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当前事件影响，香港经济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经济困局近期只会愈发严峻。然而，香港经济面临的更大挑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明朗。主要症结在于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传统产业增长乏力。唯有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才是香港经济的唯一出路。
从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香港经济增长显著减速，年均生产总值（GDP）增速只有2.81%，远低于1999年到2008年约4.72%的平均增速。香港经济的增长表现，也明显逊于同期新加坡的增长表现。同为外向型开放经济，新加坡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是4.68%，大幅拉大了与香港的差距。
香港经济增长乏力，可以从产业结构看出原因。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微乎其微。四大支柱产业（贸易及物流，金融服务，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以及旅游）作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增加价值占本港生产总值（GDP）比重在2007年巅峰期高达60.3%， 近年有所下降但仍占55%以上（资料来源：政府统计处）。当中最重要的是贸易及物流业和金融服务业，各占21.5%和18.9% （2017年）。这两个外向型核心产业，带动旅游，零售和相关支援服务（如法律服务）产业的发展，是香港经济的火车头。然而，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这两个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和4.1%, 远低于之前的增速，火车头的拉动力显著下降。
香港这两个核心支柱产业，未来前景更不乐观。一方面，反全球化趋势在全世界愈演愈烈，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近年开始不增反降，未来相当长时间可能会持续恶化。同样倚重（但不像香港般依靠）贸易和金融的新加坡, 过去两个季度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在反全球化的时代，香港的贸易和金融业要持续增长，无疑挑战巨大。
另一方面，新的数码革命浪潮中，一个重要的经济趋势是去中介化。这对以中介为基础的香港核心支柱产业有深远的影响。阿里巴巴集团去年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布，未来5年在电子商务的平台上将实现2千亿美元的进口。京东也有类似的雄心勃勃的进口计划。就如国内贸易和零售日益被电子商务取代一样，越来越多的进口贸易以及相关的报关物流金融服务也将被电子商务主导。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如支付，转账，信用，信贷等等领域的电子化数码化，理财和投资的人工智能化，无不是对传统金融中介服务的冲击。
由此可见，香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现在已经疲态尽显，而长远来看，反全球化及去中介化趋势的影响将使其更加难以为继。香港需要加强支柱产业的竞争力，但更重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在考虑发展新的核心产业时，新产业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符合和依靠香港的比较优势，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先机；第二，必须顺应未来经济社会和技术的潮流，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能够为香港经济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贸易及物流业和金融服务业符合香港的比较优势，但如上面分析所表明，未来需求在下降，增长空间有限。近年港府提出大力发展创科，扶持创新企业，发展人工智能等政策，这当然是顺应未来潮流的应有之举。然而，创科要形成推动香港经济的核心产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现实的。香港在研发的投入只有GDP的0.8%，而发达经济体的研发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3%。在数码革命时代中至关重要的数据，市场，人才方面，香港都没有特别优势，更不用说其它区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先发优势。
笔者认为，发展高端专业服务业，打造亚洲医疗、教育及文创中心，应成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早在2009年，香港政府曾经确定发展包括文化及创意、教育以及医疗在内的六项产业为优势产业，遗憾的是10年过去这项政策还未真正得以落实。
首先，香港在发展这些高端专业服务业上有独特的优势。香港的安全和法治，是这些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香港的国际化程度和便利的交通，是这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天然优势。这些产业有较高的技术门槛，而香港已经在这些领域建立了亚洲领先的地位，比如医疗和教育；或者有辉煌的传统，如文创。关键是如何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把这些专业服务行业scale up，成为香港经济的新动力。
其次，高端专业服务的国际市场前景广阔，需求不断扩大。有媒体报导并引用数据指出，全球医疗旅游产业从2000年的产值不到100亿美金，飙升到2017年的7000亿美金，并且以每年20%的速度保持增长，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新兴产业。以日本为例，高端医疗体检，尤其是癌症的早期筛查与防治，预计吸引每年约31万人次的仅以体检为目的的中国游客。在教育产业方面，国际教育作为澳洲第三大出口产业每年给澳洲创造近200亿澳元的价值。尤其是澳洲公共教育通过留学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收益得到极大的支持，使得教育资源更加丰富，这对公共教育资源紧张的香港也可作参考。同时，文创产业的全球产值也高达2.25万亿美元。
发展高端医疗及教育产业是否会稀释公共资源，降低公共服务质量，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只要政府规划得当，正确引导，医疗及教育产业化不仅不会与公共服务相冲突，反而能够促进提升公共服务。
以医疗为例，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虽保障了市民以低廉价格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但医疗从业人员不足，病床紧张，患者轮候时间长等问题愈来愈恶化。政府医疗开支虽逐年增加，但占GDP比重仅约为5.5%至5.7%，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何在财力可持续的条件下扩大医疗供给能力，同时又不降低医疗专业人才的收入和激励，一直是困扰香港医疗制度的难题。通过发展高端医疗产业，从需求端开放，引导私人资本和政府投资共同作用，是增加医疗供给能力，提升医疗公共服务的解决之道。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公共服务上是相对落后的。目前全港每年只有15000位本地生受资助学额进入公立大学，占应届青年的25%左右，而世界上其它发达经济体70%的年轻人可享高等教育。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政策，把本地入学名额尽快提高到50%。短期内大幅增加本地学额，只靠公共财政会令财政支出面临过大的压力。参考澳洲经验，利用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高水准的优势，吸引适量的非本地学生自费留学，从而增加本港学校教育经费，增加教学资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高端专业服务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推动，需要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妥善规划，稳妥有序的扩大供给能力，保障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制度创新是释放供给能力的关键。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升，需要加强本地医学教育培育人才的能力，准入规则和条件也必须逐步放松。国际需求的导入，私立医院的建设，医护体系的配套，医师资质的放松，在政府协调下同步推进，就能不断提升供给能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学人员延迟退休可以在短期内补充现有教学资源。增加教育研究经费，同时改善经费的分配使用规则以提升公平性和资源效率，加上有序增加自费留学，便可逐步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香港文创产业要恢复往日的辉煌，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同时创造环境，促进文创繁荣的良好生态。（本文同时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蔡洪滨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学讲座教授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新浪微博：@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