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命换钱，伤害的不止是“打工人”

Editor's Note

昨日，拼多多一位22岁女员工在下班途中晕倒猝死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我们悲痛于年轻生命的消逝，更不禁反思，现代社会的“超负荷”工作强度究竟由何而来，又应如何破解？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的新书Overload: How Good Jobs Went Ba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中，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教授Erin L. Kelly和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Phyllis Moen深入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的IT部门展开调研并指出：过长时间的工作不仅损伤着员工的身体健康，更造成了公司整体工作效率的下降。实际上，应对“超负荷工作”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建立“用命拼搏”的企业文化，更不在于鼓励员工自行调整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而是需要企业与员工一起，采取新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本书基于实地调研，为企业和员工都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高压下的“社畜”生涯

Sherwin是一位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IT专业人士，就职于一家名为TOMO的财富500强公司。他既负责软件程序的设计，也直接参与新程序的开发；他是一个战略分析师，也是一个有着扎实编程功力的程序员。在生活中，Sherwin是一位单身爸爸，带着两个女儿一同生活，同时还需要照顾他年迈的母亲。自己的工作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一点Sherwin心知肚明。

Sherwin每周大约要工作70个小时。凌晨5点，他就开始打工作电话，随后送孩子上学，再继续工作一整天，准备晚餐，督促孩子写作业，然后在家再一直工作到午夜。Sherwin超长的工作时间和紧张的工作节奏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的上司Tanay就是个“超级工作狂”，总是想着压榨团队，Sherwin 形容他简直是想“从石头里榨血”。

实际上，Sherwin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充满激情。他很享受工作中的技术挑战，也很欣赏团队中那些极具才能的同事。尽管Sherwin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在团队中得到相当的尊重，但是他知道，这种工作方式是有害的。“我永远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这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熬夜、暴饮暴食、缺乏锻炼……Sherwin最近犯了一次心脏病，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回忆道：

“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病。我因为感觉不舒服就去看了医生，他们给我做了心电图和一些测试，然后就告诉我说是心脏病发作。”

经历了这次健康危机后，Sherwin只休息了四周，但这次经历却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表示“对生活中的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并希望能够换个工作方式以更好地照顾自己。

 超负荷

全球竞争下“大厂”加班的恶性循环

Sherwin的工作方式是当今大公司超负荷工作的典型例证。在很少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是如今许多专业人士所面临的困境。在大公司的工作有着体面的薪酬福利、干净舒适的办公室、尊重个体的团队……这些似乎都是令人梦寐以求的“好工作”的特征。但实际上人们发现，昔日的“好工作”如今已变得令人更加紧张不安。新的通讯技术促成了一种“永远在线、永远工作”的企业文化。领导和同事们知道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联系员工，并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复。

此外，全球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危机感。即使是经验最丰富、技能最熟练的员工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正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甚至可能被取代和消失。除了新技术和全球竞争带来的变化，美国企业还经常合并、重组、裁员，甚至破产解散。这让所有的员工——即便是熟练的专业人士和中层管理人员——都不确定他们明年（甚至明天）是否还能保住工作。而那些在裁员中幸存下来的人会被迫承受更多的负担，因为公司决心“少花钱多办事”，从而让他们分担被裁同事留下的任务。

焦虑的情绪在工作场所弥漫，人们的工作量不断增加、工作节奏越变越快、对工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曾经的“好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拿命换钱，伤害的不止是“打工人”

超负荷工作对员工有害，这对于大家而言可能并不奇怪。然而从商业管理层面，我们也看到这种工作方式给组织机构带来的弊病。快速地工作和生产意味着产品质量的下滑。知识创意型公司寻求聘用和留任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但人在精力枯竭的工作状态下是无法发挥创造灵感的。

TOMO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向他汇报的软件开发人员很沮丧，因为“不同的人整天都在向他们询问信息”。他们在写代码的过程中不停地被打断，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公司内网聊天框弹个不停。程序员们表示，“他们上班一整天——甚至一整周——都没有在做他们计划中本应该做的事”。因此，他们只能像Sherwin一样在深夜和周末加班加点，试图赶上进度。

超负荷的工作方式与企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不是员工和初级经理们通过早起晚睡、减少家庭义务和压缩私人时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反，这一现象呼唤着全新的组织管理解决方案，以新的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工作变得可持续，为所有性别、年龄、行业和受教育水平的员工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

 向超负荷说“不”

员工和公司如何共同解决“996”困局

如何破解“超负荷工作”的困局？这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方努力。针对新的工作强度、工作不稳定因素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应予以更新。在Overload: HowGood Jobs Went Ba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一书中，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教授Erin L. Kelly和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Phyllis Moen组成了跨学科的研究小组“工作、家庭和健康组织 (Work, Family, and Health Network)”，提出了“双议程工作设置（dual-agenda work redesign）”的新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模式促使员工和主管对如何使员工（及其家庭）以及公司双双受益进行思考。两位教授通过实地调研证明，这些改变对员工、员工家庭及雇主都非常有效。

这项研究表明，“超负荷工作困境”并非无法解决。在新的工作方式下，员工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安排工作和生活。工作不在于何时或何地发生，而在于整个团队一起更加高效地工作。我们有时需要放下一些琐碎的任务和不必要的会议，并时不时地关闭一些干扰我们的技术。工作的规则、日常实践和期望是可以改变的，尽管这有时需要领导团队面对变革更大的决心。虽然当下“超负荷工作”的现状依然严峻，但只要我们有意愿、有力量、有创造力去推动的话，未来的工作将变得更愉悦、更高效，也更加可持续。

以上内容节选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新书Overload: How Good Jobs Went Ba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编译有改动。获取英文原文请点击链接https://press.princeton.edu/ideas/the-way-we-work-old-rules-and-new-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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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职场的最热词汇恐怕非“打工人”莫属。随着全球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向员工施压，以期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Overload: How Good Jobs Went Bad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一书描绘了新型高强度工作模式所造成的长期压力如何导致了职业倦怠、雇员流失以及业绩水平下滑。实际上，放弃“打工人”的工作模式可有效改观员工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更好地平衡私人生活与事业，从而提升工作满意度，最终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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