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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丨数字化发展如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引用格式
刘超，孙永明.数字化发展如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3）:53-60.
数字化发展如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刘超）
作者
刘超1,2，孙永明3
武汉体育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武汉体育学院 彩票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河北体育学院 冰雪运动系，河北 石家庄 050000
以服务化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是全球制造业转型的主要趋势，也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1］。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仍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2］、产品相似度高［3］以及附加值较低［4］等问题，而服务化转型能通过使用高端要素资源实现产业范围经济、基于服务突破同质化竞争以及通过价值链转移提升体育用品制造业价值链［1］，它是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形成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
数字时代，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手段。从产业实践来看，智能制造、智能终端和电子商务等数字化产物重塑了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价值链体系，引领了制造方式变革，不断向服务新领域拓展［5］。从政策要求来看，政府部门也将数字化作为服务化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十四五”数字化发展规划》中提到，要推动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数字化发展为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将成为数字时代驱动体育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那么，数字化发展是否真的推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又是如何推动的？对不同类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又存在何种差异？基于此，本文以A股上市的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方法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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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是企业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生产、销售、物流供应等环节通过数据驱动业务开展，从而达到增值提效目的［6］。主要具备以下特征：（1）生产端以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智能制造云将消费者需求信息实时传递到生产线，由智能制造系统分析、研判后，再通过智能设备实现产品的个性化、智能化生产［7］。（2）供应链以信息化系统进行全流程控制。依托完善的信息化系统，构建完整的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和反馈闭环，打通供应链各环节数据流通壁垒，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8］。（3）销售端以互联网商业模式拓展销售渠道。电子商务、O2O等互联网商业模式打破了产品销售的时空局限，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获得了更为广泛和细致的顾客需求［9］。（4）数字技术应用为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应用，企业实现了从研发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到营销服务等环节的全面升级［10］。
1.2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积极影响。一方面，有利于价值链后端延展，实现“产品服务化”。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加速了集产品生产、分配和销售等功能为一体的服务性平台发展进程，为消费者创造新的消费体验空间，还能有效获取客户需求信息和集聚客户群体，从而推动企业向大规模定制和高端定制的服务化方向转型，促进体育产品服务价值延伸［10］。其次，通过物联网数据收集，以更加动态系统的方式持续分析并预测消费者需求，自动适应环境并自主决策，能够为客户带来高度的个性化体验［11］。最后，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企业能依靠某一主营业务积累起来的消费者数量，以低成本拓展服务业范围，增加服务性收入来源［12］，有效扩展了产品服务的种类和方式。另一方面，有利于价值链前端延展，推动“产品溯源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体验经济发展迅猛，体育用品生产销售不再是利润回报的唯一来源。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实现产品差异化的有效途径，智能制造也已成为主流［13］。同时，随着数据信息在生产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已逐渐推动现有网络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和全链条的升级改造，从而促进智能制造向服务化智能制造转变［14］。
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观点。如数字技术壁垒会影响部分企业对特定数字服务的可获得性，从而制约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15］；在数字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数字化发展会制约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16］。但总体来看，在数字化发展和服务化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不断扩展服务价值创造时空，逐渐向服务主导方向迈进［17］。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化发展推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
1.3数字化发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经过文献梳理和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结构在数字化发展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数字化发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一条重要路径。一方面，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成功进行服务化转型的核心动力［18］。同时，创新能力还能帮助制造企业摆脱传统束缚，通过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从而建立起服务优势［19］，并且由于服务的无形性特征，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其差异化的服务越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替代，其服务化的优势就越明显［20］，服务化转型也愈成功。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从而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1］。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制造业企业可以融合线上线下资源，优化和提升价值链共创网络，提高研发、生产过程的开放式创新水平。数字化时代改变了制造企业的创新模式、组织结构和生态系统，要求企业创新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具有感知性和连续性的智能服务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创新的关键［22］。
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是数字化发展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方面，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至关重要。高质量人才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起着核心驱动的作用，是企业进行服务创新的关键推动力［23］。服务型制造需要生产与服务部门之间的全力配合和有效沟通，这就要求员工要具备较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化水平，即制造企业服务化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作为保障［24］。可以看出，人才资源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关键，高素质的员工更善于发现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提供满意的服务［25］，加快企业服务化进程。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显著改变就业和劳动力结构［26-27］。人才的数字素养和操作技能是承接技术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28］。制造企业的智能化发展促使智能设备逐渐替代低端劳动者，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增加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2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假设3：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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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2.1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式（1）中，被解释变量Servicei,t表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程度，核心解释变量DIGIi,t代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程度，参数β反映的是数字化对企业服务化程度的影响效应；Controlsi,t代表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其他控制变量；θi和λ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2.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公布的各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如下：（1）通过对中国A股体育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概况进行基本甄别后，筛选出29家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其中，主板上市公司15家，新三板上市公司14家；（2）反映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发展程度的指数，通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2014—2020年的年度报告内相关部分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后得到。
2.3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程度。本文选取服务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的指标。此外，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用服务人员占比来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本文通过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指数来衡量数字化发展程度。具体构建方法如下：（1）收集已筛选出的29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2014—2020年的年度报告，利用迅捷PDF转换器将其转换成txt格式，再通过Python提取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分析部分的文本。由于不同年份上市公司年报的内容设置有所不同，因此，分别将2014年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部分、2015年年报中的“公司业务概要”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以及2016—2020年年报中的“公司业务概要”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文本内容提取出来作为样本。（2）基于Python的Jieba分词功能对样本进行分词处理，并进行词频统计，筛选出与数字化发展相关的高频词汇。（3）基于第二步形成的关键词，从上市公司总样本中提取关键词前后文本，并筛选出出现频次较高的文本组合，以进一步缩小关键词范围。（4）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补充，形成最终的分词词典。（5）基于最终的分词词典，使用Jieba分词功能对所有样本进行分词处理，从智能制造、信息化系统、互联网商业模式和数字技术应用四个方面统计关键词披露次数，以此反映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各方面的发展程度。（6）对词频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到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发展指数。
本文分别从现金流量（CASH）、资本密集度（CAPI）、经营绩效（PERF）、产品差异化程度（DIFF）与企业年龄（AGE）五个方面选取相应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现金流量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的绝对值取自然对数后，再加上原数值前符号来表示；资本密集度用固定资产与员工数量的比值表示；经营绩效用企业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表示；产品差异化程度用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限表示。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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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发展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实证分析
3.1基准回归结果
为验证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对基准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第（1）列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指数（DIGI）的系数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化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程度就增加5.869个百分点。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化发展仍在1%置信水平条件下显著。由此可以说明，数字化发展显著推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假设1得到验证。
3.2中介机制分析
为了探究创新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在数字化发展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中的中介作用机制，本文使用Bootstrap1 000次重采样和95%的置信区间（CI）估计获取中介效应路径系数、标准误以及间接效应的Z值。
从表3中可以看到，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结构对数字化发展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间接效果都较为显著，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的取值范围分别为4.163~12.999和3.905~12.902，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存在。说明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结构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人力资本结构持续优化，从而有效促进了其服务化转型。假设2、假设3得到验证。
3.3稳健性检验
3.3.1基于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
（1）基于企业规模视角的分析
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其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收集和整理了各上市公司年报中年末总资产的数据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并将所有企业按照年末总资产分成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两类。分类标准如下：取所有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年末总资产数值的中位数，年末总资产大于中位数的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记为1；年末总资产小于或等于中位数的为规模较小的企业，记为2。结果如表4第（1）列和第（2）列所示。从影响的显著性看，无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规模大小，数字化发展都对其服务化转型具有显著影响；但从影响强度看，规模较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其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数字化战略思维来看，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发展思维上存在着一定的组织结构惰性，比较安于维持现状，会降低数字化发展对企业组织管理等方面变革的积极作用，从而影响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效果；二是从数字化转型成本来看，由于规模大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更大范围的数字技术应用、更大规模的智能制造投入以及更完备的现代化信息系统搭建，这使得企业在进行数字化改革时将面临更高的调整成本和调整周期，因而短期内数字化发展对服务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不如规模小的企业明显。
（2）基于企业成熟度视角的分析
为考察不同成熟度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其服务化转型的提升作用差异，本文按照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上市板块（主板和新三板）将其分为成熟度较高的企业和成熟度较低的企业两类。划分理由如下：主板上市的企业，对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经营年限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通常是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并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因此，将主板上市企业定义为成熟度较高的企业，记为1；相反的，新三板的上市条件更为宽松，没有很高的门槛，通常针对行业内的初创企业，因此将新三板上市企业定义为成熟度较高的企业，记为2。分析结果如表4第（3）列和第（4）列所示。数字化发展确实对不同成熟度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程度不同，虽然数字化对成熟度较高的企业和成熟度较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数字化发展对成熟度较高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小于成熟度较低的企业，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成熟度越高，数字化发展推动服务化转型的效应反而越弱。
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那些成熟度较高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往往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较高的经营绩效，已有优势使得这些企业缺乏主动转型的意识，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服务化转型，因而在进行数字化发展时较为保守；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本身就具有被动性特征，那些成熟度较低的初创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往往更具有开拓精神，会试图尝试各种创新手段促进自身发展，同时转型成本压力较小，对服务化转型的接受更为主动，进而会积极拥抱数字化，因此能对服务化转型产生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3）基于企业主营业务视角的分析
由于数字化对不同行业的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本文进一步认为，不同经营类别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对其服务化转型的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依据上市公司年报内披露的主营业务类别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划分为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和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两类，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记为1，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记为2。分析结果如表4第（5）列和第（6）列所示。总体来看，数字化发展对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和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的服务化转型都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但从影响效果看，数字化发展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就会提高15.451个百分点，而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的服务化转型仅提高5.993个百分点，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数字化对服务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强于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从发展状态看，我国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相较于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要发展得更早、更快。安踏、李宁等企业秉承创新发展思维，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数字技术不断更新生产和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已经成为国内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并逐渐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观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多集中于生产中低端用品，有核心技术支撑的高端装备则十分缺乏，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从技术创新能力看，相较于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的创新能力要求更高，这一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的数据亦可佐证。较高的创新能力要求使得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得面临更大的难度，数字化创新对其服务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也就较为不明显。
3.3.2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增强回归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又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与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由服务化收入占比替换为服务人员占比，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不同年份不同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员工构成分类的不同，本文选取各上市公司的共同分类项“销售人员数量”作为服务人员的数量，并计算其与员工总数的比值作为服务人员占比，对原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与前文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一致。
（2）分位数回归。为进一步检验原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数字化指数为自变量，服务化营业收入占比为因变量，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服务化营业收入在0.2、0.4、0.6、0.8四个不同分位点时数字化指数回归系数值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行考察，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在0.2、0.4、0.6和0.8四个分位数点上呈现上升趋势，从0.2到0.6分位数点上的变动幅度非常大，到0.8分位数点上的变动幅度逐渐趋于平缓。总体来看，随着分位数点的增加，数字化指数前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大，且显著性逐渐增强，说明随着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服务化转型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与上文的原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也证明了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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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体育用品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数字化发展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具有积极影响，能显著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数字化发展对不同类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规模较小、处于发展期、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的服务化转型作用更为明显。
（2）创新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数字化发展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两条中介作用路径，数字化发展促进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
4.2建议
（1）加大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力度。一方面，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而言，应将科技创新，尤其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价值链提升的重要手段。要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要重构企业价值链，推动信息技术与体育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制造创新研发出具备核心技术支撑的体育装备，打造具有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体育装备制造品牌。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大对中小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新扶持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加创新研发投入，积累更多的技术和服务创新资源，促进数字技术成果转化，提高企业的服务型制造能力，从而实现服务化转型。
（2）注重高素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方面，要建立数字化发展思维，将技术型人才作为企业员工选聘的首要目标，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加强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数字技术培训，提高他们对智能制造的适应力，更好地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政府部门方面，应加快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根据企业需要对体育管理、体育产业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订单式培养；此外，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建立智能制造等学科体系，培养对数字技术具有较强的理解运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以满足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字化、服务化转型的人才需求。
（3）因地制宜地选择数字化战略。针对企业规模存在的差异性，那些规模较大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如安踏、李宁等，可以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巨头如阿里、腾讯等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以此获取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而那些规模较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则可以通过“信息服务外包”的方式，将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任务交由其他专业的数字技术公司处理，避免了企业内部的资源冗余。
针对企业发展成熟度存在的差异性，成熟度较高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改变传统守旧思想，主动拥抱数字化，发挥其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为体育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发挥带头引领作用；而成熟度较低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选择数字服务化转型战略时，要更多考虑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在综合衡量多重因素的基础上，审慎选择数字服务化转型策略，循序渐进推动企业自身发展。
针对企业主营类别存在的差异性，应选择不同的服务化转型思路。体育服装制造类企业可以考虑产品服务化的转型思路，以增加企业附加值；而体育装备制造类企业则建议尝试产品溯源化的转型方式，以智能制造为基础向价值链上游整合，实现由客户引领并交互式参与体育产品构思、设计、制造、服务等全流程的“并联”式生产，实现差异化竞争。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TY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