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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的两张面孔


杨小凯的两张面孔
文:梁捷  编: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把学者分为两类:问题中人与学术中人。
后者纯粹为学术而生,前者则是将学术根植于内心的疑问中。上个世纪中期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问题中人”。因为时代带给他们的苦难太过于厚重,“国家向何处去”成了他们一生的追问。
于是,问题和学术似乎成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连朱学勤老师都说,他很敬佩“学术中人”,但却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个“问题中人”。 
但是,有一位学者,他和同辈人一样,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甚至为此向死而生,但同时,他醉心于学术,开宗立派,并因此两度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是杨小凯。
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制度?老实说,敢想这些问题的人都没有几个,别说回答了。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试图作答,他在开篇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时隔一百多年后,涂尔干才再次试图作答,他写了本《社会分工论》回答“社会何以可能”。他说,有机社会就是靠着分工合作维系起来的。


又过了一百多年,杨小凯重新捡起这个经典问题,讨论市场经济中组织、制度结构的变迁,竖起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大旗。


杨小凯极为刻苦,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生命密度极高。不过,他真正的思想却不是看书看来的,完全是在监狱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认真追溯他的精神导师和启蒙读物,还得是马克思与《资本论》。


从《资本论》中,杨小凯了解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并在1980年代回归武大讲台后进行深入研究。他发现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只讨论资源分配,而不讨论组织结构变迁。

1982年在武大的杨小凯(左二)


社会太复杂了,斯密看到的是财富增长的过程,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化过程,马克思看到的则是永不停止的阶级斗争。但要用阶级斗争来讨论社会,必须先得承认有暂时稳定的阶级,然后才能斗争。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动态的,但分析起来必须要有静态的阶级基础。同样的,主流经济学讨论财富的增长,必须假定制度和组织结构暂时不变,这样财富的增加才有其正面意义。


对此,杨小凯发出疑问,为什么要把发展与财富增长联系起来呢?为什么不看劳动分工水平呢?以前理发就只是理发,现在衍生变化出几十种不同的服务,这不是比财富的增加更能说明发展的本质吗?主流经济学只盯着市场,却不关心构成市场的组织结构,在杨小凯看来,是本末倒置。


就是这个思想,结结实实命中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要害,也成就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近代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建立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之上,100多年后“阿罗-德布鲁模型”出现为其提供了数理论证。

在瓦尔拉斯看来,经济学的本质是许多个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一个拍卖人的指挥下交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看来,虽然我们对市场结构知道得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足够了。


到了19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将市场和企业分为经济活动中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讨论在交易中这两个组织结构如何交替运动以节约交易成本。


科斯的理论揭示了组织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但是,这只是当时主流市场理论的边角料。毕竟,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经济学已经有了“一般均衡”坚实的微观基础。要是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那么它的数理基础在哪里呢?


制度经济学家都很狡猾,他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基础前前后后经历了瓦尔拉斯,马歇尔,庇古,霍太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等那么多代经济学家数十年之功,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诺斯,巴泽尔等都不讲数学,而是从产权、意识形态等方面解读经济。想当年亚当.斯密也不玩数学,是后来李嘉图用“剃刀”高度抽象斯密思想后搞出来的。


杨小凯不认这个道理,他根本不怕数学。他在监狱时就自学了高等数学,后来在国内教书时也主攻计量经济学,出版了好几本“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之类的专著。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构造一套基于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微观理论,在数理上 “单挑”历经一个多世纪,几十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智慧结晶。


不过,杨小凯将他的工作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倒真是个“败招”。一方面他想保持与主流经济学的暧昧关系,强调亚当·斯密的源流,而且用的数学工具也都差不多,只不过你们强调资本积累,我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而已。

但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别出心裁。虽然这套框架名字里也有“古典”这个词,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敌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容动摇。杨小凯后来在学术界受到冷遇,打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单单建立理论体系还不够,杨小凯是要掌一方门派的。他的对手,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的传播与发展严格遵循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

希克斯证明一些局部的关键定理,萨缪尔森加以完善,并撰写了通俗版教科书,最终由阿罗完成最底层的数学工作,接着就是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这套东西。


可是杨小凯只有一个人(后来才慢慢形成很小的团队),他既要提供原创的思想,又要完成各个相关领域论文的推进;他既要撰写奠基性的专著,又要撰写普及型的通俗讲义;他既要在课堂上亲自阐发他的思想,又要全世界地演讲,希望能寻找到或者培育能和他一起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人。


他竟然都做到了,这就是杨小凯!而这背后,就是他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和他五十五岁的生命。


当然,杨小凯毕竟不是超人,他也深知自己理论框架的缺陷。因此,他才能够认真对待所有对手。他把跟斯坦福经济学教授米格罗姆的通信挂到了自己网站上,开诚布公地对待米格罗姆的三个观念上的批评:
第一,经验研究支持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更重要;
第二,契约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虽然并非建立在交易费用基础之上,目的却是为了弄清楚交易费用的根本性质;
第三,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这几个问题,杨小凯能够轻易化解,毕竟他在经济史上下了不少功夫,对组织形式变迁与资本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牢牢抓住“交易费用”,特别是“学习费用”的概念,指出大量经验研究结构上的缺陷。

保罗·米格罗姆

不过米格罗姆从逻辑上的紧逼让杨小凯很头疼,而且对他打击很大,但是他不服气,而且他从来都这么不服气。

90年代末开始,他与孙广振,文枚,周林等一起证明了很多“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他们已经将这项工作大大推进了,虽然还不够完美,漏洞还很多,但他们毕竟在短短十年间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的对手可是站在一百多年历史无数杰出头脑之上的。


一方面,超边际分析有着独特的魅力,它可以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的逻辑可以直接解释用来解释网络效应和知识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小凯的思路是反新古典经济学之道而行之。

传统的做法是保证模型的凸性,即保证竞争性均衡存在,然后求最优效率。超边际的大胆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凸性约束,但这也就埋下了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的隐患,杨小凯坚信可以完全证明这个批评不成立。


杨小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决心至死不动摇,正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他认为,他可以用数学做得和无数先辈大师一样出色。


陈明说,大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看看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了学问。


杨小凯在学问和生命中,都有一个关键的良师益友,那就是“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的旨趣与杨小凯颇为类似,一方面深耕学术,年纪轻轻就获得哈佛教授,有神童之誉;另一方面,积极入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高级顾问。他在玻利维亚主持改革,一夜成名。


萨克斯对超边际理论在美国的推广功不可没,而杨小凯则在萨克斯的影响下重燃政治关怀,露出枭雄本色。

前些年,杨小凯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讨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关系的宏文在网上甫一露面,就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他就被算作中国重要的宪政研究学者之一。

后来,杨小凯的经济史笔记,狱中回忆录也陆续在网上出现,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很多同人会奇怪,杨小凯不再努力经营超边际分析,去摆弄这些宪政,历史做什么,甚至花了大半年时间专门读宪政理论方面的经典。

其实,杨小凯早已不会在意这些宪政,经济史能够为他带来的学术地位,他关心的是这些文章本身的作用,对中国的作用。


杨小凯一生,只关心大问题,大学问。他能进入经济学,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意象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饾饤琐屑的学问,他执着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用它来重新阐释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思想。


当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给杨小凯带来鼎鼎大名和十年的牢狱之灾,二十多年过去了,杨小凯魂归天国,那么,中国又向何处去呢?


这不仅是杨小凯倾其一生思考的问题,更是所有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


变局时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杨小凯的“大学问”。然而,杨小凯一生著述颇丰,遗憾的是,他去世十多年间,始终没有结集出版。
 
所幸,2018年首度结集出版。世间已无杨小凯,但是我们还能阅读他的作品。唯愿杨小凯的“大学问”,能成为破解“大问题”的思想资源。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更有平装版可供选择)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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