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进步有无捷径？——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的四次交锋

国家进步有无捷径？

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的四次交锋

 编：先知书店

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市场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究竟该如何定位？这种重大的制度性的思辨，往往很少进行，而且时间间隔往往以千年为单位——

公元前81年，桑弘羊与儒生唇枪舌剑的“盐铁会议”。

公元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剑拔弩张的“延和殿廷辩”。

时隔千年之后，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面对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述重大命题的思辨与探讨，再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于是，杨小凯、林毅夫与张维迎三位经济学家被历史的潮流推上了风口浪尖：

█▌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的四次交锋

中国改革的问题千丝万缕，但大致可归结为“国企改革”、“产业政策”和“制度改革”这三大关键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林毅夫、杨小凯和张维迎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大交锋：

第一次交锋：199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史称“北大交火事件”。

第二次交锋：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所发表关于“后发劣势”的演讲，林毅夫发文《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两人的交锋由此开始。2004年7月，杨小凯不幸因病去世，但这场交锋并没有因此终结。

第三次交锋：2014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韦森老师在上海举办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林毅夫出席并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修改后并发表了新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交锋再次升温。

▲张维迎（左）与林毅夫（右）在追思会上的辩论。点击图片即可了解林张二人争论的本质。

第四次交锋：2016年11月9日，准备已久的“产业政策大辩论”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拉开序幕。此次被称为“世纪之辩”的主办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交锋双方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主持人为经济学家黄益平。

三位学者的分歧到底是什么？近二十年过去了，究竟孰对孰错？

今天，我们应该借鉴那种思想资源？先知书店梳理了三位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供您参考评判。

 █▌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改革？

199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大辩论。

张维迎：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并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控制权和分配利润的权利，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持续负责任地经营下去。当一个企业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

从历史上看，人类只有按照市场逻辑进行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全人类的生活。只有市场逻辑才能够创造财富。

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几乎毁灭。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能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市场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变得富有。

林毅夫：国企民营化会造成社会动荡。

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非产权。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产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

在我国，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这些转型国家把国有企业民营化了，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社会和经济反而出现了动荡和腐败。

林毅夫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可参阅《第一性原理之辩——林毅夫与杨小凯》

█▌产业政策是存是废？

2016年11月9日下午，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就产业政策进行了辩论，史称“世纪之辩”。

林毅夫：只有实行产业政策，经济才能快速发展。

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

16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德、法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

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

有一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也应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思潮影响了拉美等后发国家，结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企业家的逐利性导致他们不愿做最基础的投入。

产业政策为何会失败？，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美国与欧洲的农业政策。

产业政策一部分成功了，当然一部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执行能力不行，很多发展中国家心太急，好心干坏事。

▲产业政策扶助下的光伏产业（点击图片，进一步了解更多产业政策的精彩分析）

张维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

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

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

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

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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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捍卫产业政策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说计划经济不是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这两种观点何其相似！“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

20年前，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不需要制度转型也能发展经济，并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本无需制度转型。

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制度转型的必要性？未必！

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制度转型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民营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补贴和寻租比国有化时期还要高，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进行制度转型，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可见，在林毅夫看来，经济增长才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会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中，经济长期停滞是常态，今天常见的经济增长，只是最近250年才出现的事情，而这恰好与现代文明的出现高度重合。

那么经济增长究竟是目的，还只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当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讨论什么？

林毅夫关于制度转型的主要观点可参阅《第一性原理之辩——林毅夫与杨小凯》

▲只模仿技术，拒绝制度转型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点击图片即可深入了解洋务运动失败的的根本性原因。

对此，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发表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随后林毅夫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

杨小凯：后发国家必须先进行制度转型，再模仿技术，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进行制度转型难。因为制度转型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

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长此以往，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整个国家会被拖入深渊。

为了克服“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转型。

“林杨大辩论”的具体细节可参阅《第一性原理之辩——林毅夫与杨小凯》

█▌国家进步有无捷？

重拾小凯的思想遗产

国家进步究竟有无捷径？三位学者的三句话或可作为答案：

林毅夫说：“中国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转型并非决定性因素。”

张维迎说：“抄作业的没有资格嘲笑写作业的，人家修路花了3年，我们三分钟跑过去，还夸自己速度快，是多么可笑。”

杨小凯说：“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产业政策之争”已经过去3年了，“林杨之争”也已过去20年了。当下，杨小凯与张维迎的呐喊已经被验证。但可惜的是，杨小凯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成真——他在2004年罹患癌症去世，享年56岁。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他跳出了“唯制度论”，完成了“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伟大思考，这必将成为未来变革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思考和讨论。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而杨小凯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九本浓缩了他思想精华的著作，回答了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追问——“中国往何处去”。

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最全版本——世间已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范式和学术成果，能够造福更多的人。点击下图，您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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