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驱动因素、行动过程与内在机制

本文引用格式

柳鸣毅，王志强，王瑞，等.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驱动因素、行动过程与内在机制——以“体教融合走基层”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12）：85-92，100.

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驱动因素、行动过程与内在机制 ——以“体教融合走基层”为例

（柳鸣毅）

作者

柳鸣毅^1,2，王志强¹，王瑞³，龚海培^1,2，尹子康^1,2，蔡静洁^1,2，孔年欣^1,2，敬艳¹，郑湘平^1,2，徐霞¹

1. 武汉体育学院 中国青少年体育与体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2.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3. 国家体育总局 青少司，北京 100763

教师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受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影响，国家和地方教育等相关行政部门通过增加乡村教师编制、强化乡村教师发展与保障、实施教育人才帮扶计划等方式，探索补齐乡村教育资源短板的路径。同时，因乡村公共服务内容及方式等较为单一，学生体育教育不仅承载着体育课程教学的任务，而且需以体育课后服务、学生体育社团、体育竞赛等方式，使青少年享受运动乐趣、丰富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及社会融合发展等。然而，研究表明，乡村面临体育教师不足、专业发展困境及“内卷化”^［1］、职称晋升难等困境^［2］。由此，体育教师作为乡村体育教育的主导者，如何以新发展理念创新补齐乡村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等方式，开展适合于乡村青少年教育、生活和健康成长环境且符合乡村体育教育规律的体育教学，成为提高乡村体育教育质量的关键。

提升乡村教育质量被视为本质性、根本性和长远式的扶贫，但在较短周期内扩大乡村体育教师编制人数且满足需求的难度较大。然而，探索和建立更为灵活补齐乡村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的机制，不仅能保证体育课程教学质量，而且可丰富青少年课内外体育活动、增加体育竞赛频次、建立学校代表队及拓展多元化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3］。现有文献阐释了教育扶贫的“人民中心”取向、强烈的“开发”意识及宏伟的社会政治抱负^［4］，并从教育公平、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5］等视域分析了乡村体育教师存在结构性及质量等问题^［6］。同时，从体教融合的角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校园、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等成为政策创新之策和理论研究热点，但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社会力量和优秀退役运动员更倾向于相对发达的城市。可见，现阶段研究迫切需要对补齐乡村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等进行理论探索，并提供可操作性策略。

为了发挥体育部门在乡村地区深化体教融合的作用，国家体育总局于2021年开展了“体教融合走基层”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行动（以下简称“体育支教行动”），该行动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武汉体育学院3所高校，遴选35名优秀师生组成体育支教团，并于同年10月8日至12月5日赴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3地开展为期8周的体育支教。体育支教行动通过高校与乡村对口体育扶贫的方式，灵活、有序地将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学生派往贫困地区学校开展体育支教工作。本文聚焦如何开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行动？（“How”型问题）并从过程机制的视角分析体育支教行动为何得以实现？（“Why”型问题），旨在为探索中国特色体育志愿服务行动机制等理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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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1.1案例的选取

按照理论性抽样的原则，本文选取体育支教行动作为分析个案。(1）典型性。体育支教行动通过选派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学生赴乡村开展8周体育教学活动，丰富了乡村体育教学内容和形式，并以对口援助的方式既满足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教学等需求，也取得了灵活、集约调配体育教师资源的效果。显然，该案例以体育支教活动为载体，体现了体育领域履行国家善治的精神。（2）完整性及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所获得数据资料涵盖体育支教行动启动、实施、总结等全过程，并从各级体育、教育等行政部门，被支教县及学校，宣传机构及志愿者、学生等视角，全方面、立体式、动态地展现了本次活动的整体和细节情境。

1.2研究方法

1.2.1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团队参与了深化体教融合、青少年体育主题健身等相关政策研究与评估工作。为深入剖析体育支教行动的内在机制，围绕构建“体育支教行动过程”这一命题，经过参与活动过程、召开座谈会、总结会和本文资料分析等，获得一手宣传报道等二手数据。

1.2.2访谈法

    本研究团队围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过程，针对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高等院校相关负责人、志愿者及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等不同层面人员，以较为灵活的非结构性访谈方式进行访谈，累计访谈25余人次。

1.3 数据收集

表1所示，一方面，通过访谈国家和被支教县体育、教育等行政部门管理人员、高校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学生、被支教学校领导、教师及学生，全面了解体育支教工作管理者、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以“体育支教”“志愿服务”“乡村学校体育教育”和“体育促进青少年健康”等主题词形成访谈主要逻辑框架，共整理数据文本10余万字。另一方面，为避免因一手资料带来的数据偏差或主观偏见，尤其是从媒体、专家等视角挖掘出的体育支教行动的新洞见与新观念。在完成数据收集、甄别二手数据资料及交叉验证数据资料等过程中，遵循不同类型数据资料之间的“三角验证”的原则。本文还收集体育支教行动工作方案、总结及国家支教、志愿服务工作相关政策文件等材料，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及支教、志愿服务等学术文献。表1不同类型数据和资料基本情况编码具体内容特点FT1国家和被支教县行政部门管理人员访谈数据开展体育支教工作整体设计FT2高校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学生访谈数据FT3被支教学校领导、教师等访谈数据参与体育支教工作体会与收获体育支教工作对乡村体育教育影响、成效与问题等FT4被支教学校学生访谈数据对体育支教工作的身体、情感等感受ZL1“体教融合走基层”工作方案、总结等材料及国家支教、志愿服务工作相关政策文件了解政策、刻画过程ZL2关于“体教融合走基层”的各类新闻报道及支教、志愿服务等学术文献补充材料、客观评价、信度和效度验证结果

1.4数据分析与研究框架

从行动逻辑的视角分析，体育支教行动属于多元性组织集合的具体体现，包括体育、教育等行政机构、县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或企业等机构。本案例“体育支教行动”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发起，高等院校、乡村学校等共同参与的一项体育志愿服务行动。通过案例数据收集，本研究发现“体育支教行动”依托于高校、学校体育教育资源等基础条件，服务行动具有时序安排及资源延伸的逻辑性等特征。根据“动因—过程—机制”的分析框架，旨在基于案例提炼理论，研究框架为：（1）根据国家乡村振兴、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等战略部署，结合访谈数据，分析“体教融合走基层”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行动动因；（2）根据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访谈和资料数据等，分析体育支教行动的方式、内容等行动过程；（3）分析体育支教行动的行动机制，为完善中国特色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行动理论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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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驱动因素

2.1乡村振兴：助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

为了发挥乡村治理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并要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对乡村建设关注度不够、资源投入回报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动更多组织和个体关注乡村，并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是助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7］。调研发现，通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支教行动，建立了“国家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高校、区县政府和中小学校”四级服务体系，发挥了体育在助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作用（FT1）。在体育支教过程中，国家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为体育基金会搭建捐赠公益体育器材、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等平台，也积极组织科研院所专家发挥专业优势，投身于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工作之中。尤其通过深入乡村体育教学工作，志愿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乡村教育的困境及生活的艰辛，与乡村青少年的情感交流成为校正人生坐标及自我驱动的重要载体（FT4）。显然，体育支教不仅能以体育教学为载体，促进乡村青少年强健体魄与完整人格，更有助于完善乡村体育教育服务体系，助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

2.2教育强国：补齐乡村体育教育的资源短板

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区域及教育等领域的校际差距较大，乡村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步伐还有待加快。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落后于城市，乡村体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较低，且受限于教育办学经费，导致体育教师、场地设施等资源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乡村受地域位置较偏、人才匮乏、职业发展受限等方面制约，存在体育专业毕业生赴乡村就业的意愿不强、乡村各类服务性体育、教育等组织建设薄弱，从而导致乡村体育教育资源供给单一且不足。调研发现，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的绝大多数被支教学校因体育教师数量不足或未接受体育专业高等教育，存在体育课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学校体育教学资源不足导致未建设学校体育社团或未开展活动（FT3）。体育支教行动吸纳国家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高校、体育基金会、媒体等组织及其资源，从开齐开足体育课、加强学校体育社团建设、组织学校体育竞赛及补齐学校体育器材设备短板等方面，有效地助力县域、乡镇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加强对乡村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组织的建设（FT1）；同时，通过开展学校体育教学活动，加强城市体育、教育、健康、公益和宣传等组织与乡村可持续融合发展，提升乡村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治理水平。

2.3健康中国：提升乡村青少年健康发展水平

乡村健康保障理念及发展水平等普遍较为滞后，受代际传递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水平亟待提升。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下，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乡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促进社会公平，成为极为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场馆设施、体育教师、体育竞赛平台、体育教学水平等资源短缺，发挥体育在提升乡村青少年健康方面的作用，还有较大拓展空间（ZL2）。调研发现，受乡村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学校体育健康教育质量不高及家长体育参与意愿整体不足等制约，志愿者在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等体育教学过程中，普遍认为青少年常态化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与行为不平衡。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乡村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一样，均有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交朋结友和舒缓压力的权利和诉求，但因缺乏正确积极的观念引导、技术指导和组织保障等条件，导致其体育参与活动内容单调且缺乏科学性（FT4）。体育支教大学生秉承志愿性的服务原则，因地制宜地利用学校场地设施条件开展体育教学，向乡村青少年传递体育健康知识、传授体育运动技能和组织体育竞赛活动，特别是积极动员心理障碍、身体发展迟缓等弱势青少年，参与体育课及体育社团活动，旨在以体育为载体提升乡村青少年健康发展水平。

2.4体育强国：促进城乡青年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体育关系^［8］。结合乡村生活、乡土风情等地域特征，应彰显乡村体育发展特色及不断优化对乡村体育设施、活动、赛事、专业人员等方面的资源配置。由于乡村体育公共资源明显落后于城市，体育组织建设及体育锻炼、赛事服务等难以满足青少年体育需求；同时，乡村留守儿童较多，缺乏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积极引导和科学指导。显然，促进城乡青少年体育融合发展还需扎根于学校体育，不仅需要补齐体育场地器材及加强课内外体育活动，更需促进城市体育专业技术资源与乡村有机对接，提高乡村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水平，夯实体育强国建设中乡村体育的基础人群。调研发现，乡村体育行政管理机构弱化且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滞后，建立城市体育运动学校、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合作治理机制较为困难，难以通过整合体育行政部门力量补齐学校体育资源短板（FT1、FT3）。同时，体育在教育领域地位较为边缘化，乡村体育教育资源投入有限，现有学生赖以生存的学校体育环境难以达到培养兴趣、增强体质等目标。体育支教行动不仅以志愿者为载体，提升学校体育教学质量和吸引基金会等开展捐赠等，而且通过扎根乡村体育教学、学生日常管理和家访等志愿服务，更新乡村体育教育管理者和学生体育教育观念。同时，志愿者也通过体育支教工作既强化了自身的思想教育，也有利于促进高校大学生体育社会实践教学创新。总之，体育支教行动以专业人力资源支援乡村青少年体育工作为载体，促进了城乡青少年体育教育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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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行动过程

3.1形成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方案

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并非新生事物。为了提升当代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优化贫困地区教育公平及提升乡村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团中央、教育部及姚基金等公益性组织积极开展“青年扶贫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等大学生支教活动。同样，体育支教行动旨在履行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在提升全体青少年身体素质及掌握运动技能等方面的职能和责任。

首先，对“体育支教行动”进行必要性论证。尽管国家体育总局也开展了以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为目标的各类体育活动，然而针对乡村青少年生活、教育等特点的体育活动仍然比较缺乏。同时，由于乡村体育资源相对缺乏，乡村学校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资源不对等等问题，开展合作困难较大。由此，为了发挥体育部门网络专业体育资源及开展体育课内外服务等优势，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召开司务会、专家论证会等，拟定以政策试点的形式，开展体育支教行动（FT1、ZL2）。其次，制定工作方案。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汲取了教育部、团中央等开展支教工作经验，并征求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建议，达成合作意向，确定了选派志愿者高校及相关专业、条件等要求。同时，遴选了具有红色基因、相对贫困落后的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作为支教点，并与陕西省和贵州省体育局及三个县委县政府充分沟通协调，确定了体育支教学校及形成了体育支教行动方案（FT1、ZL1）。最终，确定了体育支教行动的指导思想，即以志愿者指导帮助学校上好体育课、丰富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为切入点，以减少“小眼镜”“小胖墩”和脊柱侧弯为目标，以“三大球”、基础大项和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为抓手，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训练和活动指导等。

3.2实施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行动

从国家和地方体育行政部门视角来分析，体育支教行动作为一项新工作，需要从思想认识、资源调配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形成共识。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与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对接选派志愿者工作，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和普安县对接支教中小学校工作，并充分发挥陕西省和贵州省体育局的专业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根据体育支教工作要求，从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专业技能和组织服务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价，遴选了35名来自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等专业的大学生参与此次体育支教工作（ZL1）。为了提高体育支教服务效果，派出高校对志愿者进行了专门业务培训，并制定了体育课、课余体育活动、体育社团建设等服务工作方案。

调研数据显示，为期2个月的体育支教活动，35名志愿者共计在2省3地22所学校开展体育课10336课时、社团课1760课时、课后服务4352课时以及校队训练300课时，直接受益学生220多万人次。每所学校均开展了“三大球”、基础大项或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专项体育教学或课后体育服务，通过志愿者示范体育预防近视操和脊柱侧弯矫正操等，对中小学生进行健康干预（ZL1）。

3.3拓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效果

经过系统的设计和实施，体育支教行动形成了以行动项目为驱动、行动组织为主体、行动内容为内核的实践逻辑。该行动驱动建立了“国家－地方”视角下的体育、教育行政组织、社会组织共促乡村学校体育工作的新行动组织体系，不仅改变了乡村学校体育课不齐不足的局面，而且延展了课余体育服务、体质健康测试、体育竞赛活动等多种类型服务，使体教融合理念向乡村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延伸，使体育的育人价值得以更大彰显（如图1）。

该行动取得的服务效果为：（1）探索了补齐乡村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的新路径。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面临体育师资薄弱、体育教师引进难、高质量体育社会组织少等问题，体育支教行动由国家体育行政机构统筹组织，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给予保障，借助高校体育专业建设优势，采用异地体育支教模式，直接补充学校体育师资力量，满足学生运动需求（FT3）。同时，志愿者通过对当地体育教师进行培训、讲授示范公开课等，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体育专项教学能力。此举措以灵活集约的方式，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了资源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在此基础上，地方体育、教育部门与高校建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既为“老少边穷”地区补充体育师资不足探索了新路径，也为丰富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新思路。

（2）点燃了乡村学生享受参与运动乐趣的新火种。享受运动乐趣是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逻辑起点^［9］，并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小。在青少年时期培养运动乐趣至关重要。志愿者根据青少年不同特点和喜好，因地制宜开展多样化体育运动项目教学，开设校内体育社团及组织竞赛活动，让学生通过体育运动融入集体、享受竞争。鉴于乡村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少、缺乏自信心等情况，志愿者通过改变场地条件和竞赛规则，发挥“以学定教”示范作用，让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为其创造享受乐趣的机会。比如，降低篮架高度，让学校涌现“灌篮高手”；扩大篮球篮筐，培养更多学生成为“神投手”等。组织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走到青少年身边，手拉手共同参与体育活动，面对面传授体育技能，讲述奥运故事，传递体育正能量，让更多青少年在运动中发现快乐、享受乐趣、收获喜悦，把体育的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的心中，为促进更多人养成运动习惯、健康快乐发展奠定基础（ZL1）。

（3）建立了部委协同帮扶乡村体育工作的新机制。对口援助是具有中国特色克服区域非均衡发展难题、解决区域和相对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的有效治理举措^［10］。贵州省织金县既是公安部定点帮扶的对口县，也是体育支教行动的帮扶县。公安部针对缺少足球专业教师、运动场未得到充分利用等问题，按照“一年一轮换、三年为期”的安排，从北京市公安局选派足球专业支教民警12人赴兴仁市、普安县开展足球支教，通过实践授课、战术讲解、视频分析等方式，帮助更多学生掌握足球知识，培养兴趣，练好基本功。在此基础上，国家体育总局和公安部以体育支教行动为契机，在体育教师培训和场地设施建设等方面共同发力，在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实施更加全面的教育帮扶，建立了部门协同、优势互补、共同帮扶乡村体育工作的新机制（FT3）。

（4）拓展了高校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提升的新领地。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是新时代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在社会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了解国情民情、增长知识才干、激发挺膺担当。体育支教行动不仅有利于补齐乡村学校体育资源短板，也为大学生提供了自我成长的机会。调研发现，志愿者普遍反映自身教学知识储备不足、无教学经验等问题突出，尤其因自身对乡村一线教学的认知和实际状况不一致，使得进入支教学校后需要通过学习、吸收、反思和实践等过程，提升体育教学的实践能力（FT2）。一方面，志愿者更好掌握了中小学生的学习规律与心理状态，懂得了如何将枯燥的理论知识灵活有趣地传授给学生，在实践中提高了教学技能。尤其是通过开展体育运动等活动，既帮助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孩子走出孤独与迷茫，重新融入集体，也深刻践行了以体育人的理念。另一方面，结合“支部建在运动队”的经验，推动各支教团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定期开展党日生活，发挥青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奥运冠军、支教团队和当地学生共同开展“红色教育——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向烈士敬献花篮并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通过参加此次实践活动深刻认识到体育的价值和体育教师的责任，增强了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5）结交了动员社会力量服务乡村体育的新朋友。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角色和职能，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市场主体的参与青少年体育工作的体制机制，是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关键^［11］。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青少年体育工作更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由此，国家体育总局充分调动企业、体育基金会等机构参与活动之中。如组织上海奥视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免费开展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对陕西省平利县9所学校11 501名学生的体质状况进行全方位测量，为支教工作提供数据参考。协调蔡崇信公益基金会投入400多万元，对陕西省平利县、贵州省织金县、普安县和榕江县的17所学校进行体育帮扶，用以开展校园体育场地升级、器材配置、人员培训和赛事服务等（ZL1）。

（6）形成了展现乡村体育文化亮点特色的新故事。体育支教行动不仅补齐乡村体育教育资源短板，也通过多元化宣传主体、多样化宣传形式及内容等，建立城乡体育文化宣传的融合机制。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召开中央媒体沟通协调会，面向20家媒体介绍本次行动计划，媒体多渠道聚焦乡村青少年体育参与过程、志愿者与乡村学生的情感交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青少年体育工作等亮点特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东方时空》《朝闻天下》等栏目播发专题报道，中国体育报头版头条、要闻连续刊登系列文章，讲好新时代青少年体育故事。为了创新宣传形式，抖音设置“体教融合在行动”话题，话题连续2天登上热搜榜前10名，播放量超过3亿人次，“体教融合”关键词在抖音和今日头条搜索量超过2 000万次，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中国教育电视台进行跟踪式拍摄报道，多频次播出专题片、纪录片等，制作完成《锻炼吧》纪录片，全面且深度地展现了该项行动深入乡村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全貌（ZL1）。该行动展现了乡村体育文化亮点特色，形成了关注青少年体育、支持体育支教行动的社会共识，共推乡村青少年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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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内在机制

体育支教行动是国家基于满足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健康等需求和意愿，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实现有效治理的举措，从而到达了更高的跨部门行政效率、更低的体育专业资源调配成本、更好的国家和地方多级互动服务及更多组织机构管理者，协同服务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事业的目标。

4.1国家动员机制

国家动员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国家经济社会及体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通过建立国家动员机制，将分散状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聚集起来，实现体育支教行动所预定的目标。可见，从国家动员机制的视角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及青少年体育、教育、健康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启动体育支教行动及拓展动员广度、深度的重要依据，也加深了在推进行动过程中资源聚集程度。体育支教行动既是提升乡村青少年健康素养的重要方式，也是“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乡村落地、落实、落细的具体体现^［12］。具体而言，该行动赢得了地方政府、乡村学校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得到了高校、基金会及媒体等组织机构的积极支持。

显然，体育支教行动既体现了国家和大众对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和健康事业的意志和决心，也兼顾体育和教育部门、高校和乡村学校、体育支教学生和乡村学生间的利益，正是依靠国家动员机制在体育领域的应用，才能实现体育支教行动成效和结果。从公共政策执行和政策扩散的角度分析，基层是国家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及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政策执行者。国家采取自上而下惠及基层体育事业发展的行动计划，既要全面地发起行动与科学地统筹规划，更要建立并较好地处理各层级政府、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组织机构间关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理念。

4.2国家组织机制

乡村青少年体育是我国体育、教育、健康等事业的短板，应充分挖掘乡村本土、民族等优势，最大限度组织和利用好乡村本土体育及教育等资源。在我国，行政组织是推动体育、教育和健康等事业改革和发展的主导者，面对基层庞大且多元的体育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国家及地方相关行政组织以目标为导向，并经过专门设计和科学统筹协调相关资源，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系统活动。可见，从国家组织机制的视角分析，体育支教行动是在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组织下，以高度组织化方式，将国家和地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等较为分散的机构组织和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总之，体育与志愿服务相生相伴，如在奥运会等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的志愿者、全民健身工作中的体育社会指导员等，体育支教行动作为一项具有柔性治理特点的行动计划，以建立灵活性组织机制，链接了城市和乡村、行政机关和高校、高校和普通学校等组织机构，实现了多方共赢的目标。

显然，体育支教行动既形成了在国家体育行政机构动员下以政策、职能为导向的正式组织关系，也展现了基于组织机构间体育教育资源互补、以体育人目标趋同等因素而建立的非正式组织关系。在国家组织机制作用下，过往并无业务交流往来的组织机构彼此间建立了资源共享机制，尤其是探索了补齐乡村青少年体育资源短板的集约性、灵活性机制。同时，志愿者与乡村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实现了大学生探寻使命初心和乡村学生重塑人生志向的目标。从公共政策执行和政策扩散的角度分析，针对我国体育资源供给地域、人群等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诸如实施在学校设立教练员岗位、社会力量办体育及公共体育场馆功能改造等改革举措，要在国家组织机制的作用下，既要依据政策法规、职能范畴等建立正式组织关系，也要依据体育及其相关领域部门职能及组织环境等，建立非正式组织关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4.3国家改造机制

城乡体育差距如同其他方面一样，不仅受制约于地理、区位等自然条件，而且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整体性落后对乡村村民生活态度、社会认同感均产生影响，也对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显然，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及对乡村村民产生负面影响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可见，从国家改造机制的角度分析，体育支教行动是基于乡村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及中小学生体育教育条件与国家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育目标、标准等存在一定差距，由国家采取的一项专门提升乡村体育教学质量、补齐乡村体育教育资源、丰富乡村青少年体育活动内容与形式的行动计划，实现引导地方政府、乡村学校、社会及家庭等重视和关注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事业及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行动也有利于形成国家和社会各界持续支持乡村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更新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理念，提升青少年个体体育素养意识和能力，及持续提升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环境等方式，展现国家对乡村青少年体育落后状况的改造能力。

显然，体育支教行动是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以优化体育教育资源配置等外部治理方式和桥接情感动员等内部激励方式，提升乡村青少年体育条件的改造能力。从公共政策执行和政策扩散的角度分析，为了提升乡村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不仅要从引入外部资源等拓展乡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渠道、丰富内容及方式等角度谋划，也要建立灵活调配资源等机制，以典型案例、行动计划等渐进式引导城乡干部及大众重塑乡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遵循乡村本土化及地域化等特点，开发具有内源性特点的体育服务内容，以国家和社会引导及自我提升改造能力，形成独具中国乡土特色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4.4国家发展机制

发展经济是推动体育、教育、健康等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更是消除贫穷的基础。在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发展乡村经济和引才入乡等各种政策举措，不断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及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彰显本土特色，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显然，推动乡村体育、教育、健康事业发展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以提升大众体育素养、教育素质、健康素养等目标，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发展机制的角度分析，体育支教行动是以促进乡村青少年体育与健康素养为直接目的，实现提升体育教育水平及全社会关注乡村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该行动计划使乡村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提升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健康等综合素养及其正向代际传递既有助于乡村青少年个体全面发展，也夯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显然，体育支教行动不仅是一项体育、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扶贫支持计划，更是以整合国家和社会资源，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对乡村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注度，以实现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青少年全面发展双向驱动。从公共政策执行和政策扩散的角度分析，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过程中，乡村体育赛事、健身活动、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等已凸显出乡村民风民俗^［13］。尤其在促进消费的宏观政策和大众消费的心理需求驱动下，乡村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如贵州“村BA”等贴近大众且符合乡村发展特点的体育节事活动，将成为体育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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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5.1研究结论

（1）解耦了体育支教行动的基本要素。面临乡村体育教育理念滞后和资源匮乏等问题，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等战略，成为实施体育支教行动的驱动因素。体育支教行动形成了以行动项目为驱动、行动组织为主体、行动内容为内核的实践逻辑，并取得了较好的行动效果，包括探索了补齐乡村体育教师资源短板的新路径，点燃了乡村学生享受参与运动乐趣的新火种，建立了部委协同帮扶乡村体育工作的新机制，拓展了高校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提升的新领地，结交了动员社会力量服务乡村体育的新朋友，形成了展现乡村体育文化亮点特色的新故事。在行动结果方面，表达了国家促进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善良意愿，彰显了国家补齐乡村体育资源短板的善治能力。

（2）探索了体育支教行动的内在机制。实施体育支教行动是在国家战略驱动下国家对乡村善治及体育、教育和健康扶贫予以保障的结果。由此，体育支教行动不仅表现出体育系统志愿服务的独立性特征，更是彰显出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前提下的扶贫工程。从学理层面分析，体育支教行动是通过建立国家动员机制、国家组织机制、国家改造机制及国家发展机制等，从而实现了更高的跨部门行政效率、更低的体育专业资源调配成本、更好的国家和地方多级互动服务及更多组织机构管理者，协同服务乡村青少年体育教育事业的目标，为探索中国特色体育志愿服务行动机制等理论提供参考。

5.2实践启示

（1）创新体育志愿服务政策设计，缓解体育治理资源不均衡矛盾。在党和国家推进全面深化体育事业的过程中，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棘手问题。本研究对体育支教行动逻辑及内在机制的研究，为国家和地方在体育志愿服务、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等，提供了实践经验。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进一步加强体育支教行动的政策体系建设和行动计划安排，主要围绕强化国家和地方体育、教育等部门配合、引入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引导高校创建和完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社会实践课程等教学体系、完善针对乡村青少年体育教学课程、运动技能培训、竞赛等体系建设等，旨在丰富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行动计划的内容和形式，促进城乡青少年体育一体化发展。

（2）完善体育志愿服务组织体系，释放体育政策扩散多元化效应。在全面推进体育事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整合体育和非体育行政、社会和市场组织等资源，发挥不同类型组织的优势，是提升体育治理能力的关键。受体育社会组织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体育志愿服务在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及效果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提出“逐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等。从政策扩散的视角分析，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相关体育志愿服务政策，国家体育等行政部门联合多部门启动体育志愿服务行动项目、网络各类行动组织参与、创新服务于基层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旨在扶持基层体育活动、赛事及场地设施建设等取得本土化、特色化等发展，进一步完善体育志愿服务组织体系，最终发挥体育健身、健心和健群的多元化功能。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十四五”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体教融合与健康促进；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社会名家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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