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体育精神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与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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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玲，张新，刘青.红色体育精神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与实践运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11）：10-18.

红色体育精神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与实践运用

（张玲玲）

（刘青）

作者

张玲玲^1,2，张新²，刘青³

1. 成都体育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史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

3.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学研究室，四川 成都 610041

2023年5月30日，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90周年暨红色体育文化发展座谈会在江西瑞金举行。缅怀这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难困苦却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光辉岁月，不仅让人深切感受到保家卫国、英雄烈士事迹与红色体育的血肉联系，更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让这段彪炳岁月的光芒不在历史中隐去，而继续照亮未来？会议指出，要挖掘、传承和发扬红色体育中的红色基因，传承赤色体育精神；要用活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从赤色体育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凝心聚力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助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时代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和更好地传承弘扬红色体育精神的时代价值，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凝聚起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汇集成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澎湃动力。红色体育精神蕴含着发扬革命传统，弘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优良作风等红色基因，既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体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推进红色体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树立乃至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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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体育精神的生成逻辑：红色体育精神“源”自何处？

1.1“红色体育”词汇的概念源流

要弄清楚“红色体育”“红色体育精神”等系列词汇的历史语义，就必须在历史语境中厘清其词汇源流。红色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底色，红色革命、红色政权等均是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标识性词汇，红色体育也是其中之一。1921年7月，自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红色体育国际”组织始，“红色体育”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通用词汇。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关于“红色体育国际”的记录与翻译表明，至少在1926年，“红色体育”的语义就已经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传入中国。在他编撰的《世界革命运动年表》中，不仅记录下了“红色国际体育”组织的成立时间、宗旨，还将该组织的名称翻译为“赤色体育国际”^［2］，但这个时期并没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正式使用的称谓，直到1933年，“红色体育”或“赤色体育”才作为表意苏区体育实践形态的正式概念，被各类文件和讲话广泛使用。

1933年3月19日，苏区共青团中央局主办刊物《青年实话》刊登了《组织劳苦青年的青年运动》一文，首次使用“红色体育运动”来描述苏区的体育开展的情况^［3］。几天之后的3月22日，时任共青团中央局秘书的张爱萍同志在《青年实话》上发表了题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加紧少先队的教育工作之三》的文章，首次以“赤色体育”为题，详细阐释了发展赤色体育的目的、意义与运动项目，使赤色体育的概念更加明晰。同年4月开始，苏区赤色体育组织的筹备建立工作正式启动，4月9日，在苏区13个单位和11位领导的共同提议下，通过《青年实话》向苏区工农劳苦青年倡议“立即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4］。经过两个月的筹备，1933年6月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会”的闭幕式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正式宣布成立，并在同日出版了《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一书。6月11日，在五卅运动的总结大会上，由180多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通过表决，一致同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加入“赤色体育国际”，成为其成员组织^［5］，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红色体育在规则、体系、组织上完成了建构。尽管迄今没有发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与“赤色体育国际”之间往来联络的相关史料，至少说明了二者之间存在观念上的间接影响，“赤色体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体化发展的产物。

1934年1月，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二苏大”的报告上，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在发展，很多地方都有了运动的场所，乡村也会不定期地举行田径比赛^［6］。”毛泽东在报告中以“红色体育”指称苏区的体育实践活动，强化了“红色体育”的概念语用。1935年“赤色体育国际”宣布解散，国内的革命形势也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而产生了新的变化，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革命活动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于是，对于边区政府领导下的体育实践活动的称谓也随之改变，1942年9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事体育部部长冯文彬，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对体育运动的几点意见》，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运动”这个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在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这一概念，简称为“新体育”^［7］，成为接续“红色体育”后党领导下的体育事业在历史新阶段的又一称谓。

可见，从狭义讲，红色体育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历史名词，其所指时段主要为苏区时期。但从广义讲，体育理论界又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活动通称为“红色体育”。无论是“红色体育”还是后来的“新体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等提法，都是中国共产党体育事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称谓，名称虽然不同，实践发展却是连贯相通，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

相比红色体育概念，“红色体育精神”是近年体育理论界倡导的一个新词，根据知网的检索，从2002年开始就有学者提出红色体育精神的概念，迄今不乏相关研究者，其要旨在于提炼总结红色体育实践中的精神表现，进而通过弘扬红色体育精神来指导当代体育建设。

1.2“红色体育”背后的理论根基

中国“红色体育”理论及精神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社会传播的结果。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开始在中国先进思想者群体中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都谈到了教育、体育的基本原则，其中注重无产阶级教育、体育的权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独特而鲜明的理论品性，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8］这些全新的理论视角，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武器，推动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

（1）体育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分析原理是指引这场思想转变与理论变革的关键点。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均参与了中国近代新体育观念的理论建构。例如，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就主张将体育改革与国民性改造、文化革新相结合，其体育观念可以说已经站在当时体育思潮的时代前沿。但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这些先进的思想者的体育观念又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产生了全新的思想认识。1920年《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翻译出版，毛泽东读完后深受启发，他曾讲他早年从《共产党宣言》中学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9］。阶级意识的觉醒，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将目光投向了工农群众的体育锻炼，陈独秀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李大钊撰写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两篇文章均强调要为工人的正当体育活动创造条件。1922年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特别注重对学员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其中由毛泽东同志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理论学习和野外操练就占到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共青团的相关文件都特别强调体育服务劳苦大众的工作方针。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指出，要改善青年工人、农人的娱乐条件，建设青年游戏场、青年俱乐部等^［10］。所以，在1933年正式将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实践赋名为“红色体育”之前，实际上已经萌生并形成了红色体育的思想观念。其与国统区体育的最大区别，即注重体育运动在工农群体中的切实开展。国统区的体育虽然也强调“国民体育”概念，但不能真正覆盖底层群众。正如当时国统区体育期刊所评价总结的那样：“‘体育’两字传到中国几十年来，得到享用的，在学校里，不过是一部分的运动员，在社会里，也不过是几个体育团体的少数会员。以中国四万万人来做一个比例，这些有运动机会的，可算是特殊阶级了。”^［11］所以，引入阶级观念，服务工农大众是“红色体育”理论及精神建构的出发点，也是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发展的总归宿。

（2）人民战争理论的牵引。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支撑，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战争理论也是红色体育理念及精神发展的理论指导之一。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战争胜负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12］面对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要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社会使命，就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走工农联盟的独特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13］这些理论确认了体育对培育革命斗志和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从“苏区”时期提出“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到延安时期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体育运动军事化”等口号，表现了体育运动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基本倾向，为体育的政治化和工具化提供了思想依据,奠定了红色体育精神的又一个理论根基。

（3）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发轫。红色体育精神源于红色基因的根植，红色基因是红色体育精神的“源”。红色基因是将生物学基因的概念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红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色，红色基因喻指无产阶级革命精神^［14］。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红色基因也深刻融入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并在中国大地革命战火的洗礼中，演进为携带有中国革命特色的基因片段，刻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与血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谋求人民彻底解放，这伟大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传承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实践孕育和发展的优秀品质”^［15］这种鲜红的底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展的体育实践当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引领人民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成为新时代条件下赓续、传承和创新红色血脉，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标识。

梳理至此，回顾中国“红色体育”理论及精神的产生，体育阶级意识、人民战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为红色体育精神，以及中华体育精神的孕育和生成奠定了理论根基、铸就了文化根脉、标定了价值禀赋、锻造了实践品格。红色体育精神就是在上述理论根基上，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精神形态。它所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共识、树立了榜样，激励了广大体育工作者团结拼搏，书写了70多年来中国体育事业的辉煌篇章，红色体育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华体育精神的根和魂。

1.3“红色体育”推行的实践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逐渐形成并发展，并且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场域开始了局部的体育实践。但直到1927年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实践才有了现实的社会推广空间。

从1927年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创立，到1934年10月短短6年时间内，苏区政府出台大量体育政策，推动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各个层面体育的蓬勃发展，红色体育从诞生起，便被赋予了明确的目标——强健身体反“围剿”。1932年9月4日，红军学校在瑞金举行运动大会，比赛项目有刺枪、基本教练、战斗动作、跳高、跳远、爬竿以及篮球等。为了检阅苏区体育活动的成效，促进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举办中央苏区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并选择30日举行意在纪念五卅运动8周年，故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5］。

“五卅运动会”的组织与举办，包括成立专门负责体育的领导机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各地各级机构均设立了俱乐部、列宁室等，大力发展军事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体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受“五卅运动会”的影响，1934年1月底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期间，中央机关和出席二苏大的各代表团，几乎每天都举办各类体育比赛活动。这充分表明：红色体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结合革命战争特点、团结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的同时，除了对传统体育项目的融汇，因地制宜地创造具有地域性、军事性和游艺性特色的特色项目，更在发动群众、军事训练和竞技比赛中，对西方现代体育项目进行了针对性的引进与吸收，成为新民主主义体育现代化的早期尝试^［16］。

随着红色体育实践的走向深入，体育逐渐成为一种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广大群众政治思想觉悟、身体武装的重要教育手段。1933年中央教育部发布训令“在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17］。在小学教育中，“更注意课外活动，其目的都是注重关于守哨、侦探、放哨等工作”^［18］，发展体育的目的不仅强身健体，更是为了提高战斗本领，保家卫国^［19］。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利用体育锻炼来培养革命觉悟、革命斗志和战斗技能，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强身健体成了当时的一种“民族自觉”;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体育运动,目的在于增强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昂的意志和抗日到底的决心。1942年毛泽东同志为延安首届体育节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这些实践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红色体育精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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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涵：红色体育精神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物

2.1红色体育精神的内涵与价值理念

众所周知，体育精神具有普世的价值追求与道德体现，比如尊重对手、遵守规则、公平竞争等等。而在“体育精神”前面加上前缀“红色”用作限定，则表明红色体育精神具有区别于一般体育精神的特色品质和价值偏重。红色体育精神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其中“红色”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独特性。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界将“红色”释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属色彩。借鉴这样的概念解读，我们可将“红色体育精神”定义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体育领域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历史洪流中，围绕解放人民、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主线，在红色体育的实践活动中凝练升华出来的体育价值理念与精神风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体育精神的总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人民立场为宗旨，具有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实事求是等特征的体育文化价值理念和精神风貌。为此，红色体育精神不仅体现了近代从西方传入的体育共性的特征和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烙印，其本身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体育观的价值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20］这高度凝练的6句24个字，包含对红色体育精神内涵的提炼与升华。可以说，红色体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之一，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优良品质，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2.2红色体育精神的本质特征与多维价值意蕴

红色体育精神作为历史产物积淀、凝练的“理论思维”，伴随着时代的跃迁、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迸发出强大的实践力量，积聚了深厚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红色体育精神的多维价值意蕴越发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广泛的人民性。人民性是红色体育精神最本质的特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体育的初心与本质特征，亦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价值选择与文明形态创造的根与魂。《共产党宣言》提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1］。纵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始终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立足点，以人民幸福为初心。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政伟大实践的预演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这里逐步形成^［22］。诞生于苏区的红色体育，从创始之初便是代表工农兵最广大群体的体育形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把关心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为工人争取体育权利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方面，使工人认识到在斗争中保障健康和体育权利对工人自身的重要性。中央苏区红色体育的开展往往因地制宜地打造运动场地、在形式上采取群众最熟悉的方式进行，使工农群众得到了体育运动的权利。早期红色体育精神的践行者是革命区的工农兵联合体，中国共产党人从关心人民切身利益出发，通过启发民众认识体育，理解争取体育权利与切身利益的关系，解决了体育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体育发展观。历史证明，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体育为民，是中央苏区赤色体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与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人民”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红色体育精神也成为中国最大多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健康中国建设”，旨在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体惠享体育发展成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体质、人民健康、人民幸福三者内在联系的深刻认知，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体育观。

（2）显著的政治性。政治性是红色体育精神最显著的特征。红色体育精神发轫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为实现党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了体育的功能与作用，用先进的体育思想和因地制宜的方法、手段所进行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为实现党在初创和大革命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而服务的目的^［23］。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肖楚女以“改造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锻炼身心，使抵于至坚至强”^［24］教育青年。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成立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实施“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健强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等赤色体育方针^［2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日益感受到体育在参与国际事务中的特殊价值，体育成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争取合法权益、突破封锁、恢复国际关系和重塑国家形象等各个历史阶段中，体育都发挥了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作用。如1958年中国正式宣布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并与国际奥委会及大部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断绝了关系，以此抗议当时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向世界宣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再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促进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小球推动大球”进而引发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至今，我国体育事业始终坚持党对体育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3）深刻的国家性。红色体育精神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印刻爱国主义光辉和集体主义力量。虽然爱国主义精神脱胎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延续中国五千年，但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与西方舶来的现代体育交汇碰撞后，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从“体育救国”思潮的翻涌，到摘掉“东亚病夫”帽子，从“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形成了红色体育精神国家性最厚重的底蕴与最炽热的力量。具体表现在体育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体育要代表国家意志和形象，体育要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感情，体育要承载国家文化符号、体育要体现国家价值观等。其次，这种国家性还体现在强调集体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它鼓舞着体育人战胜各种挑战与困难，将个人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大业。2023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在大比分1∶2落后且决胜局中日本20∶16领先手握4个赛点的情况下，中国选手以“只要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的钢铁意志连追6分夺得关键性胜利，并带动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爱你中国”，生动展现了国家性、民族性在关键时刻对个体能动性产生的巨大能量，成为中国红色体育精神发展至今鲜明的时代表达与缩影。

（4）鲜活的时代性。红色体育精神是在特殊时段内形成和发展的体育价值理念和精神风貌，但它并未被尘封在岁月中，其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从“体育救国”到“健康中国”，清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体育思想脉络的延续与递进，在体育事业发展的许多重要节点，都显现出红色体育精神鲜活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体育精神鼓舞着人民奋勇杀敌，于国家危亡间，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红色体育精神肩负起“为国争光”、重塑国家形象的使命前行。进入新时代，红色体育精神有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表达，主要体现在将体育使命与时代诉求同频共振的紧密互动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体育的重视空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这是对新时代体育价值做出的科学研判和行动指南^［26］。2019年，国务院颁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准确部署了我国推动体育强国建设步骤。2022年，北京冬奥会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举办，北京冬奥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背景下对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精神品格的高度凝练^［27］。时至今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为国争光、无私奉献、顽强拼搏、攻坚克难、勇担使命等红色体育精神依然从运动赛场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在自己的舞台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3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与衍生

红色体育精神是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时期体育实践的精神表现，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革命（发展生产力）阶段体育精神的淬炼，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核，其内涵有天然的承袭与衍生关系。红色体育精神厘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思想底色和根本指向，中华体育精神是以爱国奉献、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快乐健康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意识和思维心理活动的集合^［28］。从红色体育精神到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体育事业价值选择、管理体制和训练作风的传承与演进。第一，实现了价值选择的传承演进。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活动始终服务于人民的解放和生产力发展两个中心任务。两者都是共产党领导下体育事业在不同阶段价值选择的凝练：从政治革命阶段到社会革命阶段，体育的主体从以工农为主体的大众体育演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群众体育，体育的目标也从围绕革命斗争提高战斗力、解放人民，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标解放生产力、发展新中国的需求而不断前行。进入新时代，体育上升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中华体育精神承载的价值观，包含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动力源泉、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为根本宗旨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夙愿^［29］，这与红色体育精神的初心一脉相承。第二，实现了管理体制与训练作风的传承演进。诞生于战火年间的红色体育精神，蕴含着浓厚的战斗意志与革命品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难从严”等战斗口号“移植”到体育中，运动员管理与训练体制也沿用了120师战斗篮球队半军事化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服从纪律、听从指挥的“三从一大”优良训练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体育事业实现突破发展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和精神助推作用。这一过程中，红色体育精神所蕴含的崇高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品质、顽强拼搏的作风等，也逐步锤炼升华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独有的精神风貌，并内化为中华体育精神中独特的灵魂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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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运用：赓续红色体育精神，培育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人，归根结底是要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红色体育精神跨越历史长河而历久弥新，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不息火种，是培育时代新人生动的历史教材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好新的体育强国之路，就必须赓续和传承红色体育精神，赋予其培育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新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3.1实践认知层面：完成对红色体育精神认知从“历史事实”到“历史意义”的逻辑重构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四史”教育，特别是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党史学习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基于“历史”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已得到学界的公认和国家的确认。百年体育史是党史奋斗历程的具体篇章，发挥好“红色体育历史”这一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不仅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也为体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社会中也存在“红色体育精神已经过时”“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不适应体育全球化趋势”“过于强调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属性”等消极看法和认识误区。特别是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歪曲或否定历史，并借助互联网对青年一代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因此，对红色体育精神的认知完成从“历史事实”到“历史意义”的升华至关重要，讲好“红色体育故事”，将红色体育精神融入当代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刻不容缓。

（1）以“两个结合”方法论为指导，进一步加深对红色体育精神“历史意义”的认知。当我们重新审视红色体育精神时，不能仅停留在叙述历史层面，而应立足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把握历史事实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进行历史意义的重构与升华。“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探索，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并非直接依赖于物的理解的推进，而是立足于社会历史考察的深化。”^［30］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代表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31］可见，带有鲜明红色基因的体育精神已超越体育本身，升华为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时代特征。对红色体育精神的重述不应仅停留在“历史事实”，而应更深刻把握红色体育精神的基本内涵、本质核心与时代价值，将之融入新时代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有助于提升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明辨历史事实真假、分清历史价值善恶、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意识和能力。

（2）深入挖掘红色体育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历史厚度与时代价值。充分发掘和凝练红色体育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精髓，将红色体育“锻炼筋骨肩负革命使命”“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等精神内涵传承延伸为“以强健的体魄为基础，适应社会激烈的竞争，勇担社会进步、祖国繁荣、人民幸福的责任使命”，“有坚韧的意志力、强大的心理素质去面对各种风险挑战”，锻造一支从“身体”到“心脏”都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将“体育为民”“强国有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乐观主义”等红色体育精神的思想内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使之成为新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物质基础条件下教育引导全体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

3.2实践内容层面：实现红色体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红色体育精神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孕育、发展到传承都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新时代条件下，实现红色体育精神创新性发展,需要从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制度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展开创新之路。

（1）理论创新上赋予红色体育精神新时代语境，强化正能量引导作用。当前，自动化、互联网、创新经济、数字化浪潮等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和劳动方式的复杂演变，身体运动和体育锻炼的匮乏导致的亚健康身心状态也日益普遍。在相对富裕物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人的奋发进取意识、顽强拼搏精神及健全人格培育与塑造的责任也日益凸显^［32］。红色体育精神是新时代丰富和完善社会教育，特别是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要以“坚定信念，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塑造青少年强烈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观念；要以“英勇无畏、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战胜困难”的斗争精神，培育青少年直面挑战、敢于竞争的顽强意志与心理韧性，面对困难有挑战精神、担当精神与创新精神，并能坦然接受失败的积极人格；要以“永远革命、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乐观精神，提升青少年应对学业工作中的焦虑压力，妥善处理失业、失恋等带来的负面情绪、与社会主动联结的能力；要以“越是困难越是志更坚”的拼搏精神，培育社会大众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焕发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强化红色体育精神塑造社会风气、培育时代新人的正能量引导作用。

（2）实践创新上构建红色体育精神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拓展多元化活动形式。构建政策体系为实践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推动红色体育精神赋能体育训练、竞技比赛、体育教育、体育公益活动等，探索将红色体育精神元素融入各类型体育实践活动中去。如在体育训练中融入红色主题训练，尝试军事化体育训练模式；在体育竞赛方面创设红色主题赛事，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体育展演活动；在体育公益活动中，组织开展红色体育旧址参观、革命老区支教等活动。

3.3实践路径层面：推动全社会同向发力，构建红色体育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联动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33］。赓续传承红色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人的光荣使命，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需要全社会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地共同延续和传承,不断滋养红色体育精神的生命力,使其在新时代继续发挥伟大的精神引领作用。

（1）从党和国家政策支持引导层面: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政策引领、制度保障、资金支持等，催生释放红色体育精神的强大感召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延续红色体育精神的活动，让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其中，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具体包括：第一，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出台鼓励和支持传承红色体育精神的相关政策,在更广泛的社会宣传、学校教育、体育实践等领域贯彻落实。增加对红色体育精神专题研究和传承活动的预算,资助延续红色体育精神的学校课程，鼓励各级社会组织开展以红色体育为题材的实践活动。第二，完善管理机制，打造向社会延伸的教育平台。根据各项工作的需要，完善红色体育文物保护、传播宣传、人才培养、资源配置等管理机制,为延续红色精神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如支持建设与打造红色体育博物馆、红色体育纪念地、红色体育遗址、红色体育照片、红色体育影视资料等重要资源，为公众提供感受红色体育精神的场所，为学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提供鲜活的载体。第三，加强文化引领，组织开展如“五卅运动会90周年座谈会”等红色体育文化活动,围绕典型案例，抓好重要时间节点，创新红色体育精神宣传形式，将红色体育精神元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强化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从全社会共同参与层面：将红色体育精神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革命战争年代为劳苦大众争取体育权利和“锻炼好身体打敌人”，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精神，培育集体主义品质，到新时代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生活质量，都能从红色体育精神中汲取价值与力量。大众文化传播层面:用新技术新方法,创造红色体育精神与时代氛围相融合的文化作品和项目；广泛报道与重播红色体育作品,通过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重温红色体育精神之美,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社会公众参与层面:鼓励体育爱好者、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主动开展延续红色体育精神的活动,形成社会参与度高的传承格局。社会科学研究层面: 积极组织开展对红色体育精神现状、历史变迁规律及新形势下延续红色体育精神方式路径的研究。

（3）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红色体育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程，要高度重视并用好学校资源，将红色体育精神融青少年培养的教育体系，讲好“中国红色体育故事”，将中国体育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转化为话语优势^［34］。具体做好教育平台的打造、教育资源的整合、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课堂的拓展和师资素养的提升。第一，打造有特色的教育平台，系统收集整理包括文献、实物、音视频等红色体育教育资源，建立红色体育数字资源，开发其多元应用形态，如数字展览、微课堂等，优化红色体育资源的储存开发、传播利用形式。第二，研究和激活红色体育史、体育文物史料中蕴含的价值意蕴和优秀文化元素，将其转化为生动的思政课素材，把“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的红色体育基因充实到教材、课程中。第三，创新教学内容，制定侧重红色精神培养的课程计划与教学内容,将红色体育典型、红色体育基因融入学校体育课、社团活动、青少年体育培训和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多种途径增强学生的认知和感染效果。第四，拓展教学课堂，打造“红色基因+体育”的特色校园文化，助力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从课堂走向社会、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提升学生勇担健康中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第五，强化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教师对红色体育资源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特别是体育类专业教师应始终将体育精神与体育道德培养贯穿教学全过程^［35］，充分体现体育类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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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36］。精神之美在于实践，在于以精神激发催生改变客观世界的不竭动力。当前，在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关键性阶段，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前进的道路上风险挑战重重。在围剿、战火、困境中勃发生长的红色体育精神照进现实，依然能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推进红色体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育健康事业的发展、体育强国建设乃至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意义重大。红色体育精神时代价值的实现,必将为提高全民族体育素质和实现体育强国目标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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