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法院与律师间当如何相互批评（下）——律师如何怼法官
【评判法院裁决的职业伦理问题】
从人性角度而言，无论法官、教授，或是律师、公众，往往都本能地将自己视作最后、最高、最智慧、最公允的裁决者——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终将接受现实的拷问与历史的裁判。
——吕良彪
曾经，知名法学教授、兼职律师孟勤国先生写了篇论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法学评论》上，从学术角度对绍兴中院、浙江高院、最高法院三级法院法官对其所代理的某起案件自由心证的“任性”进行了批评。孟文引得众多法官“抱团反击”，还有知名检察官微信撰文“拉偏架”，而当事教授、诸多学者、相关刊物主编亦纷纷撰文回应。演变成一起教授（兼职律师）当如何批评法官与裁判的公共事件。那么，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各自职业伦理的边界何在？
一、法官的职业伦理：法官应当如何面对批评？
1、法院裁决可以批评么？
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无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均应当公开。公开不仅包括为公众所知悉，亦包括被公众所评判，包括否定性的批判。——当事人的上诉与申诉，就是对法院判决最直接的否定与批判。
2、裁判法官可以指责么？
法官行使审判权，理应受到公权力内部以及公众的监督与制约。但司法审判的特殊规律，要求法官具备某种独立性、中立性，故非因贪腐或无力履行职责，原则上不应被去职。司法独立性原则，使法官理应具备某种不应被轻易免职的职业特殊豁免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官的行为不可以为公众所评判，包括被充当代理人的律师所评判。
3、批判法官及其裁决当受到何种限制？
对此，可参照沙利夫诉纽约时报案所确定之原则，即批评者有“实际恶意”。往往，刻意捏造方被视作“实际恶意”；此外，对法官个人过度侮辱、诽谤性语言应当受到约束（如南京法院对上诉状中写“操”字侮辱法官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拘留）。而从法治的基本原则上考量，公权力是需要对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的，是需要接受公众质疑与评判的。
所以，针对公众的负面评判，法官作为公权力的掌管者与行使者，需要做的是平静、理性地进行“必要”回应：如果判决中已经充分说明，法官自可沉默；如果判决中未能说明，法官当补充说明即可。——无论如何，法官过于敏感的反击，甚至屡屡出现“抱团反击”，甚至连某些有特殊影响力的法官也加入到反击的“战队”，实在是一种不淡定、不自信的矫情。而某些法官、检察官文中透出来的某种阴阳怪气则确实令人深感遗憾。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应有的自信、底气及在此基础上的宽容与淡定。——在强势的党政权力压迫与不信任的公众质疑间，法院实在缺乏应有的权威、公信与定力、法官实在缺乏应有的权威、公信与定力。
二、律师的职业伦理：律师应当如何批判法官及其裁判？
1、律师尊重法庭、尊重法律与批评法官、批评判决并不矛盾。
律师需要遵守法律，尊重法庭。法庭、法官行使审判权亦当严格遵守法律要求。——敬畏法律，是对法庭与律师的共同要求。
2、案件审理过程中，代理人、辩护人原则上不应公开批判法官，以免事实上出现可能的诱导媒体影响司法。但，至少应当有如下例外：
其一，审判过程中出现明确的程序违法，或有证据的法官贪腐；
其二，审理过程中公检法或对方当事人单方出具对本方当事人不利之信息，而法庭不予制止甚至推波助澜的；
其三，一、二审裁判作出，案件出现阶段性结果，律师可进行评判乃至批判——最典型的批判便是上诉与申诉。此时公开批判，不过是上诉、申诉意愿与理由的公开展示而已。
3、律师有权自由批判法官及其裁判，只要不刻意捏造事实及使用明显不当的侮辱、诽谤或其他不当言论。个人建议，律师最好也应通过独立第三方媒体批判法官、判决。
律师作为案件代理人、辩护人，原本就是服务于当事人的，以自身名义批判法官及其裁判无可厚非。邀请第三方媒体进行批判，更多地是为了增强这种评判乃到批判的公信力。
三、教授的职业伦理：理性、中立、公允地批判
1、学者、教授批判法官、裁决，职责所在，天经地义。
作为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道分子”，对社会公共事务，包括法院判决进行公义与学理分析、评判乃职责所在。
2、学者、教授批判法官、裁决理当公允。
此等公允，并不排除学识、能力与修养的差异与限制得出的未必“科学”、未必“正确”的评判意见。但至少有两点应当限制或自我节制：
其一，与所评判对象原则上无利害关系，故不应当是相关案件的代理人、辩护人。
其二，不利用“体制内公共资源”帮助评判；
其三，不得以明显超出理性范畴的言论评判法官及其裁决。
3、学者、教授兼任律师担任相关案件代理人、辩护人时，同样可以批判法官、裁决，但应当公示律师或代理人身份。——毕竟，学者、教授，尤其是知名学者、教授，往往代表着社会公义、理性，而律师则是服务于当事人的利益代言人与“法律雇佣军”，这种基于教授、学者美誉而形成的公共资源，不宜“公器私用”。
通观孟教授《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读》一文，全文限于对证据采信与说理之评判，文中虽有“摆弄证据”、“滥用自由心证”、“裁判结果无理和不公”、“荒谬至极”、“荒唐至极”之类用词，但均属对法官行为之评判，且并未涉及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孟老师此文既不涉及事实，也不涉及侮辱诽谤。至于否定性评价，完全在言论自由与学理评价的正当范围之内。
如果说孟文事件中可能存在瑕疵，或许便是孟教授身为武大教授，而《法学评论》又属武大法学院学术刊物，当避“瓜田李下”之嫌。但若是孟文完全具备应有之学术价值，如此“内举不避亲”亦不失为一种坦荡。
当然，如果《法学评论》在发表孟文时能够载明作者的代理律师身份，或在其后再刊发具有代表性的各种意见，很多分歧相信应该能够避免，讨论亦必将更加深入。如果能就法律人（法官、律师、教授等）公共评论的伦理与规则产生建设性成果，则其意义又将超越孟文及其争议本身。
敬畏法律，是对法官、律师与教授的共同要求。教授没道理，还是法庭不讲理？——教授“骂”法官事件，不妨回归案件本身进行评判。无论法官、教授，或是律师、公众，往往都本能地试图将自己视作最后、最高、最智慧、最公允的裁决者——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终将接受现实的拷问与历史的裁判。
【精气神——云居山暮鼓】
【参考阅读】
第一编 律师职业价值论
第一章 职业属性论
职业属性｜法律人的角色正义及其冲突——公检法与律师为何如此“恶语相向”？
第二章 职业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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