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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老年同志群体情爱生活的香港电影《叔·叔》，刚刚无悬念拿下了第39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而这部影片也入围过2019年的釜山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在今年又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同时也提名了关注LGBT电影的泰迪熊奖，是年度华语电影中不可不被关注的一部。导演杨曜恺长期关注华语世界的同志影像，他不仅已经拍摄了《我爱断背衫》和《北京遇上纽约》两部同志议题的电影，同时他也参与创办了香港同志影展。
电影中出现了香港本土老年人同志群体的群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这些鲜活的角色都是来自导演的调查。《叔·叔》的灵感最早来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江绍祺的社会调查《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
该书采访了香港60-80岁的男同志，他们在香港又承受了极大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却常常受到主流媒体的忽视。说起自己的故事都无奈又心酸，有的受访对象跟导演说，他们会时不时跑去妈妈的坟前哭着坦白自己的性向。电影是双主角格局，分别是七十岁的柏与六十五岁的海。柏是个上了年纪的欢场猎人，开了一辈子出租车，家庭圆满，儿孙满堂；海年轻的时候也结过婚，但很早就离婚了，独自一人将儿子拉扯大，如今也三代同堂，退休生活之外也是老年人同志协会的成员，以争取彩虹养老院为己任。
两人在公园偶遇，这个公园是约会软件兴起前同志群体消解寂寞的地方。第一次相遇并没有很合拍，但相处之下，淡淡的情愫又在二人之间燃起。两人都有循规蹈矩的家庭生活，柏甚至还和妻子相敬如宾地生活在一起，和海的约会只能从海绵里挤，两人所奢望的，不过是挤出一餐饭的相处时间。香港市井之间那种狭小密集的空间感，更突显了这段情的来之不易。
电影在卡司的选择上一直很有问题，寻觅两个有分量的男演员来出演同志角色本来就很困难，很多知名男星担心有损自己雄性硬朗的银幕形象，纷纷借口拒演。导演在深思熟虑之后，被《明媚时光》中的太保和《翠丝》中的袁富华吸引，敲定了这对老年同志爱侣的角色。袁富华把那种夹在爱人和儿子之间的那种无奈老父形象演得十分传神，让观众不禁为之柔肠百转；太保表演出了那种流言和情欲之间的夹缝感，眼神中透露着满满的渴望，同时又揉杂了那种“罢了罢了”的克制，堪称实至名归的影帝级演出。电影中的夕阳爱情，透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凝练，整部戏都和老歌《微风细雨》一样点到为止。虽然没有年轻人的天雷勾动地火，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让观者哀叹不已，久久不能释怀。导演隔空抛给观众很多问题，爱情和家庭之间，哪个更重要？在为家庭付出了几十年的辛劳之后，人到晚年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幸的婚姻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是悲剧人物，究竟该去跟谁问责？
没有鲜活的肉体，生老病死的感觉却那么真实。电影给予双重边缘性的老年同志群体以无尽的关怀。社会需要这样的摄像机对准边缘群体，但商业元素不足又让电影在融资和发行的表现不那么乐观，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对这一时期院线电影的宣传和发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柏林电影节期间，《叔·叔》的导演杨曜恺接受了Ifeng电影的独家专访。Ifeng电影：这次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航班都被取消了，你来柏林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困难？之后的电影节展映也会受到影响吗？杨曜恺：这个病发展成这样，开始是意大利不能飞，我担心继续有飞机航班取消，所以提前了一个礼拜来到柏林。有很多电影节在邀请我，之后有个伦敦的电影节邀请我去展映，因为他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如果导演说自己会来做映后访谈的话，票会卖得更好一点，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回答。
Ifeng电影：今年柏林的电影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你有关注《叔·叔》的国际销售情况吗？杨曜恺：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电影节，这部电影的电影节营销并不难，但是商业发行还是有难度。LGBT议题在亚洲推广本身就有难度，加上很多观众都期待能在戏里看到俊男美女，而我们的片子是关注老年人，又是难上加难。我们的故事给家庭和人性很多关注，也是希望观众能够多一些。
我的国际发行代理是德国的Films Boutique电影公司，台湾卖给了采昌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而香港的发行则由高先电影有限公司代理。台湾有十几个戏院会上映，台北有四五个戏院，台中，台南，高雄都有的。因为我们有金马奖提名，会比较好，但现在受疫情影响，台湾电影行业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般的来说，影院的收入下降30%是很正常的。香港我们是卖给高先，本来三月就会有一些推广计划，现在也要延迟到四月二十几号，政府如果下令要封戏院，片商也没有办法。
Ifeng电影：电影里有很多卖菜吃饭的场景，你的感觉里，老年人的恋爱方式是那样的吗？杨曜恺：西方人很会说我爱你，我为你骄傲，而华人社会，特别是那个时代出生的人，是很不会表达关心和爱的，华人表达爱的方法是通过饮食，妈妈会问你，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做给你吃。
香港人很忙，很少有时间沟通，吃饭是沟通的主要方式，家庭聚会的时候，大家会交流自己的近况，也能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吃饭的戏反映出很多东西。阿柏和阿海两个人拍拖，买菜做饭，为什么有一场吃饭戏，因为普通人恋爱，特别是两个不被外界认可的人能有机会吃一顿饭，简直是梦幻的场景。
Ifeng电影：两个男性角色都被华人的家庭观念绑架了，没有办法追寻爱与自由，你认为爱与自由更重要，还是家庭观念最重要？杨曜恺：戏里的阿柏和阿海，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都不一样。而我在外国长大，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家人应该尊重自己的决定。
Ifeng电影：电影里，两个叔叔的妻子其实是最无辜的，你觉得应该怎么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杨曜恺：现在有很多机构会帮助男女同性恋联姻，来解决来自家庭的婚姻压力，但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社会能够正视同志群体，家庭就不会对子女施加过多的压力，歧视逐渐减少，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
Ifeng电影：你的同志影像，和《翠丝》一样，关注双重边缘群体，对于华人世界平权很重要，然而这样的电影，在香港如何做到融资？杨曜恺：《翠丝》不同，它的制片公司很大，是古天乐的公司。我们的这部片，没有大公司，卡司里也没有大明星，要完成电影，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我们有申请过香港电影基金和香港艺术发展基金。电影找钱的方面是非常难的，发行的问题很难，虽然很多人很喜欢这部电影，但发行很难做，风险也很大。
杨曜恺：香港的平权，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改变，需要通过立法会来推动。梁镇罡和他的同性伴侣Scott Adams的案例就重要，两个人已经在英国结婚了，但是在香港不承认，伴侣的医疗保险无法享用，接着他们就把政府告上法庭，结果告赢了，对香港的平权之路帮助很大。
梁镇罡（右）和他的同性伴侣Scott Adams（左）Ifeng电影：有没有北上去大陆拍类似题材电影的想法？杨曜恺：其实大陆有很多有趣的议题，因为大陆有很多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这些都不为西方和世界所熟知。虽然我对LGBT题材更有兴趣，但也不一定要去拍LGBT题材的，主角可以是基佬，但电影中的议题不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他是不是基佬的身份认同上，他也可以遇到很多其他的议题。
杨曜恺：没有，这电影刚刚制作完，2016年开始筹备，2018年才拍完，去年十月才去的釜山，电影开始之后很多推广方面的事情要考虑，有遇到过需要在外国拍摄的剧本，但我更想把重心放在亚洲，所以也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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