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130天后的苏轼，决定下半辈子当个“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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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除夕，苏轼在杭州府的大牢里，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一脸彷徨的农民，把大牢塞了个满满当当。
书房里，山路上，寺庙中，月光下，苏轼从来没有放下笔，也从来没有停止控诉。
他从来都是那个，“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不一样的是，苏轼看得更开了。
大宋，少了一个未来的宰相苏轼。中国，多了一个潇洒千年的苏东坡。
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决定逃离京城。
临别之际，表哥文同写的送别诗里有这样一句：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文同心里清楚，自己的表弟是出了名的“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句诗的意思很简单：
老弟，去了杭州就好好待着，管好自己那张臭嘴，别多管闲事，也别阴阳怪气。
苏轼表示“嗯嗯，好的，一定”，转头便忘了个一干二净。
毕竟，能管住嘴的苏轼，那还叫苏轼吗？
图源：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下同）
刚来杭州没几天，苏轼就忍不住了。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大业正在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苏轼本就是在京城与老王不对眼所以才跑出来的，没想到在这里，他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变法的“惨状”。
比如青苗法。
本意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向官府申请一笔农业贷款，年息两分，到期偿还。
这原应是一件好事。
但当本是自愿的贷款，成为了强制性的指标摊派时，再好的政策，也成了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
看着街头那些借了青苗钱而倾家荡产的百姓，苏轼无奈地写下了这首诗：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
为了还上这笔钱，山村里的百姓们带着孩子奔走几十里路，一年时间大半都在城里，钱没还上，反倒是孩子们都学会了城里话。
王安石啊王安石，睁开你的眼睛，看看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吧！
还有食盐专卖，国家的钱确实多了，但昂贵的官盐却让百姓们“三月食无盐”，只得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
那一年除夕，苏轼在杭州府的大牢里，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一脸彷徨的农民把大牢塞了个满满当当。
此刻的他，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无从言说。
只能写下这首诗：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节选
百姓，向来只为有一口饱饭吃而已，如今却被逼得走上绝路。
而自己作为杭州通判，也只能按照律法，“昧着良心”把这群穷百姓判进了大牢。
要知道，除夕本是团圆夜啊。
从那之后，苏轼手中的笔，就成了记录这个悲剧时代的工具。
他看到免役法下被征调的百姓，为了造运河被迫放弃自家的田地，在泥泞中卖苦力，如鸭如猪——“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他看到朝廷改革税法，一律要钱不要粮，所谓“谷贱伤农”，百姓们只得“卖牛纳税拆屋炊”。
书房里，山路上，寺庙中，月光下，苏轼从来没有放下笔，也从来没有停止控诉。
他从来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人。
只是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一张由新党织造的阴谋大网，正慢慢向他席卷而来。
苏轼当官这些年，早已活成了大宋第一“顶流”。
官场之外，他被视为大宋文坛领袖的接班人。
前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在科举考试中看到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时惊为天人。
因为当时的试卷都会糊掉作者名字，自恋的欧阳修还以为是自家弟子曾巩所作，故意改为了第二。
等到后来识得庐山真面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看，这可是大宋文坛领袖钦定的接班人。
官场之上，他也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1077年，苏轼刚刚上任徐州知州，便遇到了多年不遇的洪水。
换作普通文人可能就怂了，但老苏竟然亲自指挥，打出“与城存亡”的旗号，干脆住在了城头之上。
等到洪水来时，水已经向着城墙涨了近十米，苏轼浑然不惧。
那些嚷嚷着要逃难的百姓，自然心也不慌了；那些搬沙运粮的士兵，也更加卖力。
七十余日的抗洪，徐州安然无恙。
连当朝皇帝宋神宗都专门下诏褒扬了苏轼——这就叫简在帝心。
按照宋朝的制度，不用几年，苏轼就能重返京城，直奔人生巅峰。
只是有一群人，早已将苏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元丰二年（1079）的朝堂，已然变天。
昔日风头无两的王安石，退隐江宁；新党唯一接班人吕惠卿，也因为立身不正被贬在外；旧党领袖司马光，则早已退居洛阳，一心写他的《资治通鉴》。
说白了，就是新党尽管当政，却是群龙无首。
一旦苏轼回到朝堂，大权在握，焉知不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既然如此，那就先下手为强吧——新党的骨干们如是想。
恰逢此时，苏轼刚刚上任湖州，按照惯例发表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在邸报之上。
一般来说，这就是升官上任向皇帝表个忠心，走个流程而已。
苏轼的写法也一样，来来去去就是“我平平无奇，难得陛下看得起我，谢谢陛下，陛下万岁”。
但其中一句话，却仿佛让新党的猫儿们闻到了腥味：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岂不是说朝堂上的衮衮诸公都是惹是生非之辈吗？
再多想一步的话，岂不是说陛下您没有识人之明吗？
报告陛下！苏轼这厮竟敢讽刺您啊！真乃大逆不道！
御史何正臣、舒亶，御史们的大佬李定等等——新党的猫儿们一连数天向皇帝上书，通篇就只有四个字：苏轼，该杀！
哪怕宋神宗也算是苏轼的天字第一号粉丝，这时也忍不住产生了怀疑。
于是圣旨一下，官差直奔湖州而去。
此时的苏轼，却正带着儿子和两位朋友，游览着湖州的大好山水。
据说，苏轼一开始其实是很怂的。
听闻官差来到门外，他甚至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去——老苏我只是爱吃了点，爱写了点，哪见过这阵仗啊！
直到没办法，他还是化身勇敢苏苏，穿好官服走了出去。
官差们三下五除二，拿出诏书，便将苏轼捆了起来。
后人是这样记录那一刻的：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一路上，苏轼是极其痛苦的。
他一度想过要自杀。
回京城这段路走得异常艰难，大宋文坛的未来领袖、朝堂上炙手可热的新星，竟然戴上了镣铐，还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
坐船路过太湖的苏轼，想到了跳船——大丈夫生于世，不如一死以明其志？
所幸的是，或许是怂了，或许是想起世间的美食还没吃够，苏轼没有跳。
谢谢你，选择了生的苏轼。
回到京城的苏轼，开始真正知道何为考验。
负责审问苏轼的，是御史台的人。
御史台外时常是阴森森的一片柏树，上面时常还能看到乌鸦，故又名柏台、乌台（也有讽刺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
这也是这件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的原因。
此时的御史台，已然是新党的地盘，他们自然早在心里为苏轼定下了死刑。
他们所缺的，只不过是“证据”。
对苏轼本人，虽尚未动刑，但从八月到十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新党的御史们夜以继日地对苏轼辱骂、审讯。
苏轼受尽了一生中从未受过的苦。
连旁边大牢的罪臣也看不过眼，用诗记下了这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这还不够。
御史台搜集了市面上苏轼公开出版的诗集、与朋友相交的书信，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果然”找到了很多证据。
前述那些对于青苗法、免役法、食盐专卖政策下百姓惨状的记录，通通被视为对朝堂的攻击，对皇帝的不敬。
苏轼写了一首夸前宰相司马光的诗，竟然也被认为是在讥讽朝政，理由是：这就是在说现在的宰相不行。
他们甚至找到了一句诗，被视为对皇帝最直接的攻击：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新党的御史们难道是文盲吗？
他们当然不是，只是为了党同伐异，一切文字可以成为苏轼头上的“帽子”。
这就叫“诛心之论”。
按照御史台的最终意见，苏轼哪怕不以死谢天下，也得被打下神坛。
苏轼自己，也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心理准备。
他和大儿子苏迈约定，如果有坏消息传来，便在饭菜里送来一条鱼。
有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出城，只得拜托亲戚代为送饭。
岂料，他忘了把这个暗号告知亲戚，亲戚却是好心，看到苏轼平时吃的都是肉和菜，便想着换个口味，做了一道熏鱼送进去。
本来就饱受折磨的苏轼，瞬间万念俱灰。
他饭都没吃，便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大意是：
子由啊，哥哥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下辈子再做兄弟吧！
老婆啊，儿子们啊，老苏我为官十数载，家中却是空无一物，为难你们了，往后请好好照顾自己。
一通泪罢，他才颤巍巍地拿过饭盒，吃起了熏鱼。
就算死，老苏也要当个饱死鬼！
此刻的苏轼，仍未知道自己会是生还是死，最终，是大宋的制度救了苏轼。
正如今天的检察院与法院，当时负责审问苏轼的御史台，实际上并没有定罪判刑的权力。
真正负责的，是大理寺。
按理来说，它是有独立司法权的。
但众所周知，古代当官最重要的是左右逢源。
朝堂上新党当道，谁敢逆新党的耳？
但答案是，所有人。
作为大宋顶流的苏轼出事之后，舆论沸腾了。
首先是杭州、湖州等地的百姓，听闻昔日的父母官如今身陷囹圄，他们不乐意。
人微言轻，难达天听，他们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解厄道场。
一个个普通市民，自发捐起了钱，请道士过来做了近一个月的道场，不为求雨不为发达，只愿苏大人可以平安出狱。
接下来，苏轼的朋友圈也开始发威了。
当初提携过苏轼两兄弟的张方平、旧党大佬司马光等等，三十多名旧党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
当朝宰相之一的吴充，也在皇帝面前为苏轼说起了话：
陛下一举一动都以尧舜这样的仁君为榜样，必然看不起曹操，但曹操尚且可以容忍当众骂他的祢衡，陛下您就容不下一个写诗的苏轼吗？
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太皇太后，也向神宗打起了亲情牌：
当初仁宗皇帝在朝的时候，可是说过这两兄弟可以当宰相的，要是苏轼过不了这关，岂不是打了仁宗皇帝的脸？
最后，连苏轼的老对头王安石也看不过眼，在江宁发来求情信：
陛下，您就饶了这个出了名的憨憨吧！
作为天字第一号粉丝，神宗自己也不禁想起了，昔日在宫中捧着苏轼的诗文连呼“奇才”的时刻。
他决定放过苏轼，于是宣布：
为了给太皇太后的病祈福，我要大赦天下。
此时的大理寺，不知道是秉公办理，还是收到了风声，作出了终审判决：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这话的意思就是，原本苏轼这厮是得流放两年的，但这不碰上陛下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福嘛，苏轼这罪按律当赦，那就当场释放吧！
如果不是新党的猫儿们瞬间又跳出来坚决反对，苏轼或许就官复原职，重新去当他的湖州太守去了。
最后，还是宋神宗大笔一挥，做了一个两头不得罪的决定——让苏轼去当个挂名无权的黄州团练副使。
这样一来，苏轼保住了自己的小命，新党的猫儿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
简直是两全其美。
苏轼只能是谢主隆恩，拍拍屁股往黄州去。
足足一百三十天暗无天日的生活终于成为过去，从乌台走出来的苏轼，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恍如隔世啊。
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老子这辈子，以后就游山玩水，低调做人了！
一出乌台诗案，到此告一段落。
苏轼的人生，也完成了蜕变。
尽管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苏轼后来又打了自己的脸。
旧党上台之后，苏轼再获重用，他却开始反对尽废新法，为新法做起了辩护。
难道，他忘了舞台之中，那受尽凌辱的一百三十天了吗？
不，他记得。
只是他更记得，大宋那数千万只为吃一口饱饭的百姓。
他从来都是那个，“一肚皮不合时宜”的人。
不一样的是，苏轼看得更开了。
没有机会做个好官，他便决定努力活得快乐一些，喝喝酒吃吃猪肉，交交朋友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呢？
他和友人游于赤壁之上，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他在家中钻研美食，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千古名菜——“东坡肉”。
甚至，还史无前例地为无人喜爱的猪肉写下颂歌。
最终，成为了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先生。
苏东坡去世的那一年，他写下了真正的绝命诗：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个地方，不是繁华的京城，不是绝美的杭州，不是抗洪七十日的徐州。
偏偏是，乌台诗案以后，他被贬谪的三个地方。
历史往往就是如此的戏谑。
这明明是一起阴冷的文字狱，却没有颠倒黑白，也没有人头落地，反倒是——
大宋，少了一个未来的宰相苏轼。
中国，多了一个潇洒千年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