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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丨对话ChatGPT：体育社会学的优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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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慧.对话ChatGPT：体育社会学的优势何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5）:5-12，43.
对话ChatGPT：体育社会学的优势何在？
（王智慧）
作者
王智慧1,2,3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1
背景与问题
回顾人类历史，技术始终是文明进步的助推器，社会发展便是人类与技术互构与融合的持续，人类虽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但每一次技术变革也带给人类关乎自我生存的挣扎。ChatGPT的问世，其强大的知识整合与输出能力使人陷入关于自我智力劳动价值的危机性反思，这种攸关生存的危机感恰如19世纪初的“卢德运动”在智力劳动领域的再现。“今天的人类文明正在过渡为技术导向的类人文明”［1］，“在这个人机交互的赛博格时代，人的核心价值被融入到技术中，使技术走向类人化”［2］。尽管从形而上的技术哲学视角看，以技术为表征的类人文明无疑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趋势，但类人文明中的人类生存是亟待思考的深刻命题，ChatGPT的到来则提供了思考契机。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识生产过程将如何被类人机器影响，人类该如何应对，新的知识秩序如何建立等成为新的时代之问。
社会学认知中，人工智能不仅是科技工具，也是社会情境中的主体。伴随人工智能主体与人类主体的互构，智能社会的心理研究或将成为必然［3］，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可逆和复杂性，同样为拓展平行社会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得以在拓宽传统社会学知识边界的同时，探求对自我和他者的全面理解［4］。此外，有研究者基于人类与人工智能以信息流为媒介所建立的社会行动方式，对数字背景下的社会行动主体的构成、互动方式以及理论扩布展开了讨论［5］，并籍此围绕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构建［6］、知识产出［7］、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8］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在当下ChatGPT凭借超强学习与计算能力已进入知识生产过程的现实情境中，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变得必要。于社会学子学科之一的体育社会学而言，具有思考能力和“人性化”特质的ChatGPT同样带来全新的理论命题，不同于人工智能以往在体育领域中的使用限于教学训练、竞技比赛以及场馆管理等方面的简单辅助，当下有关体育与技术的思考需拓展为真正以实现体育相关知识生产与创新为志的体育学相关研究领域，特别是以体育中的行为与秩序为主题论域的体育社会学［9］要发挥其社会学学科所长，将体育与技术的关系置于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中来审视。在此，首要的问题在于思考体育在反对与拥护ChatGPT之间如何选择，ChatGPT对于体育社会学而言取代和带来了什么，体育社会学与ChatGPT对话的优势何在，这也构成本文的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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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时代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劳动分工与知识形态的革新
2.1分工重构与效率提升：体育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类人技术参与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形态受生产力发展而演变［10］，而涂尔干则认为是人口的增加和社会交往频次的增强，即社会动力密度的提升使社会团结方式由传统的机械团结转向现代的有机团结，加之资源有限与生存竞争共同加剧了社会分工［11］。本质来看，社会分工形态的更替源于人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不断耦合，生产技术的历时性演进意味着不同时代所需的人类劳动潜能有所不同。若工业时代人类被抽取的劳动潜能是体力，人工智能时代则是对复杂事物的认知，ChatGPT的到来意味着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能力代替的加深，并借此重塑既有的社会分工形态，尽管这种重塑带来的分工细化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人类也由此面临成为“结构的囚徒”［12］的风险，马克思的“劳动异化”［13］和布迪厄的“教育沦为阶级再生产”［14］等观点正是对这类情形的批判。
在体育社会学领域，类人的ChatGPT在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或使部分功能性分工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例如，基于文本的跨文化比较、体育史料梳理与研究以及依托经验材料的战略研究等或将被具有超强文本检索与整合能力的ChatGPT代替。这种替代帮助仅以此种功能性研究为其前期知识准备的学人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对于专门从事此类研究的学人则是严峻的生存挑战，避免被机器替代的出路在于深化自身研究旨趣，聚焦细微且复杂的文本信息，发掘无法被机器识别的更加边缘、特殊和个体的体育经验史，达至大数据难以捕捉与关怀的情感与人性，知识生产中的分工秩序由此被重塑。对此，需从知识的根本来源以及人与技术的博弈关系思考体育社会学的未来走向。一方面，借西蒙斯“软硬知识”［15］概念，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软知识”的指数级增长，即传统意义上经学者专家加工后的系统化“硬知识”占据的空间和资源，将逐渐被源于实践且更具生产效率与时效性和情境性的“软知识”取代。这种时效性与情境性呼唤体育社会学回到学科的研究起点，从以生物性身体与社会秩序耦合为本质的体育来明确自身在相对宏观的知识生产领域中所处的情境以及体育行为的情境性内涵，即如何在秉承社会学学科之术的基础上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体育行为中的人性与秩序关系，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作为体育行为发生基础的人类生物性身体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另一方面，ChatGPT远超人类的知识输出效率也为知识生产带来双重不确定性。首先，ChatGPT基于数据喂养的类人回答主要针对所见即所得的辩证问题［16］，但囿于数据库的认知范围，ChatGPT无法真正做到人类主体般的我思故我在，进而容易陷入客不一定能观或观不一定是客的本质困境，这也解释了为何ChatGPT无法对“中国男足为何不能捧回大力神杯？”做出本质且有效的解答。其次，人类社会的复杂远超机器预期，ChatGPT无法界定明确的知识边界，人类需发挥认知效能不断弥补机器的不足［17］。简单讲，即便ChatGPT具有类人特质，但它终究无法替代人类的想象与创造、情感与思想，这是人的主体性与伦理性所赋予我们面对ChatGPT的底气与优势。
“人性”是人类在与类人机器博弈中保持先行的核心，以知识生产为志的学术研究需要从此根本出发，在知识生产中为对人之主体地位辩护。体育社会学需聚焦体育核心，聚焦体育行为中无法被机器获致的身体感觉与身体经验，以体认范式审视专属于人类自身的人性体验与表征，以此建立自主的学科知识体系，提升体育层面对人性与秩序关系这一社会学核心议题的解释能力，这也是体育社会学在ChatGPT时代扩展生存空间与立法基础的可靠根本。
2.2复杂经验与多变行为：体育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人类能动空间
20世纪80年代，莫拉维克等人曾就人工智能提出一条悖论，即譬如推理等人类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而无意识的技能与直觉反而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这意味着那些看似高阶的智慧能力反而更可能被人工智能代替，导致学术界等其他行业感到伦理恐慌和职业危机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面对人工智能的类人化趋势，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以下分工或将面临替代。
首先，体育社会学定性研究中史料梳理、经验总结、过程比较等目标固定的任务。ChatGPT在庞大语料库的支持下能对人类所提问题进行拟人化回应，例如，当提问“中国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ChatGPT经“妙思”后能综合政策导向、体育发展的项目格局、基础设施、国民体质水平等维度做出回应；然而，ChatGPT的“智力”并不停留于总结概括或论文撰写等层面，其“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同样不容小觑，如果要求它仿照唐代诗人李白的风格写诗，它在片刻间即可写出“明月如霜冷，星光如烛照”［16］这样的诗句。虽然就其“创新”程度众说不一，但仅仅其回应速度和水平足以替代一般意义的常规知识输出，在此，ChatGPT在未来完全可以替代当前体育社会学定性研究中目标固定的文本写作与知识输出任务。随着ChatGPT的不断更新，“我们离强大到危险的人工智能已不远了”［18］。
其次，当前体育社会学定量研究中，复杂统计、代表性抽样和简要分析等计算工作。一直以来，复杂数据的运算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竞争核心，ChatGPT在这种能力上的优化能为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量化研究在数据采集、分析与呈现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ChatGPT之前，体育学研究中身体形态测量、运动轨迹跟踪以及身体成分分析等已有人工智能的参与，未来，ChatGPT将通过更高的算法速度与算力水平推动人工智能的“人性化”程度，实现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部分主题由量化到质化的飞跃，换言之，ChatGPT或将通过取代目标固定的知识输出任务推动体育社会学知识形态的革新，我们的体育认知及相关知识获取的核心将转变为蕴藏在体育运动中通过生物性身体表征的人本性，而这也将是体育社会学在ChatGPT时代所能诉诸的关键优势。
不过，ChatGPT般的高智能技术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实际上只代替了智力劳动中的特定环节，即对旧知识的反复实践及对既有知识的重组。比如，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抽样、运算和分析等量化工作的本质实际上是对已成定理的数学公式的重复实践，只在既有的量化知识型下更换了数据来源；而对既有知识的梳理、总结与比较等目标固定的定性研究工作，其本质在于依照一定的叙事结构重组既有信息，最终实现对研究问题的解释，这里强调暂时性不仅因为用于重组的信息具有时效性，更因为既存的解释范式是有限且明确的，即因果解释或关联解释。因此，从研究范式上讲，机器与技术能够替代的研究工作或许只是基于社会调查与实验室研究而进行的社会事实范式与社会行为范式的研究，此类研究有着明确的执行标准与程序；而更多强调思辨与观察的社会批判范式与社会释义范式的研究可能是机器难以涉足的知识生产空间。结合上文，知识生产中的“机器换人”实际蕴含两重意思，其一，代替人进行重复既定程序与重组既有知识等较少强调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其二，将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行为置换到作为人的研究者眼前，使后者置身于呼唤更多主体创造性的知识生产空间，未知的社会密语如等待开启的知识盲盒。于体育社会学，围绕体育行为而生的更为具身、个体且微妙的混杂经验恰恰是其理解人类行为之社会性这种突生性质的特有优势，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在知识生产中发挥主体能动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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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时代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主体与学科品格的多元
3.1人类与类人：对称性互动主体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空间的拓展
ChatGPT强大的“类人”性并无法掩盖其作为人造之物的客观事实，它同人类的高度互动符合拉图尔意义上人与物之间的异质性对称关系［19］。虽然ChatGPT与拉图尔理论所指的物存在一定区别，但从互动机制上看，人与ChatGPT的互动鲜明地表征为“联结的社会学”，二者互构形成的新的社会情境或改变人类主体的实践方式，表面上，这种改变是科技对社会分工形态的重塑，深层上实则拓展了一种新的社会空间。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嵌入加速了人际边界的重塑，为个体带来全新的本体体验；另一方面则释放了更多的主体能动性［20］。如拉什所言，“固有对信息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理解在当代的新媒体形态下已经崩塌”［21］，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时代，认知方式逐渐成为一种存在方式，显性的人类生物性身体与隐性的“非人”机器（软件的社会性）共同型构了平行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多主体存在方式，体育社会学需要在人与非人互动所形成的复合时空情景的新社会性下反思未来的研究走向。
ChatGPT带来的“新社会性”为体育社会学带来复杂多元的研究主体，既往的研究认知习惯于将焦点集中于人，而有意忽视了对社会行动中非人之物背后的权力机制和结构效应的阐释。如今，人与非人多元主体的异质性对称关系搭建的新社会空间印证了拉什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特信息或多或少有些失控的社会”［22］，这或多或少给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想象力带来新的挑战。第一，人不再是研究视域中的唯一主体。非人之物的机器与技术对人类体育行为的作用从“能动”意义上讲同样是其“主体性”发挥，因此，考察科技与技术如何将人及其体育行为征召至其物之网络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主题；第二，人的主体性中的“非人”要素。人工智能在体育中的运用实际将体育参与者引向肉身与技术混合的赛博格状态，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现代人身体的数字器官［23］，技术不仅复制出“人格化自我”，还会扮演“人格化的他者”等多重主体角色。
现实层面来讲，多主体的社会互动形态更新了人类原有的生活空间与秩序，改变了认知、经验与知识来源，这对体育社会学而言是调适自身研究视域以推进平行社会理论的契机。首先，从重构社会秩序的层面讲，ChatGPT等人工智能建构的新社会性既是实体社会的延伸，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体系。这种与人类实体社会平行的新型社会场域空间以其具备自身特色的运动规律和表现形态区别于实体社会结构，同时与人类实体社会形成相互依存和叠加套嵌的客观空间，此空间既表现出身体“缺场”的超现实社会交往，也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权力角色的依附。人类将在现实社会与“类人”社会两种不同的场域空间间自由切换，并由此建构与获得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验。其次，从社会秩序重构引起的知识来源改变的意义上看，ChatGPT等人工智能建构的新社会空间将有利于拓展、建构和创新平行社会理论。新的社会场域形态必然带来社会互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理论解释机制的革新，上文所述，人工智能的演进极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反转与社会分工重置，对此，需要超越传统的物理边界束缚，主动适应并解释表征为全球化与个人化、虚拟化与数字化、类人化与赛博化的流动逻辑模态；同时，从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社会认知与社会关系、社会空间与流动、社会网络的构成以及符号互动等论域入手，对话和拓展体育社会学的既有理论，更新理论解释机制。以人性与秩序关系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学，以及本文讨论的体育社会学面对上述新的空间秩序有着一定学科优势：一方面，人与非人的交互必将延续，探寻复杂场域空间中多元主体建构的人性与秩序，将为体育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如何从行为与秩序关系上为人类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与认识论层面上的他者提出新的解释机制，也将是体育社会学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的必由之路，特别是无法被机器替代的具身体育行为与经验，依然是体育社会学在变迁秩序中发现并挖掘恒常人性的基础。
3.2科学与人文：ChatGPT助推下体育社会学双重学科性格的融合
简要地讲，社会学的诞生源于19世纪工业革命背景下社会巨变引发的知识界反思，如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或将再次为知识领域带来巨变，然而，人类还能否生产出如经典时代般的的社会学知识？恐怕没有人够给出确定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决定了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来阐释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学科面临着更加细微繁复的解释任务。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中，对于问题的科学性以及解释问题范式的统一性始终存在争议［24］。一直以来，“实验（观测）+数学”是自然科学领域表征客观性、实证性与科学性的基础，相较之下，人文主义属性的质性研究范式则往往被嗤之以鼻［6］。伴随后实证主义的兴起，整合“量”与“质”的混合研究方法范式开始出现，但实际二者并没有真正实现有机融合。随着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开始取代大量的数学运算工作，研究者逐渐从这些繁重的运算工作中解脱，专注于数据背后深层机制的解读。当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逐渐从早期的分离走向融合，包括体育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面临着如何应对这种性质融合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曾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传统提出了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25］的命题，但不同于“费孝通问题”是在学科自觉的使命基础上做出的主动“诊断”，当下体育社会学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格”是因人工智能“新社会性”下被动的价值重构。
首先，ChatGPT能将体育社会学研究旨趣从科学转向人文，研究者的价值将得以凸显。1997年和2016年的两次人机棋艺比赛早已预示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从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转变。如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代替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目标固定的任务而使研究者得以释放，投身于对更为不确定的社会行为的研究，其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领域中的定量研究在人工智能工具理性的助力下成为技术活，研究者的价值理性承担起发展学科想象力的重任；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万物皆可“数”的趋势成为“确定性”的同时，个体社会行为背后的复杂性成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需聚焦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在确定性中寻找不确定性，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将是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学科转向的核心。具体来说，当科技与机器替代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生物身体数据的获取与记录，以及数据表征意义的解读等工作，体育身体的社会性意涵或人文性将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来实现知识再生产的根本。人文性重要意义在“机器换人”背景下的凸显，实际上暗示着作为人的研究者在无法完全被机器代替。对人文性的讨论无法避开韦伯对人类行为主观意义的强调。在韦伯看来，我们需要通过感同身受的经验与情感在思维对象与过程中的投入，将对方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来思考和评价，以此理解他人行动的意义；而当下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发明，只能执行既定任务，却无法感受未知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育社会学的人文性只能借由作为人的研究者发挥其价值理性才得以实现，特别是以生物性身体为基础的体育行为，更加需要通过以身体间性为基础的主体间性来达成作为研究者的人与作为体育参与者的人之间的经验感同。
其次，ChatGPT带来的智慧社会情境或将成为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的新知识增长点。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所建立的“类人”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延伸，当前对这一“类人”世界的研究基本由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主导，随着人工智能向日常生活的不断深入，对“类人”世界的探究与解释也逐渐向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空间。未来，以该主题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索，并寻求理论对话和知识再生产或将成为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也是解答“费孝通问题”并促进体育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融合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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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经验为根的学科想象力是体育社会学的优势
4.1行为：聚焦微观身体行为中的“自我”与“他者”
ChatGPT的人造属性注定其无法像人一样做到主体意义上的“我思故我在”，尽管ChatGPT诞生以来的狂飙势头大有接管学术界，甚至人类世界的态势，但人类思想的主体性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替代的无法实现，人类不仅具有鲜活的生物性身体，还有能够不断发展想象力的“灵魂”；同时，身体不仅是人类灵魂的载体，也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在给身体提供展示和交流空间的同时，也在雕刻着身体，并将社会符号及其意义附着其上，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运载工具［26］。人类所具有的身体与灵魂（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论域中更为凸显，这恰恰是人类与类人博弈的优势所在。
首先，围绕“自我”与“他者”的个体运动行为志或将成为体育社会学新的知识增长点。个体的自表述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作为体育行为参与者的“我”强调实践中的具身性和在场性，以及由此获得的感官经验；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者的“我”强调在研究实践中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经验知觉”而实现知识再生产。如上文所述，对“我”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是区别于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所在，也符合ChatGPT对量化思维、演绎逻辑以及科学主义范式部分取代，以及由此引致的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转向。关于两种不同角色定位的“我”的研究前提是对“在场”的强调，是将原本体育社会学领域量化研究中依靠外在测量手段而实现的科学性“他表述”范式，转向为以“自我为方法”的人文趋向的本体经验系统叙事，并以“个体经验问题化”为旨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具有一般性、共性的理论抽象化知识的过程［27］。当然，这里所指的个体以及自我的研究取向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功能以及行为活动的论域，而是以个人与社会融通产物为前提，基于体育参与实践行为而展开的“自我”与“他者”的研究。不难发现，在以当下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蚕食般地介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现实情境，作为“自表述”（包含“自我”与“他者”的运动参与行为实践）的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将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的知识增长点。
其次，基于微观层面的互动行为阐释，或将成为体育社会学人文性与联结性的重要转向。立足个体联结产生的突生性构成社会的基本表征，体育参与者的行为实践是套嵌在社会情境中完成的，这决定了无论是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人与非人交互的“虚拟”社会中，都将存在“先赋型”和“后致型”的社会关系，并由此建立复杂的社会资本和价值认同机制。在此背景下，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有关人际互动行为的解释机制，在人与非人的互动背景下或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ChatGPT的到来预示着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的互动将会更为深入和频繁，对此，寻求以体育参与为主线，在表征情境性、社会性与对象性的互动行为背后，探究符号能指所传达出的复杂行为与意义的解释机制，或将成为体育社会学人文性与联结性的重要转向的核心。
最后，基于“自我”与“他者”融合而建立的社会事实，或将成为ChatGPT时代体育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生成的根本。自涂尔干起，对作为“物”的社会事实寻求解释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之一，这种定位对作为子学科的体育社会学而言同样具有效力。ChatGPT时代，在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基于“个体自我”与“群体自我”在体育参与实践中的经验知觉的累积和整合，以及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的运动行为的解释，所实现的对碎片化社会事实的整合，将是体育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生成的根本，也或将成为体育社会学对社会学进行学科反哺的路径之一。
4.2秩序：关注宏观人类基于自由意志的“意欲行为”
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的主体论域之一，无论是早期孔德笔下的“秩序”与“进步”，斯宾塞认知体系中的“工业社会”和“尚武社会”，还是涂尔干论域中的“失范”以及马克思理论中的“异化”，一系列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体现了社会学先驱们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何以可能”的回应和理论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品质和基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社会学之所以作为一门科学演进至今的关键之一就是其针对动态社会变迁的理论解释机制的不断创新。社会变迁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特征来自人类依循其自由意志而建立的意欲行为，这种行为铸就了人类作为独立道德主体存在的合法性，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拥有这种根植于自由意志的人性选择，因为即便ChatGPT是经历不断技术改良而成的具有类人化特质的高级智能形态，但其本质是由人所赋予的，也即是说，ChatGPT具有的拟人性是一种由人工智能体组成的派生性类人特质。籍此，对处于现代性进程下由人类自由意志而建立的复杂体育参与秩序性“意欲行为”的关注，将是体育社会学在ChatGPT时代不断获取创新性的动力源泉。
事实上，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超越人的认知和控制范畴。作为派生性类人特质的人造物，ChatGPT与人类相比是可确定的，而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自由意志则决定了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体育实践以及体育社会学研究具有更加鲜明的特色和研究意义。首先，人类体育参与的意向性以及体育竞技结果的不确定性，为不断更新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解释机制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类的体育参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立行为，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沟通、协作以及互动（竞技“对抗”）基础上的策略行动，这一点与机械的、无意识的非人行为存在本质区别，尤其是人类高水平竞技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更是为人类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审视身体竞技和体育参与行为提供了可能。
其次，身体竞技与健身参与实践中技术嵌入的深化，为解释生物性和社会性身体增添了不确定性。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不仅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是身体社会学等平行学科研究的焦点。作为身体转向的推动者，福柯认为身体的历史正是技术对身体进行规训和压制的历史；而在莫斯看来，人类恰恰是通过身体技术的训练来满足社会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需要［28］。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的身体已经成为肉身与技术混合的赛博格身体，体育竞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比拼。从早期ZEEP公司的运动传感器、Kickstarter的可穿戴滑雪设备Carv，到加速度计、陀螺仪、心率与温度传感器、热成像技术、智能仿真系统，再到ChatGPT时代基于人机交互构建的运动员心理辅导、心理测量等一系列训练与竞赛的辅助系统［29］，科技在体育领域无处不在，一方面，科技在助推体育竞技成绩增长的同时，也将人类竞技引向更为复杂的境遇。这种复杂性体现在科技助力体育训练引发的有关竞技公平性的争议，以及机器“类人”水平的不断提升引发的有关体育竞技主体等伦理思考；另一方面，科技嵌入也给体育社会学对生物性和社会性身体的探究带来了不确定性。随着智能技术愈加介入生物身体的运动过程，体育社会学关于两种身体形态、内涵和二者关系的既有知识和认知体系将得到更新，未来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也将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重点。
最后，根植于社会场域空间内的体育文化为ChatGPT时代的社会行动理论注入了活力。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在表征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社会行动的复杂性。如上所述，伴随人工智能在体育行为中的不断嵌入，以人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价值将得到凸显，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和复杂性演进趋势也将进一步加剧体育文化的理论解释难度。未来，在体育参与和体育文化发展实践中，不管是基于人类主体而展开的社会行动，还是基于人机交互，甚至由机器独立展开的社会行动，都需要在既有社会理论认知的基础上对主体判定的意向性、生命体验、行动情境、行动意义以及行动的主体流动与信息流动等诸多问题进行创新性解释，而这显然已超出韦伯和舒茨意义上的“行动主体主观意图”的理论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也将哲学层面上关于“自由意志”和“独立意识”的讨论推向更加复杂的境遇［5］。综上，就目前而言，关注体育参与秩序中基于自由意志而建立的意欲行为或将是体育社会学保持活力的根本。
4.3学科特质：以经验研究品质客观再识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
经验研究是社会学的核心品质，也是该学科扎根田野实现知识生产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从学科的发展脉络来看，虽然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均肇始于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由西方引领。全球化的今天，ChatGPT给不同社会带来的改变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也正是这种同步推进了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社会发展效力，并在实践发展中逐渐改变着中心-边陲、西方-东方的传统社会理论布局。如何在ChatGPT时代保持体育社会学想象力，换言之，如何使体育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不被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内在的社会学式的研究品质，将研究目光逐步从基于抽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建立的诠释与解释、微观与宏观、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放之四海皆准的形式化、抽象化命题中剥离出来［30］，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31］；同时，针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改变，在秉承学科之术的前提下，采用经验性与情境性的研究范式，动态承继经验研究品质，不断追问社会现象发生和演变的现实和历史根源，拓展体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和话语权。
要言之，体育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根本在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回归生活现象本身，探查“活”的社会文化［32］，将既是体育社会学保持活力的根基，又是ChatGPT时代保持研究者主体性与创造性的根本。对于体育社会学而言，在ChatGPT时代建构并保持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锚定主体意识，扎根田野实践，探查技术嵌入体育实践所产生的新社会性。体育参与和行动的主体是人，而人又是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双重主体性存在。因此，ChatGPT时代体育社会学需以“我”为主，锚定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反思性，以及对技术嵌入体育实践而产生新社会性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促使研究视角转向生活现象本身，通过“将自己作为方法”［33］来关注“附近”［34］，进而深入研究对象的实质，做到躬身田野、从实求知。事实上，这不仅是对社会学学科品格的继承，同时也是在秉承学科之术的方法论前提下，观照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进而提升文化自觉的重要举措。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嵌入体育实践并不仅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社会现象，其背后隐喻着人工智能时代复杂的价值指向和社会运行机制，这要求研究者不能止步于要素、环节和模块等基本层面，而是要以具体的、实质性的体育现象为切口，从观念、思想、理论以及方法的时代化、中国化入手构建新的理论解释机制，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甚至时代之问。
回归体育参与本身，关注经验现实和异质性的同时，寻求对生物性身体的社会化情境表征的客观再认识。历史上，受到哲学身体观和认识论贬抑和回归的影响，身体在社会学领域经历了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可以说，身体的回归给身体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带来了生机，即便是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时代，身体的肉身性与在场性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依然不可替代。相对于“形而上的概念梳理”、“战略导向意义上的逻辑思辨”以及“量化分析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等主题，以身体的肉身性与在场性为主线，寻求对生物性身体的社会化情境表征解释机制的研究主题相对薄弱。如上文所述，在ChatGPT时代，“形而上的概念梳理”“战略导向意义上的逻辑思辨”以及“量化分析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等主题或许将部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学的学科想象力拓展并不取决于逻辑推理的计算能力，而是一种基于经验知觉的感悟能力；同样，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算法”“屏幕”和“在线”代替不了“调查”“参与”和“在场”，这将给关注经验现实和身体本身的田野研究带来极大的学科想象力空间，并由此强化未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文性和田野性指向。由此，回归体育参与和社会现象本身，关注中国体育发展的经验现实和异质性的同时，寻求对生物性身体的社会化情境表征的客观再认识，进而发现社会运行的主体性，将不但有助于推进ChatGPT时代建立体育社会学主体性地位，而且为构建中国体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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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可以预见，伴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人工智能将成为引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当ChatGPT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人类的部分劳动被取代，社会分工与认知形态等诸多领域也将发生革新。同时，作为人类不断赋予机器认知能力的结果，非人之物的机器主体性也将被激发，引导人与非人走向异质性的对称关系。面对这些改变与挑战，在与ChatGPT对话过程中，我们是否还有优势？人类的主体性与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本文以上述问题为主线分析并回应了这一主题。
一方面，ChatGPT的“类人”属性给人类的知识形态、社会分工以及生产效率带来重置和变革。未来，目标固定的知识输出任务、程序化与标准化的功能性分工等劳动将被ChatGPT取代；同时，人与非人技术互动的复合时空情景，在促进科学与人文双重学科品格融合的基础上，使拓展学科想象力的着力点由科学走向人文，并重构了平行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多元主体。此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变体，ChatGPT嵌入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新社会性在实现空间切换的同时，促进了平行社会理论视野下多元主体解释机制的生成；另一方面，与ChatGPT对话，在行为层面聚焦微观层面身体行为呈现中的“自我”与“他者”，统合体育参与的“社会性”与“联结性”；在秩序层面关注宏观层面人类基于自由意志而建立的“意欲行为”；在学科品质层面动态承继经验研究品质，寻求对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客观再认识，将是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优势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其类人属性不断趋于完善。从社会行动的主体意向性上来看，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最终会否取代人类，并不取决于它对人类智慧的超越，而在于其产生独立自由意志的节点。［35］。如赫拉利所言“真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未来，比较值得参考的仍然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36］，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将人工智能的解释机制停留在马克思的理论范围内，而是指要将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现象放在社会理论的语境下加以考量和阐释，从行为、秩序以及学科品质层面出发，强调身体性、秩序性、田野性、人文性与社会性，才能对体育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和人类社会生活发挥出基础性和前瞻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D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