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丨代际滞差与文化堕距：一位民间拳师习武传武的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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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凡，林志义，杨海晨.代际滞差与文化堕距：一位民间拳师习武传武的口述史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3）:68-76.

代际滞差与文化堕距：一位民间拳师习武传武的口述史研究

（杨海晨）

（王超凡）

作者

王超凡¹，林志义²，杨海晨²

1. 闽江学院 公共体育教学部，福建 福州350108

2.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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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笔者于2018年7月对闽南林村承办的宋江阵暑期公益班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偶然结识了一位1952年出生于印尼、习武于山东、定居于中国香港的民间拳师张功良。笔者作为暑期公益班的助理教练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对他的武术人生了解后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及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逐渐由门户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向现今的校园传承、社会传承、俱乐部传承等转变，他的武术传承观念也随之改变，并辗转数地，一心希望在有生之年尽其所能将毕生所学传承下去，但现实情况却因后继乏人而濒临失传。由此引发出如下将要讨论的经验性问题：在这数十年社会巨变中，传统武术传承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在遭遇时代变革之际，传统武术传承在代际间出现了冲突与断裂？为应对冲突与断裂，武术传承观念在时代变革中又进行了怎样的调适？在当前国家制度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多重保护下，为何依旧面临代际传承困境？通过对其个人性的习武传武经历研究，又能为思考当前传统体育的代际传承问题提供何种启发？为此，笔者对张功良习武传武经历展开了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并力图在代际理论分析框架下，将这一个案放置到中国宏观社会结构转型中进行理解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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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梳理与方法交代

2.1文献梳理

关于武术传承，前人的讨论涵盖了传承人、传承内容、传承途径和传承方式等方面，认为伴随着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脱胎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武术文化已与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1］。为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发展路径、传承形式和价值诉求，由此导致传承人断代、传承方式改变、拳种遗失、传承空间被挤压等诸多问题^［2］。

诚然，前人把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问题放置在时代背景中予以讨论，特别是有学者注意到“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会受到生活世界的影响，而作为传统社会产物的传统武术与知识爆炸及社会大转型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将成为制约传统武术代际传承的症结所在，因此思考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问题不能脱离对“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的洞见^［3］，对思考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问题颇有启发。但当前学者在讨论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问题时，尚少注意到传统武术传承人个体在面对这种张力时的主体性应对，亦少有学者循着“代际关系”从文化持有者内部对于这样的主体性应对展开经验性微观追问。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建议大都从自上而下的应然层面去呼吁传统武术传承“回归传统”或“创新传统”，但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创新传统”的思考都存在力有不逮之处，实然情况是传统武术传承的代际断裂情况已愈发严重。既然自上而下的应然策略无法解决实然的情况，那么可能是“回归传统”或“创新传统”没有抓住代际断裂的核心症结。为此，笔者在经验性问题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如下理论性问题：是否可以自下而上地“让无声者发声”，由处于时代变迁中的武术历史记忆承载者就其习武传武经历的主体性应对展开个人性口头叙述，并对武术家的个体经验进行思考与追问，进而探索代际断裂症结所在及其发生逻辑？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武术学界把口述史作为方法的研究已产生大量追寻历史事实（historyfact）的史学理论向度的成果，但随着“口述历史并非只是个体经历的事实回溯，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研究者不应只关注口述内容以及内容中提供信息和资料的历史事实，而应通过历史事实去诠释文本中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4］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意义寻求的社会建构理论向度口述史在社会学、人类学开始被大量倡导。由此，便引出本文的社会建构理论向度口述史研究立场，笔者希望通过对张功良习武传武口述来探索口述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对代际关系的研究始于1928年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Mannheim）的《代际问题》一书。而具有更广泛影响和解释力的代际关系研究则来自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从人类文化史视角所作的《文化与承诺》一书，她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也即所谓的“老年文化”，并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其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还有学者依据中国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对代际关系进行了大致划分：封建社会至建国初期应是以前喻文化为主流的时期；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处于并喻文化的时期；随后至今，随着青年文化的兴起以及社会的转型，后喻文化逐渐崛起^［5］。

综上，米德的“三喻文化”不仅为代际冲突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我们思考“民间武术家在时代变迁中应对代际断裂所采取的主体性应对及其发生逻辑”这一理论性问题提供了分析线索。为此，笔者期望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民间拳师张功良的口述史料，让社会变迁中的主体性习武传武努力变得可讲述、可感受和可说明，并从社会转型这一历时性视角出发，援引三喻文化理论，透过其微观个人武术生命历程中的代际关系演变来管窥传统体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变化中的存续问题。

2.2方法交代

2.2.1样本选取

在决定对张功良进行研究之前，笔者已多次拜访了福建地区的其他民间传统武术传承人，对这一群体有了初步了解。在讨论传统武术代际传承所遭遇的困境时，他们都会提到一些时代共性问题，如现代观念、市场经济……在随后对张功良的访谈中，他也多次提到现代观念、市场经济等对传统武术传承的冲击。如果个体所遭遇的共性问题与整个社会结构、文化价值或行为模式具有一定吻合性的话，那么个案则可以被拿到特定的文化模式中去讨论^［5］。因此，通过对张功良个人习一牙传武经历口述史研究所获和蝗结论，也就有可能外推并关照到国内其他有类似经历的民间武术家身上。换言之，张功良这一个案应该可以作为探讨传统武术代际传承问题的一个窗口。

为更深入了解传统武术传承的代际问题，笔者对张功良做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田野期间了解到，张功良自2014年起每年暑期坚持从香港赴林村义教。据他介绍，在其父辈传武时，习武弟子存在一定的区别，内门弟子一般跟着师父，所学东西不能外传，外门徒弟仅学一些皮毛。但随着社会变迁，他的传武观已悄然发生变化，如今已经无内外门之分，只要肯学大都会尽其所知予以相授。笔者结合先前对福建地区其他民间传统武术传承人的传承活动调研以及文献查阅发现，这种转变在全国范围内已较为普遍。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张功良个人的国外、境外具体经历很难外推到国内其他民间武术家身上，作为草根拳师及其所传习的小众武术流派，也无法对那些著名拳师、知名拳种及影响力较大的流派形成代表。此外，张功良这样的草根或民间拳师与著名“武术家”及知名拳种、流派的差异，还可能在于后者因具有其他社会结构性优势，而在应对传承危机的能力上要强于前者，在传承危机影响的时序性上要滞后于前者。但是，如果将张功良的习武传武经历放置于从传统到现代这一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中考察，则会发现其无论是在印尼的传武见闻、在山东的习武回忆、在中国香港为了生活而放弃习武传武，以及在非遗申报和坚定文化自信背景下的重拾武术，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共性。具体而言，印尼所对应的传武经历其实与国内传统社会并无太大差异，这便使张功良这一个案具备了在特定宏观文化模式下的代表性^［6］。

因此，通过收集张功良的口述史料，把这种个体声音放置到其所在宏观社会背景下去理解“重要事件”是如何成为其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并探析自我行动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联及意义，进一步寻求民间武术家习武传武行为变迁的社会性逻辑则成为可能。

2.2.2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与分析严格遵守质性研究的迭代（iterative）过程（process）^［7］。

笔者通过观察受访者的日常行为、社会生活等，并在日常喝茶聊天之余不定期采用开放式、半结构式的访谈，了解被研究者各个时期的生活状态及对武术的态度。随着访谈的深入，笔者需要及时反思所得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并采用迭代的方式调整下次访谈方向以便进一步获取资料。通过这样的方式，提炼出每一访谈阶段中出现的一些主题、观点或问题，再根据研究主题、某些可能浮现的初步结论随时调整访谈提纲，并展开下一轮资料收集，遵循这样螺旋上升的方式直至主题的理论性饱和^［8］。

此外，针对他回忆所涉及的重要信息，笔者也尽量通过拜访与张功良一样具有类似历史经历的民间武术家进行核验。笔者虽然关注的是张功良在武术代际传承时的个体应对，但发现这种个体应对实际上具有时代性与普遍性。也即是说，材料虽然来自张功良，但结论其实可以拓展到“类张功良”层面上。以获得民间武术家与时代遭遇时相关行为的社会性知识。

如此，在一系列的资料收集与讨论引导下，笔者积累了访谈逐字转录稿共计约8万字。经过对资料的分析，发现张功良的习武传武经历中展示了前喻、并喻和后喻时期武术传承的代际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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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武术传承在前喻文化时期同速前行

3.1前喻文化时期武术传承的“集体无意识”

关于张功良的武术经历还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如果让其回忆儿时的种种武术见闻，由于年代久远，可能已逐渐忘却，但对父亲在武馆中的传武之事却有着深刻的印象。“过去，凡是投师学艺都要先请中间人说和，宴请师父、师兄喝‘进师酒’，还需要签订‘投师帖（又称请师帖）’，写明拜师时间、遵守行规、尊重师长等内容。”除此之外，对于拜师服装同样具有严格的要求。“跟旧社会一样，拜师时男的要穿中山装，女的要穿旗袍，行礼要行文礼。师父的话是要言听计从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从此时的拜师礼制中不难看出一种较为强烈的传统礼仪秩序。这可能归因于父辈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儒家文化熏陶与支配，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消弭。这样的熏陶也影响着侨居海外的华人同样采用“跟旧社会一样”的拜师仪式，并支配着具有“拟父权制”的师徒关系。周晓虹亦指出，师道尊严乃是儒家推崇孝道关系的另一面^［9］，借由林语堂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社会秩序，“这样的一种制度给我们的孩子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对师长谦逊恭敬……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10］在这样一种“言听计从”的前喻文化氛围下，奠定了传统武术传承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使得父母与师父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并使武术传承具备了中心化的特征，也使得传承渠道单一化且不可替代。由此形成武术传承的礼俗被门内弟子和准弟子所共同接受，并赋予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内涵，成了一种圣化的师道尊严传统^［9］。

他回忆起父辈们在择徒授武时提及：“武馆也不是见人就收，他们会考察报名者的根骨、面相、品德等，觉得合适的才会收，这种是属于内门弟子，不收费的，也属于一种自己身边的势力。根骨差、一般的学生，就需要收费了。”可以发现，当时师父的“经验性”主观判断是传承的重要考量标准。而基于个体经验性判断，也使武术传承进入到一种密闭的场域之中。在这样的一种场域中，反复展演着“前台”开馆传武广纳弟子，“后台”关门收徒严格授艺的历史，这又造成了武术传承“隐蔽性”的一面［11］。此外，当时武馆之间还存有强烈的“门户”之见，武术的传习严格遵守着“门派”这一宗旨，恪守只修本派武术的准则。

从以上不难看出，武术作为前喻文化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与前喻社会处于一种耦合状态。在前喻社会中，社会的变革总是来得较为缓慢，子代的人生前景总是在亲代的指引下清晰可见，父辈也总能成为子代的榜样，当时的武术传承也与此路径几乎完全耦合。因此，亲代的武术经历毫无意外地复制在子代的愿景中，不论缘由，仅凭本能与类道德化的约束，前喻文化完美地贯穿于社会与武术传承场域中。当时的青年也难以在武术传承过程中产生困惑与叛逆，他们本本分分地扮演自己的接受者角色，使得武术传承在前喻社会中实现濡化（enculturation），并世代相传予以强化，逐渐形成传承代际的“集体无意识”^［4］。由此发现，以上传承逻辑在尚未经历文化巨变的中国并未对武术传承造成困境。

3.2前喻文化瓦解前夕武术传承的“叛逆”初现

当时的民间武术家们从未面临与思考过前喻文化一旦遭遇瓦解，武术传承是否能够经受得起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风险。张功良在印尼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959年排华背景下只得举家回国。回国后发现，国内虽然已经历了10余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但习武传武之风仍然很盛，各村落间有组织地进行着习练。“回到山东老家后，发现每天都有人在教年轻人武术。夏天在晒场上练，冬天在室内练，好像现在的娱乐一样。”

张功良谈起自己初次拜师时的印象远比在印尼时的见闻深刻，此时他已从拜师客位转换到主位，亲身经历了这一幕。“当时拜师要给师父敬酒，还要给师父做一套衣服、一双鞋。我就去把我父亲的一套衣服偷出来，鞋子是我婶婶给叔叔做的，听说我要拜师父就让我拿去给师父。中秋要给师父送节，过年要给师父拜年。但那时候生活困难，我就把我父亲要拿去走亲戚的月饼偷两个出来，刚好中秋节苹果、梨都出来了，晚上就和师兄弟去偷，第二天凑一起给师父送去。”由访谈可见，这样的礼俗在张功良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即前文所述家庭式的前喻文化颠扑不破，这样的师徒礼制秩序被作为弟子的张功良所遵从，因为在那个时代，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12］。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规训下，即便是经济再困难也必须遵守“尊师”秩序，奉行不让师父为难的准则。在这样前喻式的传武方式中，师父传授给弟子的不仅仅是武术技能，还囊括了对于弟子生活的“关照”，据此可窥探出他们这一辈武术家的社会化基本处于师父的严格影响之下。于是，张功良他们自然“也只能是长辈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13］29。在回想起这些拜师中的秩序往事时，年过六旬的张功良如此道来：“对于我们呢，对老师好像比对自己的父亲还亲，经常有个什么事我们都会过去。”此时，他已体悟到儿时武馆所见拜师伦理的真谛，对于师父的情感甚至超越了“父权”。处于尚未经历根本性文化转型的他们或许认为，亲代的社会历程即为自己未来人生之路，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让他们无法构想能有与师父迥然相异的未来生活。

但是，前喻文化背景下中心化的习武传武似乎在张功良身上出现了一丝松解，据其回忆：“那时候很叛逆，一听说哪里有什么师父很厉害，或者是在比赛场上看到别人玩什么玩得好，我就跑去问人家师父是谁，非去学不可。当时我的家族在方圆几十里都很出名，他们一听说我爷爷的名字，都不敢不教我。”究其所因，可能是幼时的海外经历使他成了历时性“边际人”^［14］，以及对中国社会初步转型的不适应，由此兼具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边际人特征，但往往这样的自我冲突与失范会产生时代的弄潮儿^［9］114。于是，张功良所谓的“叛逆”便在不知不觉中挑战着固有的秩序，也就是此时所呈现出的武术传习与既往门规森严略有不同，他可以在不同门派、拳种的师父门下学习。如果再深究时代脉络就会发现，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深入，带有传统宗族文化特征的武术门户已现消弭迹象，但这一现象在当时是具有先决条件的——民间精英的力量。

虽然近代乡绅在1949年后已被瓦解，但部分人已蜕变成了另外一种合法且正面的社会身份，那就是民间精英。张功良的父辈在当时地方武术界已属民间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中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武术传承话语权。这不免让人想起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将社会成员分为低阶层与高阶层，即民众与精英阶层。这或许是前喻文化的另外一种延伸意涵，即权威性的、自上而下的武术秩序，作为武术权威的他们在截面层中奉行着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的控制^［15］。而本文将其限定于武术“村落”的语境之中，张功良也得益于这样的一种力量，在这特定“开放”场域下，使其能够师从各术。据张功良自述，“拳脚套路的师父差不多有六位，总共学了十几种拳脚。兵器器械拜的师父比较多，器械共会三十余种。这些师父都是外面拜的，家里的还不算。八极拳和功力拳是源自家族式的传承，八卦拳是一位卢姓师傅教我的，白虎拳、燕青拳是我跟杨师傅学的。”在这次访谈之中，张功良还表露出一份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得益于父亲的开明，而且如果没有我父亲那时候丰厚的经济实力，可能我也没有一技之长。”

但此时，武术传承的停滞已初现端倪，特别是1958年后国家转型加速前进，并在工业方面提出5~15年内“赶英超美”。初次社会转型给张功良这一代的武术家带来新的思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挑战了既有的师道尊严与武术的代际关系，拉扯着武术传承代际间的文化间隙，但真正导致这种文化间隙扩大进而至断裂的时刻尚未到来。如前文所述，在社会主义改造之下，前喻文化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喻代际关系出现了些许瓦解，但为何武术传承仍旧得到很好的延续？答案就藏在中国千年的代际文化所带来的前喻文化堕距的惯性效应中，张功良对武术的“叛逆”行为尚能与社会代际变化基本相匹配，前喻式传承尚未与社会有较大的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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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传承在并喻文化崛起、后喻文化萌芽时期的代际间隙

4.1并喻文化时期传统民间武术权威的势衰

如果说中华千百年来的“师道尊严”这种前喻文化式的代际传承方式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代尚未受到根本影响的话，那么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对传统文化秩序以及武术传习彻底重构的开始。

在持续10年的文革运动中，发端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武术遭受到极大的冲击。如李风雷等提道：“1966－1976年，武术典籍由于各方面原因几近失传，许多武术家被迫放弃武术。”^［16］张功良的父亲作为归国华侨且拥有祖传拳法的传承人，在此期间当然未能幸免：“把我跟父亲下放到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那时候牛棚也睡过，捡牛粪烤火也烤过。在那边你不练武就冷啊，我每天就跟着父亲练拳。”此时张功良的父亲作为民间武术权威，已然失去了先前所谓的高阶层与民间精英的优势，张功良也在社会舆论中熬着日子。他告诉笔者：“我们家在当时因为是习武家族，压力还是很大的。”这一经历导致这一代武术家在新一代面前被直接剥夺了权威性。此外，1966年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造成传统文化的中断，进一步使年轻人丧失了前辈的标榜^［13］，这便是前喻式武术话语崩溃的源头。而发动对“孔老二”的批判，则直接动摇了自上而下的传承方式，加速削弱了作为“师父”的权威性。

如前文所述，民间权威的势衰给传统文化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使中国的代际关系开始处于一种并喻文化中，其基本特点是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以社会主流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13］，同辈群体成为了当代青年的知识蓄水池，长辈不再是人生的榜样，这一知识获取方式的改变造成未经变革的武术前喻模式与并喻社会的文化冲突愈演愈烈。回顾历史发现，并喻文化所形成的代际关系并未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太长时间，只是作为一种过渡文化模式而短暂存在，并为社会代际进一步嬗变到后喻文化创造了新的契机。尽管只是一段短暂的时期，但也形塑了新的文化传承与师徒代际关系，并为1978年乃至现今武术传承的代际断裂埋下了种子。

4.2后喻文化初期武术传承的代际“满弦”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功良父亲在北大荒过世，这对于家庭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故。由于他的母亲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便在“文革”结束前夕举家迁到南方的闽南。长子如父，张功良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为此秉承父业开起了武馆赚钱养家，也实现了从拜师习武到收徒授武的身份转变。这一时期，他门下的弟子依旧遵循着传统的师徒秩序、拜师仪式。“像我们这一代收徒是一定要拜师的，跟现在不一样。拜过师了，就要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来对待。”他以自己之前拜师的要求作为一种礼俗性标准，在择徒时也继承着既有的“经验性”收徒。在提及当时收徒的想法时，他说道，“徒弟呢，要自己看中的，各方面要有他的优势，要能培养起来的，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收为徒弟。”这种理念在尚未经历变革的中国或许还能留存于亲代与子代之间，但10年动乱“打倒孔老二”的文化惯性此时尚未消退，师父的权威已是岌岌可危，这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张功良的武馆难以复制父辈的辉煌，武馆的入不敷出难使其温饱家庭。

就这样，时间转眼便到了1978年，也就是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开放的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加之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更让中国踏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也激发了人们的财富意识，并衍生出传统－现代杂糅并存的现象^［17］。为寻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他选择远赴中国香港务工赚钱。据了解，当时中国大陆每人每天收入为0.70～1.20元人民币，而中国香港每人每天为60～70元港币，两者间差距近百倍。

尽管张功良在中国香港期间试图用自己的武术特长为自己谋一条求生之道，但在访谈中得知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畅，为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赚苦力钱。张功良回忆当时在中国香港打工的情况：“我在（中国）香港把武术完全放掉20年，为了生活，想都没有时间去想。我在码头干过背货的，去过染厂染过布，洗过牛仔裤，工资比较高，但都是体力劳动啊。我那时候都是连续干12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半干到下午六点半，一个月连加班费差不多能有六千块。一个月加起来有一万多块，（中国）香港的公务员都没有那么高的工资，我连礼拜天也没有休息。”这一个案虽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但是在随后20余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与张功良一样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放弃习武传武的人不胜枚举。因为他们知道，要在这样的转型社会中生存，就必须进行自我调适，就如张功良一样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不得不放弃从小习得的武术，去从事更能赚钱养家的职业。

他在中国香港期间结识了人生的另一半，并生育两女一子。子女出生后，本来寄望于子女能够传承衣钵，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处在世界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更是首当其冲，出生于经济改革时期的年轻人与张功良所成长的年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在经历了10年“文革”之后，国家重新恢复高考，随后高校大面积扩招等，使得张功良的子代们具有了学习外来知识的机会。在介绍其子女的状况时说道：“他们都是拼命读书，然后出来工作，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我的小孩两个大学毕业，虽然大女儿没有读大学，但在香港做海产，给酒店、酒楼提供海鲜，其他两个就在公司里面上班。”教育改革改变了子女的人生，使得年轻一代的教育时间被拉长，伴随而来的是让他们获得了更多脱离家庭束缚的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前喻式的父权教育，同时也彻底瓦解了他的家族式武术传承梦。此外，市场转型以及教育改革让子女的就业具有更多的选择，子女逐渐脱离父母的控制。就这样，一系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拉紧了武术传承的代际链，并处于一种“满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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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传承在后喻文化浪潮冲击下的代际断裂

5.1家族式传承的代际断裂先行

在子女出生之际，他曾设想过让他们继承家传武学，但其发现，在家族传承方面子女是拒绝的。“他们都不练，现在这个年代你又不能去逼他们，他们不学我就只能向社会发展了。”这种表述也掺杂了张功良对于子女不学武的一种无奈，但又不得不尊重子女的意愿。通过其他学者的调研证实，这种情形与这个时代的总体状况基本相符。随着社会转型，亲代在子代问题上逐渐转变为对子女意见的尊重，中国香港这样受平等观念影响较深的世界金融中心更甚。相应的，他的传武观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此时张功良的身份已然更像是历时性的边际人，即过渡人。这是处于“传统－现代”这一过程上的人，既置身于传统内，又徘徊于传统外，既拥抱于现代，又嗤鼻于现代^［18］。在此状态下，他将传统武术带入现代，使得他所持有的文化与时代处于一种滞差的状态，从而导致传承的理想破灭，成为初代无法留下精神遗产之人。如果说此时的张功良是处于“传统-现代”之间而又想遵从传统的类历时性边际人，那么子代即为完全意义上的历时性边际人，他们处于社会变革时代的前沿，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正是这种边际人更易使文化发生变迁与融合，经由现代性渲染而衍生出的道德失范均以最显著的方式呈现^［19］。

笔者在他香港家中听到子女对他的揶揄，也让其无力反驳：“你整了一辈子武术还是这样状态，学武术能赚我这么多钱吗？”在社会转型中，经济实用已然铭刻于年轻人心中，并且逐渐地摆脱了父辈的社会化安排，动摇了父母的话语权，甚至有子代取代亲代在家庭中的话语中心位置的趋势。这在与张功良的访谈中也有所体现，“你在香港到过我家里的啊，看我房间三十几平方，四周墙壁都是器械，人家都说我是神经病，连我子女都反对我。”同样的境遇，笔者在拜访F市山墩村南拳传人许师父时也出现过，子女均拒绝学习家传南拳。更多的资料也显示，子代不愿意传承亲代传统文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可能是“旧”式教育与社会的急速转型造就了一种旧习惯－新规则的观念分野，即1960年前出生的人所持有的旧习惯，而受社会转型影响的70后、80后，甚至是90后、00后，则拥抱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规则^［20］。这也造就了周晓虹提及的两种相互依存的逻辑：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失去了当代的解释力度与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子代具备了对父母“指点”的“文化反哺”机会^［9］21。虽然，武术的传承尚未呈现出文化反哺的意味，却已然颠覆了前喻文化，形成向后喻文化递进的迹象。

此时，我们把张功良的家庭个案扩展至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亦可发现，在之前社会转型中斯泰西（Judith Stacey）所提及的“中国父权制”，事实上在1966年前并未得到彻底瓦解，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瓦解主要发生在1966-1977年的10年文革运动中^［21］。随后的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独生子女等一系列政策，终致“父权的式微”，这既是武术中拟父权制师徒关系嬗变的诱因，也是引发“武术传承代际断裂”长期社会转型的累加效应的原因^［22-23］。

5.2社会传武中的代际断裂频现

张功良在花甲之年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但再次拾起武术并想把武术传承下去还要归因于一次与同门师兄弟的交谈。“退休以后没有事干，一回山东老家就和师兄弟们在一起，每次他们都要把我骂一顿，要我把武术去捡起来。在我一次回山东的时候，我那边的师兄弟连器械都给我准备好，给我送上火车，让我拿回去香港练。”师兄弟间的督促与鼓励让他重新拾起传武的信心。加之，2006年沧州武术、太极拳、邢台梅花拳、武当武术等大量民间武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武术的传承似乎迎来了春天。但是，从民间传武实践来看，这样的制度性改变似乎并未对传统武术传承带来立竿见影的帮助。如果说家族式传武的断裂初现对武术传承还不至于断代的话，那么接下来一系列社会传武的经历或许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武术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在改变民间拳师张功良的传武观。

一方面，在提及收林德华这个关门弟子之时，他有些许抱怨：“在收徒时候没有举行仪式，就简单地和他父母吃了个饭，现在这个社会啊不流行那些东西了。”此外，“德华比之前跟我拜过师的徒弟学的都多，现在都会12种了，还没给我买过一次水。”这样的情形与其年轻时所奉行的师道尊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曾经的视师如父、严格授徒的前喻式传武仪式已被完全颠覆，这也难免使得张功良略感不快。对此，他也明白这是“老年文化”与时代的滞差，“不只是礼节，文化上也有差距，变化很大的。教过我们的师父，我们都很尊重的，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对师父比对自己的父亲还亲，他说话我们都会听，经常有个什么事我们都会过去。”在这样的文化滞差上，波及影响的不仅仅是师徒礼俗，还有个体的现代性对武术家经验性与密闭性的瓦解。对此，张功良在访谈中连续用了3个“不一样了”来表达在现代性文化上的强烈不适应。

另一方面，在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中，旧习惯－新规则的相互重叠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特性，但是武术传承变化在1949年后的社会转型之中却显得让老一代难以适从，给下一代造成的不只是“文化震荡”，还有“朝秦暮楚”。在谈及现在儿童学武的流动性问题时，他说道：“现在的学生呢，你辛辛苦苦教他，他根本不知道要好好学。你心里面想选人，但是他根本就是玩玩而已，你教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教了那么多东西，到最后都白费了。”当代价值观重构导致青年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凸显，与老一辈武术家对待传统武术的“价值理性”大为不同，经历过社会大转型的少年习武者正形成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更追求自我，武术大都只是他们休闲消遣的一种选择而已。不仅如此，在学习的意愿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我们是在求学生，以前我们学东西是要求师父的，要好好表现的。”显然，在后喻时代，曾经的自下而上的“求武”方式，现时已然发生反转。

对于当代少年习武的流动性，张功良也在尽个人的力量进行挽救，“过来林村五年了，一开始还培养了几个，但是上高中后全完了。我现在带的这四个小的我是紧紧抓住家长才得以留住的。”教育改革造就了20世纪青年人的精彩，但是在21世纪后反而制约了青少年，使得他们内卷于应试教育之中疲于奔命，不能提升考试分数的事情均是“无用”的观念烙在了他们脑中，造成当代武术学习者的浮躁与流动性。在失望之中，他也对传武进行了适当的调适：“现在也谈不到什么内门外门的，就觉得只要他爱好，这些套路啊，对打基本的，我都会去教给他们。”

在这一时期，除这样内外门观念的破除外，“经验性传承选择”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是危机的年龄了。是什么危机呢，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几乎是最后一代传承了，再不传承就真的要失传了。我们前一代已经失传了一部分了，我们这个民族很保守。从我师父以前，我们祖祖辈辈，连自己的亲孙子亲儿子他都不全部教给你，每一代都留一点，到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东西了，我们也不想留了，想全部拿出来，但是又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够。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是危机的一代，虽然没有真功夫，皮毛的东西能传下去也好，不然我们这一代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了。”面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传统武术代际传承断裂，谁都不想成为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子代与亲代所追求差异性的“割裂”之下，造成了传统武术传承中的“经验性、密闭性、神秘性”日渐式微，原本密闭的场域得以开放，既有“前后台”的消弭以及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崩溃，逐渐形成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的转变，后喻文化开始大行其道。自此，形成武术秩序的时代再造，进而塑造出适应时代的一种传承关系。但这样的非核心式改变并未能撼动传统武术传承本质中的前喻文化底蕴。于是，尽管民间拳师们努力做了外显秩序与形态上的调适，但并不能较好地契合当前后喻式的社会主流代际关系。

此时，即便是民间精英的资本注入和国家的政策扶持，似也难见立刻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窘境。2013年，张功良受林村林总之邀授武，“现在国家强调文化复兴，刚好林总对武术这么执着，又舍得对武术花钱，所以我是想借着他的舞台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人传承。”在张功良授武初期未拥有如此的宽松环境，但时过境迁，经历了巨大社会变革之后，代际关系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样的传武方式对于家庭式传承抑或是社会传承，多少会有些许时代错位的味道。

6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口述至此，从张功良的武术人生“幼年识武－少年习武－青年传武－中年弃武－老年拾武”中展示了前喻、并喻和后喻的武术传承代际滞差与碰撞。为此，笔者尝试性得出如下结论：

传统武术传承在社会转型与代际关系变迁的夹缝中生存，致使前喻内核式的武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门户传承等遭遇了时代变迁而引起的嬗变。在传统社会中，武术文化赋予的师道尊严具有权威主义倾向，前喻式的武术传承与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武术在千百年来能顺利实现濡化，并具备正统性与生命力。自20世纪60年代始，传统武术被暴露于一系列社会运动之中，并被标定为“旧思想、旧文化”，这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撼动了亲代武术权威的地位，武术榜样在社会运动中被逐渐拉下神坛。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社会进入了追求实用主义时代，大众纷纷经商，部分武术练者亦是如此。而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给予子代与当代青年人更多出路，“新”观念更深入人心。加之年轻人在恢复高考、独生子女政策中强化了“实用主义”观念，传统武术传承进一步被瓦解。时至今日，社会结构以及子代的价值观完全重构了固有的代际关系，子代已完全成为家庭核心，亲代在系列社会转型中逐渐失去对子代未来的掌控能力，固有的长幼秩序受到了挑战，同为“拟父权制”的武术传承亦是如此，使得家庭、社会传武的道路愈加逼仄。

不言而喻，现今代际关系已从1949年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喻文化，经历社会运动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并喻文化，到市场经济深入的后喻文化时期，代际重心已然向下倾斜，知识传承从前喻式的“自上而下”模式，过渡到并喻式同辈群体的相互学习，现今已进入到青年人“教育”老年人的“文化反哺”时期。武术作为前喻文化的产物，其中蕴含着儒教化、教条化、神圣化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内核，在社会变革初期，未经转型洗礼的张功良奉行的习武传武观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圣条”。但是，作为边际人也经历着文化冲突，即对“门户”限制的消解。不过，此时即使只做出些许改变，就已能适应初期转型的代际关系变化。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为应对传统武术传承日渐式微的困境，民间武术家不得不顺应潮流，对武术进行外显性的更大改变与简约化，可其前喻文化的“传统”内核仍然得到了有意无意的保留。但由于代际关系在社会转型中的嬗变，武术传承中的代际关系与社会代际关系从原有的耦合状态，逐渐形成了前喻－后喻（并喻）的分野，子代已开始有意识地对“前喻文化”产物予以拒绝。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武术传习的核心理念与后喻时代逐渐形成的社会代际之间发生了断裂，进而产生代际滞差。这种滞差恰是传统文化与时代变迁相遭遇后产生的问题，代际之间的“滞差”实际上是“新”与“旧”的矛盾，也是传统传习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社会转型使传承人在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传承想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后在经济至上的浪潮中发现传武的“经验性”与“隐蔽性”难以使武术在代际间实现流动。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改变具有滞后性，难以追上当代青年人的步伐，导致整体性“文化堕距”愈拉愈大。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制度层面国家对传统武术文化保护的政策层出不穷，个别地方民间资本大量注入，但总体的传承效果依然难以令人乐观。

通过这一个案描述，我们不难发现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与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张功良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几乎跨越了新中国的70年，像张功良这类民间拳师群体十分庞大，他们正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洪流逐渐老去。如果把他的个人经历放置到中国社会转型模式中去理解，我们亦可见证传统武术在不同时期为应对各种社会冲击时的表现与变化，但终因传统武术文化的缓慢变化无法赶上社会文化模式的高速更替，由此也导致代际冲突日渐加剧，进而造成当代语境中的传承困境。同时，通过理论上的类比发现，本个案的结论或多或少地可以向更广范围拓展，因为大量证据显示民间传统体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借此，我们从中分析出的传统武术代际传承困境的社会与时代逻辑，对于当代传统体育传承困境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效度。为此，我们得出如下传统体育代际－社会代际的分化路径图1。

在这一路径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代际关系与传统体育代际关系处于一种耦合状态，前喻社会为传统体育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自上而下式的文化传承模式在这一沃土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运动而导致社会向并喻及后喻转型，而相较于社会代际快速变化而言，传统体育代际传承仍保留着前喻式核心，这使得二者之间逐渐产生文化间隙。于是，对传统体育的代际传承开始造成冲击，也开始撼动了传承人的地位，并使亲代的榜样权威式微。而改革开放后，社会代际滞差与武术代际滞差的冲突愈演愈烈，并逐渐拉大了二者间的文化堕距。

为此，在三喻文化理论分析框架下，基于传统体育代际断裂个案拓展所形成的“传统体育代际－社会代际”的文化堕距认识，再来反思当前学界从政策层面或外部结构功能角度提出的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创新传统”等观点，发现他们其实都忽视了代际断裂内部的、深层的问题，即，这种断裂是由现代与传统社会所形成的两种文化体系因代际滞差冲突而形成的文化堕距所致，若想改变这种断裂状态，便得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抹平二者之间的文化堕距。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FJ2022C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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