性别观念之间存在两种变化路径，其一是从具体到抽象，其二则是从抽象到具体，需要注意的是她们性别观念的变化并非从抽象到具体的单一线性机制，而是多层次循环的双向动态过程，体现了她们在身体性别实践与个体性别观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回归稳定（如图3所示）。

第一条路径“具体性别—抽象性别”，是在女大学生在“身体实践”中收获了良好体验之后产生的。在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她们一开始可能对运动项目存在一定的畏惧感，但在运动同伴的鼓励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她们可能收获良好的运动体验，以此产生了一种具有微观实践特色的积极的“具体性别”，动摇了原本存在霸权性别观念，使得“具体性别”撼动其“抽象性别”，让她们产生与原有传统“宏观性别”不同的感受和观点，促使她们打破原有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

第二条路径“抽象性别—具体性别”，是她们在具体运动参与的“身体实践”中，体验产生的“具体性别”较差而产生的。在这种反向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性别观念中，反映了她们在“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并不总能获得良好运动性别体验的社会现实，这种消极的“抽象观念”会压制她们的“具体性别”的转变，让她们保持原有的性别观念，自然也就无法撼动她们在社会化进程中产生的“抽象性别”。

综上所述，女大学生体育参与的过程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变化预示着她们体育参与态度转变的复杂性和变化性。需要注意的是她们性别观念变化的路径均受到具体身体实践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角力，这使得该二者之间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认为 “具体性别”与“抽象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博弈的关系，主要呈现为“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变化”，即：女大学生运动性别观念的变化机制是在“具体性别观念”与“抽象性别观念”之间多层次的双向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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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基于上述讨论，认为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态度受到她们宏观社会结构形塑的社会性别与个体微观实践影响，其中前者通过宏观层面的影响为个体设立了一种具体实践参照框架，而后者在具体实践中的经历和感受亦可对前者进行修正，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将会随着她们体育参与实践中体验的生成而改变。此外，这种性别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呈现了一种双向动态博弈的态势，即：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的变化机制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反复拉扯的双向动态过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将体育参与中的性别观念划分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来处理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的性别观念变迁。这种做法与以往仅关注于微观层面身体实践领域的“抽象性别观念”不同，除了考虑到“抽象性别观念”中，宏观与微观理论面向对性别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将具有实践意涵的“具体性别观念”引入体育参与领域，探讨个体微观层面身体实践的性别感知。由此，将体育参与性别观念同时带入到了宏观与微观情境之中。与其他研究不同，研究并没有将这两种情境进行二元对立，而是将“身体实践”作为两个性别“系统”（宏观与微观）的“一般化的沟通媒介”（Communication Medium），从而联结两种看似对立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性别观念的“沟通协商”。

本研究目的是提出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与其性别观念变化之间存在的关系，而“体育参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较大的延展性，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直接、间接的参与方式或是包含了不同运动项目的参与类型，这些不同的体育参与方式与参与类型可能会对女大学生体育参与身体实践、感知或经验等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因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些不同的体育参与方式与类型并不会影响本文核心观点的产出，故并未提及。而后续探索则可以考虑这些问题，从运动参与的方式或类型出发，进一步探索它们对女性体育参与意愿的改变和影响情况，为促进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情况提供辅助和支撑。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TY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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