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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影评|避孕套吹出的“气球”,万玛才旦回归现实主义

顾草草 Ifeng电影 2020-10-29


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华语电影处处开花。主竞赛单元有娄烨导演的《兰心大剧院》和杨凡导演的《继园台七号》角逐金狮奖。


而在主竞赛之外,亦有亮点: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新片《气球》,参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的展映。这已经是继《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万玛才旦第三次带着作品做客威尼斯电影节,可谓是水城的老朋友了。导演自己在首映礼现场也表示,威尼斯真的是自己的福地。新片《气球》继续聚焦他拿手的藏地故事,极具获奖潜力。



在前作《塔洛》中出演一对夫妻的金巴和索朗旺姆,与万玛才旦第三次合作,再度出演银幕上的藏族草原夫妇Darje和Drolkar。夫妻俩养羊为生,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以及Darje的父亲一起,过着平凡的日子。


故事设定在九十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政策轰轰烈烈推行贯彻之时,再生就会被罚钱,而且家里养三个孩子已经十分吃力了, Drolkar只好不停地和自己的羞耻心搏斗,去镇上的诊所和女医生要避孕套。但是藏在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两个小儿子发现了,他俩以为是气球吹着玩儿,被Darje看到一顿好骂。可是两个小孩子并不懂父亲为什么责骂他们,一偷再偷,吹成气球和小伙伴互换了口哨。藏区人民多保守传统,哪里能见得小孩子公开玩避孕套。小伙伴的父亲上门来兴师问罪,和Darje大打出手。



暑假到了,Drolkar出家的妹妹Dorlma去镇上学校接大侄子回家过夏天,却发现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在学校当藏语老师。老师对Dorlma念念不忘,把两人当年的恋曲写成小说出版。他把小说送给Dorlma,希望可以澄清两人间的误会。做姐姐的Drolkar对当年破坏自己妹妹清誉的藏语老师恨之入骨,一听说这事儿就立刻要把小说烧了。Dorlma虽然出了家但是尘心未断,不顾危险从火堆里救回了小说。Drolkar苦劝无果,便在藏语老师找上门的时候谎称妹妹已经回到寺庙,把书硬还给了老师,让这对苦情人彻底断了联系。


Darje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父亲突然去世。悲痛欲绝,他半夜立刻赶回家。葬礼过后没多久,Drolkar便怀孕了。迷信的Darje认为这个孩子是父亲转世,坚决不许妻子引产。可是现实坚硬,政策的贯彻、经济的压力、生育的痛苦、教育资源的匮乏、劳作的疲惫等等,让Drolkar实在不想生第四个孩子了,原本恩爱的夫妻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区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奇幻色彩,在《气球》中万玛才旦又回到了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路线。


导演根据自己的小说进行改编,把体量较小的文本拓展成饱满严谨的长片,以气球这一意象为线索,串联了性教育、性安全、基础教育、计划生育、轮回观、女性主义等等议题,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整个藏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描绘在苍茫天地间蜿蜒的生命轨迹。孩童与大人的世界各有无奈,尘世和皈依后的生活都有烦恼,影片中的人们在分裂的观念中挣扎地生活,导演的呈现和讨论也在双线并行中。


这部《气球》相较导演以前的作品,剪辑更流畅,节奏偏快,剧情片的结构也更加完整成熟。这是《塔洛》、《撞死一只羊》之后万玛才旦第三次和摄影师吕松野合作。几乎全程手持拍摄,聚焦人物的面部从而深入内心;偏青、灰的调色涂抹出沉郁的藏地风光,映衬着片头避孕套吹成的透明“气球”和片尾真正的红色气球,突出银幕的焦点,定格成观众们脑中难忘的一帧帧画面。




威尼斯的首映礼上,观众们对本片报以热烈的掌声。导演万玛才旦走上台,接受水城影迷的欢呼。在现场的问答环节中,他也针对观众的提问,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本片红气球的意象,始于多年前他在北京的一次偶遇。灰暗的街头飘过一只鲜红的气球,给万玛才旦带来了灵感。后来的故事便根据这个气球而搭建,渐渐成为他心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象征。灵魂和气球最终都会飘向远处,生活中很多事原本就没有答案,可是被困在生活中的人们,只能不停地和现实或转世这样的信仰和理念博弈。


《气球》也是万玛才旦个人创作史上第一部偏向女性视角的电影。以往写小说的时候,由于偏好和习惯,他总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所拍的电影基于文学表达,便也总是男主角挑大梁。但是他总是遇到影迷和朋友,希望他能创作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展现藏区女性的生存状态。


终于,在《气球》中,他实现了对朋友们的承诺。Drolkar和Dorlma两姐妹鲜活和饱满的形象,支撑起整个故事的血肉。对于导演自己而言,这是他创作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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