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谈道义现实主义：应将精力用于创建科学的国关理论，而非呼吁建立“中国学派”

Editor's Note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当今国际政治变迁的重要一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长期聚焦政治领导力与大国兴衰的关系。他从先秦典籍中发掘理论元素，建立起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于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一书中进行系统性的论述。

3月4日（本周四），阎学通教授将作为嘉宾出席清华国关新知论坛，以“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为题展开对谈。同时，阎教授还在近期接受了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的访谈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围绕道义现实主义开展的研究。阎教授坦言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的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是自己目前最满意的著作。本书2020年最新平装版限时折扣中，扫描书卡二维码即可购买。

 讲座报名

“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

讲座嘉宾

阎学通：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8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为世界百名知识分子，英文著作有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4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理论、大国安全战略和古代国际政治。

活动时间：2020年3月4日（周四）14:00—15:30活动平台：腾讯会议群语音（报名详情：清华国关新知论坛第67期 | “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云端系列第7期活动预告）

PUP 内容速递

扫描二维码直达套系优惠购买页，活动时间：2月22日至3月7日

阎学通教授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著作——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间行为的逻辑和利益取舍作出了解释，却在大国崛起和国际秩序的转变上兴致缺缺。本书作者将目光投向这一现象，创造性地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通过政治领导力的维度对大国崛起和衰落进行了分析。

政治领导力是一国的政治领导团队驾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判断、执行与评估能力。作者追溯中国历史，提出了无为型、保守型、奋发有为型与咄咄逼人型四种领导力类型。作者认为，对于当今中国而言，王道模式是发挥政治领导力，寻求国际秩序转型、公正与合理的最优选项。

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盛赞的学术著作——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学者，阎学通在此书中从中国的视角探索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愿景。

在这本书中，阎学通探究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未来的启示，展望了“北京共识”在国际关系中的形成与发展。我们从此书中可以勾勒出阎学通的形象：他既不是提倡以经济实力为国力核心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以军事发展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者。阎学通认为：政治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而道义则是政治领导力的精髓。 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总是按照道德准则行事的政治领袖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在确定全球秩序的时也是如此。

这本书将帮助读者理解这位全球顶尖外交政策学者的思想，是想要了解中国崛起或国际关系理论的读者的必读书目。

更多阅读：专访 | 阎学通：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中国道义在国际舞台

访谈选登：阎学通教授谈道义现实主义

唐世平教授：您的研究一直以大国关系、大国兴衰为核心议题。这当然不仅不可厚非，而且完全符合您的现实主义者的“标签”。但是，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您的研究会和政策话题联系非常密切。而不少人会认为，和政策话题联系非常密切的研究，不容易产生深刻的理论，您如何回应这样的疑问?

阎学通教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可以研究三类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将政策研究升华为理论的也是有的，例如“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就是从核政策研究开始的，但谢林将其升华为理论研究，还得了诺贝尔奖。我当年在政府部门做政策研究的同时撰写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也是个理论研究成果。政策研究难出理论成果的最根本原因是，绝大多数政策研究人员没有受过理论研究的训练，缺乏理论研究能力；还有个工作原因是理论研究需要整块的时间，而专职的政策研究人员往往缺乏整块的时间。

唐世平教授：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

阎学通教授：应根据工作性质决定研究什么。政府和非政府的智库人员应以研究政策为主，但从事教学的老师则应侧重理论研究，否则教学工作是做不好的。现在大学的教师分为教学、科研和教研三个系列。教学和教研系列的老师需要关注理论研究，但科研系列的教师主要是做政策研究。大学搞智库建设，对理论研究构成严重冲击。我认为大学教书的老师都应多研究理论，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绝大多数教师们根本不了解国家对外交政策的具体情况，很难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浪费了精力且对外交决策也没什么帮助。政策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成果是过期作废，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创新知识，其成果具有长期价值。从推动学术进步的角度讲，我认为学者们应把精力用于理论研究。

唐世平教授：如果一个年轻学者想直接进入政策研究，您会有何建议？

阎学通教授：我会建议他先找到一个政策研究的专职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条件，研究成果是没有提交渠道的，也就是说研究成果起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作用。如果研究者是业余爱好，自娱自乐则未尝不可。

唐世平教授：您是中国大陆国际关系学界最早开始从中国的典籍（特别是先秦典籍）中发掘理论元素的学者之一。但是，您却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一部分。这估计是您曾经的同事，张锋不得不用一个“清华路径”来标记您和您的学生的努力的一个原因吧。为什么？是因为您的科学化态度么？（比如，您需要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区分开来）

阎学通教授：上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就研究过先秦时期的国际关系，因此我不是最早研究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学者。但是，在研究先秦时期国际关系的学者中，我可能是较早建立起体系性理论的人。赵汀阳做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他对“天下”的研究是一种哲学思辨，应该属于政治哲学理论，不是国际关系理论。如你所说，我不但试图建立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想建立一种科学的国关理论。我是从科学角度定义“理论”的，即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体系性的解释，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和观点要逻辑自洽，即不能并列无关，更不能相互矛盾。2011年张峰用“清华路径”来描述我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研究成果体系性还不够强。后来，我将理论中的概念进行系统化，即把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起，这样才成为体系性理论。此后这个理论就被称为“道义现实主义”了。大家都认为科学无国界，那么科学理论也无国界，我创造的是科学理论，因此也无国界，成不了“中国学派”。

唐世平教授：对于一些这样的质疑（也许包括我本人），即，因为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化，中国的典籍（特别是先秦典籍）能够被赋予现代意义的元素可能并不是很多，甚至很少。您对这样的质疑如何回应？

阎学通教授：先秦文献中与国际关系直接相关的文章不多，多数是零散的段落和对话。欧洲在轴心时代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也很少，也很零散。我和徐进梳理了先秦文献中有限的关于国际关系的内容，编成《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然而，内容少并不意味着其可供借鉴的现代学术价值意义小。其重要意义在于，2000多年前的思想观念仍可用于解释当今的国际关系现象，意味这些思想观念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具有很强的普世性。例如，管子说的“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这个观念不仅可以解释古代的大国兴衰，也能解释当代的大国兴衰。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相对衰落都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以往三十年里与中国同速发展，中国就不可能超越俄罗斯，也缩小不了与美国的综合国力，与它们的实力差距会更大。其实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能借鉴用于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也很少，可是当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反复地借鉴那几个观点，特别是“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观点。

唐世平教授：接着上面的问题，一部分呼吁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声音，甚至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完全不需要科学化，而且科学化不利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发展，因为“科学化”就意味着西方化。您对这样的立场或者声音，有何评论？如果没有科学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派”是否可能？

阎学通教授：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论证为何“中国学派”是建不起来的，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想谈一下官学两界都有人要搞中国学派的动因。我以为，政治原因是虚荣，贴个“中国学派”标签的目的是说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样具有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能力。知识原因是曲解“学派”的含意。“学派”是指不同流派的学术思想，而“中国学派”是以学者是否有中国文化背景为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无论学术思想上多么对立，其理论都属于“中国学派”。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将你的演化理论也列入了“中国学派”。你如果不是中国人，你的演化理论就不属于“中国学派”了。

搞“中国学派”的人基本上都不认同科学实证的方法，这可能与他们偏爱规范理论有关，即研究应然问题而不研究实然问题。前者不需要实证，后者需要实证。把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视同于西化，这是因为不理解什么是科学的原因。科学化是指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反对国际关系科学化的，也都有支持科学化的，这与传统文化差别没有关系。墨子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间关系的。

扫描二维码直达套系优惠购买页，活动时间：2月22日至3月7日

唐世平教授：对您觉得没有科学化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作品或者立场，您有具体的批评么？

阎学通教授：提倡“中国学派”和论述何为“中国学派”的文章非常多，而真正创建成体系性理论的却很少。我认为大家应将精力用于创建理论上而不是去呼吁建立“中国学派”。这如同作家应把精力用于创作而不是讨论应该创作什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才得以减少。将15年前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现在的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我相信，国际关系专业的科学化在我国已经成为历史必然趋势，将来有可能成为主流。反之，不用科学方法的研究将从主体变成少数。

唐世平教授：您也是在中国大陆国际关系学界最早推动方法训练的普及的学者（作为科学化的一个必要部分），而且为此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晚辈都为此由衷地感谢您的努力。但是，随着研究方法在比较好的高校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相对普及（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出现了一种质疑的声音和一个担忧。第一种当然是拒绝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这一种质疑的声音通常是来自相对缺乏方法论训练的老一辈或者和您同辈的学者（或者他们的学生）的。您对这种质疑有何回应？

阎学通教授：最近，反对运用科学方法的声音又起来了，有的国关专业期刊还发表了专门反对科学方法的文章。反对科学方法的学者们，经常以美国国关学界的定量研究的缺陷为依据，主要是所研究的问题缺乏学术意义，很多研究只是证明已有的知识，而没有创造出新知识。我们应避免美国学界定量方法与问题意义结合不好的缺陷，但这不能说明不运用科学方法能创造出更多的知识。我国不使用科学方法的国关学者很多，他们也没有创造出来新知识。任何研究方法，包括科学方法，都有缺陷，但传统方法比科学方法的缺陷更多。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总体水平仍低于美国，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低于美国。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过度使用了科学方法，而是能运用科学方法的人太少。我以为，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不仅是提高我国研究水平的主要路径，目前还是区分专业与业余的一种标志。不普及科学方法，国际关系专业的门槛就无法提高，国关学者就会被认为是出租汽车司机水平。

唐世平教授：第二种是非常支持您对方法和方法论的强调，但是同时担忧，中国的国际关系（包括更加广义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可能会走到美国的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的一个窘境，那就是，没有计量的数据，没有好的“因果推广”，就无法发表，甚至完全不能研究。我大概属于这样的人（显然，我和您一样，也非常强调方法和方法论）。您对这种担忧有何回应，或者说是有何建议？

阎学通教授：我国目前的学术期刊体制具有防范定量文章一统天下的功能。美国的学术期刊是独立的，没有上级主管机关，因此主编都是由小专业高水平学者担任。如果主编是做定量研究的，他可能偏好定量文章，发表定量文章会较多。我国的学术期刊是隶属于一个行政单位的，主编基本上是由单位的行政领导担任，而行政领导中很少有人做定量研究。在我国学术期刊由行政领导任主编的情况下，你所担心的事很难发生。

唐世平教授：应该说，和您对方法和方法论的强调非常相关的是，您和您的团队领导了一个关于大国关系（主要是中国和其它大国的关系）的数据集的构建，并且试图预测某些双边关系的短期和中期态势，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就这个努力，我有两个大的问题。您对理论和预测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具体地说：预测需要理论么？为什么？理论需要能预测么？为什么？

阎学通教授：预测是人类的本能，为了有效实现目标，人类就会做预测。根据以往预测的结果人类总结出一些预测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成为之后预测的理论依据。对于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讲，依据理论原理和预测经验，用科学方法做的预测属于科学预测；只凭经验做的预测属于传统预测；而即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的判断则不属于预测，是瞎蒙。理论与预测的关系是原理与应用的关系。例如，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弱方对强方的依赖度达到30%时将形成严重脆弱性；我们的经验是朝鲜和古巴与美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低，美国对这两国几十年的经济制裁都压服不了它们；我们用定量方法衡量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发现为19%。因此，我们依据理论原理和历史经验，预测了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现在事实证明是如此。

科学的理论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因此其理论逻辑和观点必有具体的适用边界。这意味着，当具体条件在理论逻辑和观点的适用边界之内，相似的事件就会发生。因此，科学的理论可以用于预测。政治哲学理论没有明确的理论适用边界，理论建立过程也没有过实证检验，因此也没有预测功能。不能说没有预测功能的不是理论，而应说没有预测功能的不是科学理论。

唐世平教授：您的这种基于历史（新闻）数据来预测未来的努力，至少部分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世界是一个线性的世界。但是，许多人可能都会同意，世界并不一定是线性的。您对这样的质疑，有何回应？

阎学通教授：历史不是线性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优点就是能解释为何历史会倒退。从预测角度讲，我们既要预测历史的持续发展也要预测历史的变化折点。历史的折点不必然都是倒退，也可能从倒退转向进步，也可能改变发展方向。我们的中国对外关系定量衡量小组所做的预测也不都是线性预测，自2015年以来《国际政治科学》每期都发表一篇这个小组的预测文章，其中一些做的是折点预测。我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中也预测了2023年前的一些历史折点变化。例如，预测了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总统将是个能言善辩而无改革能力的人（p.17），预测了美欧将从提倡自由贸易转向为公平贸易辩护（P.82），预测了朝鲜将停止核试验（P.68），预测了英国将脱欧(p.124)。折点预测比惯性预测要难，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历史延续的可能性大于转变的可能性。无论做惯性预测还是折点预测，都需要综合使用各种不同的科学预测方法。

唐世平教授：关于您的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您迄今为止出版了多部独和合著（我数了一下，应该有7-8本。我没算编著）。您觉得，在这些作品中，哪一本是您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著作（不一定是没有缺陷的，因为没有完美的作品）？为什么？

阎学通教授：我最满意的著作是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这是一本体系性完整的理论著作。在本体论上，它挑战了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提出政治领导的作用大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在认识论上，它是主客观结合的二元论，即客观国力决定国家利益，决策者主观战略偏好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在方法论上，它将体系、组织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贯通了。大国决策者的战略偏好是个人层次，大国的领导类型是组织层次，国际领导类型与国际规范类型的关系是体系层次。在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它比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性强，比结构现实主义多了对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变化机制的解释，超越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重新确认道义在实力和权力升降中的作用。

**以上访谈内容首发于自公众号“国政学人”，转载已获授权。查阅完整访谈请点击链接：【巅峰访谈】唐世平教授访谈阎学通教授：科学理论无国界，成不了“中国学派”

点击“阅读原文”，直达套系优惠购买页！

- END -

 相关热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