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陈凯歌“调教”演员，突然被圈粉了

不管是综艺导师，还是片场导演，陈凯歌有着文人的敏感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并能用直击人心的语言叙述出来。

他一直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开山怪才，他的才情与诗性，他对东方文化的钟爱，都有迹可循。

文 | 阿敏

编辑 | Anita

陈凯歌在综艺《演员请就位》中一针见血的点评最近被大众热议。有观众说，听陈凯歌的点评，是一种享受。

节目中，明道、陈若轩表演了《破冰行动》经典桥段，赵薇和郭敬明都指出了两人表演存在缺陷，但是没有进行具体指导。

而陈凯歌不仅上前指导，还点明了陈若轩情感震撼不充分，再次进行现场表演后，陈若轩有了很大的改变，参赛演员无不惊叹陈凯歌的点评和指导水平之高。

在电影感悟和表达上，陈凯歌有着自身独特的见解。每一场表演的点评，他都没有一句废话，每句都是一击中的，让演员瞬间知道了自己的短板。

 

网上有个关于“你为什么对陈凯歌‘黑’不起来了”的帖子，其中有个高赞回答：

“大概是因为看过太多作秀、利益抱团，现在能做到公平公正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着足够底气和自信，也能独立思考的人。”

他是痴情于“讲戏”的知识分子，也是沉迷于反射人性本质的批判大师。他本志在文学，却阴差阳错终成电影儒将。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成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知名编剧，从小衣食无忧的他自小与北京电影厂编剧、美术指导等人打交道，熏陶出了他对东方审美痴情般的执着。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凯歌报名北大中文系却被刷掉，因为自身数理化不好，转而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命运眷顾，那年电影学院扩招，陈凯歌过了复试，考进了电影学院78级。

这个原本想当文人墨客的陈凯歌，从此就与电影阴差阳错地焊接在了一起。

毕业后，陈凯歌心里一直藏着表达东方审美的欲望，从执导《黄土地》开始，他就一直在为描绘出自己的“东方画卷”而努力。

电影《无极》中，陈凯歌以西方魔幻理念和构思，搭建出了专属于他的东方美学世界。影片中把虚幻世界和现实场景相结合构筑出的“无极世界”，空宁静美的“镜花水月”，都令人陶醉。

电影《妖猫传》更是陈凯歌的一场极乐幻梦，构筑了陈凯歌的梦回大唐。李白作诗，贵妃起舞，李龟年唱曲，唐玄宗伐鼓，牡丹怒放，烟花迸发，永生难忘的美梦。

每一帧的画面都建立在极致的对称美学基础上，整部影片呈现出朦胧与虚幻之美。

尽管影片褒贬不一，但是他的东方幻梦终于在电影中成真。他对浪漫主义、文人情结、赤子之心的痴情，在盛唐之梦中都展现地淋漓尽致。懂他的人，与他一同入梦。不懂他的人，终究是不懂。

他有着少年般强有力的心脏，带着这样一颗少年心，关怀着世界微小的变化，迎着不理解的目光，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抗争。这种相互胶着的方式，也许才构成陈凯歌眼中的自由。

80年代时，陈凯歌曾说过一句话：

“我对自己今后的创作一点也不惶惑，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继续拍我想拍的电影，我相信这样做对人民是有益的。有一天，人们会说：‘陈凯歌，我们感谢你。’”

陈凯歌的批判性思维是在少年时养成的，他一生忏悔的，是他对父亲的批斗。

1966年，“文革动乱”，陈凯歌父亲陈怀皑由于以前是国民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年仅13岁的陈凯歌，受人怂恿，为了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便上台“揭发”并推搡了自己的父亲。

这是他记忆中始终难以磨平的伤痕。

他在自传《少年凯歌》中这样写道，“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他出生于1952年，亲身经历并见证过“大跃进饥荒”、“文化大革命”、“知青下乡”等中国运动的起端与沉落。

虽然他早已被父亲原谅，但少年时的阴冷回忆也被拉长、放大，这使他一直思考着人性、世界、自由的宏大命题，并尝试用宏大叙事手法突出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一边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一边用批判性思维对中国文化进行哲学式反思。

《少年凯歌》中，他写道，“当一个孩子当众把他的父亲一点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所以在执导的首部影片《黄土地》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命题。影片中，女主自幼长在山中，偶遇“山外”的红军，心中萌发理想主义，她渴望走出大山，摆脱小脚女的绝望轮回。但她的生命却淹没在了黄土文化中。

《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具有黑泽明水平的史诗片，也是陈凯歌最好的作品之一。

它以俯瞰的视角，展现了嬴政的内心是如何受到外界影响，由纯真变为邪恶肮脏。

当嬴政得知到，吕不韦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自己的王室血统并非“根正苗红”时，他的内心遭受到巨大的煎熬。

正如少年凯歌一样，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在不断警示他，应该与父亲“划清界限”。

陈凯歌亲自扮演吕不韦，以传达自己对父亲的愧疚与哀思，在影片中，嬴政选择弑父，用同流合污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清白”。

之后的《梅兰芳》，陈凯歌用一个“纸枷锁”，暗喻中国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常常被某种无形的统治力量所禁锢。

他让邱如白批判京戏，实则是在批判当下的中国电影及许多创作者的固化思维方式——

“京戏（电影）里处处都是规矩，京戏里头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让人拿笼子给套起来了。而真的好戏，应该有好些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再完全按照书的模式做戏，更不按书的模式做人。是得带着人生，打破人生的规矩。”

 

《孩子王》是对文化缺失的反思，《霸王别姬》更是对一个时代强有力的呐喊。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场峰会上，陈凯歌演讲道：“眼下的中国电影，大部分还是披着中国外衣的好莱坞式电影。他具有第五代导演的共性，对电影语言的开拓充满好奇心和期待。”

托尔斯泰曾经如此形容艺术：“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放到陈凯歌身上，放到这个经历过新中国诸多苦难的中年知识份子身上，《霸王别姬》无疑是他半生苦乐的考场。

冯小刚说过：“在电影演员里，陈道明读书最多，是一名儒将。而陈凯歌和他一样，是电影导演里的儒将。”

没有后来的恣肆，在诸多控制下的才华与一个时代的苦闷，他得到了最恰如其分的展示。

有人说陈凯歌江郎才尽，再也导不出好作品。

但他却深知，时间才是打磨好作品的前提条件。

从《黄土地》、《孩子王》，再到《霸王别姬》、《梅兰芳》，陈凯歌一直在寻找人性背后的现实，发出对时代的思考。他无需证明自己是否江郎才尽，因为时间会印证出好作品的光辉。

65岁的陈凯歌，依然在探索实践，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与追求，不断地在电影中表达宏大的命题，引人发省。

采访中，他提到：

“（我们应该）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这几步。大家都认为非常兴旺的情况下，有没有危险？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决定？

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升级。最后到了说西方电影的强国，不能小看中国电影。还是要看电影中有没有需要让人尊重的东西。”

在《演员请就位》的点评中， 他总是不慌不忙，掷地有声。他似乎有种天赋，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

不管是综艺导师，还是片场导演，陈凯歌有文人的敏感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并能用直击人心的语言叙述出来，这是陈凯歌的魅力所在。

 

他一直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开山怪才，他的才情与诗性，他对东方文化的钟爱，都有迹可循，代表着一种传承和责任。

时至今日，他依然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指导演员也好，编写剧本也罢，他一直在为电影奉献自己，并且将持续到余生。

作者：阿敏。读者人物原创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愿以写作追求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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