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书评 | 全球史视野下的民主兴衰五千年

我们不仅要问民主是否会存续，也要问我们对民主的存续是否满意。因为现代民主的存续并不意味着其表现出色。显而易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主仍将引起人们最广泛的争论。

Editor's Note

近日阿富汗政局发生重大变革，引发世人关注。中国学者郑永年将美国从阿富汗的撤退视为“西方民主乌托邦主义的最大失败”。而美国总统拜登则在当地时间16日的最新演说中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也不应该是国家建设，也不应该是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民主国家。

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是具有普适性的还是基于文化特殊性的？民主从哪里起源？其存活需要什么条件，又是什么使民主政体覆灭？学者们展开了激烈地讨论，而美国纽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David Stasavage 在新作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中则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回答。

待评书目 |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民主的衰落与兴起：一部纵贯古今的全球史》，本书荣获2020年BBC历史杂志最佳图书（BBC History Magazine's Best Books of 2020）。
原标题 | 全球史视野下的民主兴衰——评《民主的衰落与兴起：一部纵贯古今的全球史》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 杨端程作为当今政治学界最为复杂也最为迷人的概念之一，民主引起的争议可谓是经久不息。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曾经被奉为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挑战专制主义的利器；而作为一种确定统治形式的制度安排，它更是引起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迄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下众多的政治学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民主是什么（Schumpeter 2006; Dahl 1972; Sartori 1987; Huntington 1991），但是并没有回答民主的来源。回溯历史，为什么有的地方建立了早期民主制，而有的国家却很早建立了官僚制？为什么有的国家最终建立了现代民主制，而有的国家却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差异的出现？作为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实践，民主从何而来？在民主面临回潮的当下，民主又向何处而去？显然，上述一系列问题仍然有待学界作进一步回答。对此，美国纽约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政治学 Julius Silver 教授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在其新著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Princeton,New Jersey: PUP, 2020)（《民主的衰落与兴起：一部纵贯古今的全球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从全球史的视野切入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

作为专注于民主制度历史形成的政治学者，斯塔萨维奇先后在《公共债务与民主国家的诞生：法国与英国，1688-1789》（Public Debt and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1688-1789）、《信贷立国：疆域、权力与欧洲政体的发展》（States of Credit: Size,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an Polities, PUP, 2011）与《向富人征税：美国和欧洲的税收公平史》（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UP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6）等多部著作中讨论了西方国家中民主制度的缘起及运作，但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进行探索还是首次。尽管在斯塔萨维奇写作本书之前，一些学者（Keane 2009; Fukuyama 2011, 2014）已经致力于展现民主从古至今演变的宏大画卷，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工作还不是特别多。因此，斯塔萨维奇选择从全球史的角度切入，尽可能地以全景视角展现民主从古至今演变的历史是一种富有勇气的创新。

斯塔萨维奇的其他三部代表作

普遍存在的早期民主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12章，每一部分分别探讨了早期民主的形成、民主制与官僚制的分流以及现代民主的演变。在第一部分，斯塔萨维奇首先讨论了民主的早期形态，也即早期民主（Early Democracy）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虽然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y）起源于欧洲，但是早期民主却并非为欧洲国家所独有。除却闻名遐迩的雅典民主，在前殖民时代的北美洲、中美洲、中非（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以及古印度等广大地区的部落、部落联盟乃至早期国家中，都有着和古希腊类似的民主制度。他在比较后发现，这种早期民主具备两大主要特征：• 首先，本社群内部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决定都必须经过委员会或者议事会的同意，其统治是集体式的；•  其次，统治者的职位并非是世袭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早期民主呢？对此，斯塔萨维奇给出的解释是早期民主制的产生与否与地理因素（土地是否肥沃与否、面积是否广大）、统治者是否掌握作物产出（这样便于征税）以及耕作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地面积狭小贫瘠，耕种技术又不发达，那么民众退出并进行自由迁徙的成本就较低，当统治者在对作物产出不了解的同时又想征收税负时，他就必须依赖更多的人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就更有可能产生。相反，如果土地肥沃、面积广大且耕作技术发达，则容易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并促进人口定居，相应的是统治者也越容易掌握生产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进行征税就会变得容易起来，因此统治者也就越不可能通过委员会或议事会来进行征税，因此作为民主制的替代制度——官僚制就应运而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古埃及、新月沃地以及黄河流域等土壤较为肥沃的地带相继诞生了早期官僚制国家的原因。以中国为例，早在《尚书》中便有对土地状况做记载的《禹贡》地图，而14世纪的《洪武丈量鱼鳞图》更是对土地的情况作了详细分类。除中国外，阿兹特克人也很早便掌握了土地的质量情况以及如何进行征税。与之相比的是，欧洲人对土地状况的了解要到很晚的时候，比如写于1087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虽然记录了王国内部所有可用于征税的财富，但是却并未有过关于土地质量的记载。
阿兹特克人用来记录土壤信息的象形文字

国家缺位促进民主存活

如果说早期民主普遍兴起于世界各地，并非为欧洲独有，那么后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却发生了大分流，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围绕于此，斯塔萨维奇在全书的第二部分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西欧最终发展出民主制是源于国家的缺位。当时的西欧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对征服后的领土都是通过当地的代表来进行征税，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去中央集权化的，久而久之便加剧了地方化。虽然统治者戴克里先在位时期帝国的官僚制建设有了起色，但是此时全帝国一共才有30000名官员，这一数量只是汉帝国的四分之一。后来帝国的崩溃摧毁了帝国西部的官僚制，导致西欧陷入到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而欧洲耕作土地的碎片化、不连片与农业技术的落后同样加剧了政治碎片化的状态，这有利于早期民主的产生。虽然后来作为罗马帝国西部继承者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均试图在罗马帝国西部的土地上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国家，但是都没有成功。加洛林王朝还试图在依靠议会的同时通过直接任命忠诚于王室的官员来进行征税，但是这些职位却渐渐世袭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封建化。在某种意义上，加洛林王朝也从来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相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占据的英国在国家建构方面比较成功，其议会逐渐孕育出了民主制度。13世纪时，英王爱德华一世为了筹集对法战争的资金而征税，但是他和所有之前的欧洲君主一样面临着征税困难的问题，其决定一出即遭到了贵族和教士们的联合反对，被迫确立了源于罗马法和基督教会做法的同意原则（Quod Omnes Tangit）与议会进行合作的这一统治方式。然而，推动英国议会制度发展并非只有这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还有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的传统。有观点曾指出正是13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著作的重新发现推动了自治城市的兴起，然而斯塔萨维奇基于统计分析的结论并不支持这一论点。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之前，欧洲就已经有很多自治城市了。据此，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中世纪暖温期导致作物增产进而引发商业革命，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多，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地方贵族来代表他们，他们希望能有自己的直接代表。由此，两者结合共同推动了英国代议制度的发展。
而在东方，当时的中国在很早便建成了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这其中的原因到并非像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所说的那样是治水造就了中国的与众不同。因为直到1930年代，在古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华北平原上的灌溉设施数量都是比较少的，这与灌溉设施在南方大量分布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一种解释则指出，对食物的成功控制造就了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但斯塔萨维奇自问也可能是先建立了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再有对食物的控制。在前两种解释的基础上，他认为大规模、高产的农业为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形成是更好的解释。因为早在商代时，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改良黄土的技术，逐渐适应了环境、从而更少地迁移并在此定居下来，嗣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税收上就面临更少的困难。到了春秋时期，早期官僚制已经成形并在后来的两千年中不断巩固。同时，科举制度对中央集权官僚制的维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即便中国遭受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往往是像蒙古人这样的入侵者抛弃了自身的公议制度（如蒙古人的忽里勒台大会）而采用了古代中国的官僚制，而到了明清两代时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更是得到了空前强化。与中国相比，在伊斯兰教统治之前的阿拉伯世界存在早期的民主制度，即部落中的协商会议（shura）制度，这一制度在穆罕默德征服阿拉伯半岛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可以佐证的是，在穆罕默德死后，四大哈里发相继经协商选举产生。但是倭马亚王朝的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打破了协商推选哈里发的传统，他将设法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此外，一个偶然的原因是阿拉伯人的征服紧随着萨珊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化改革，而当穆斯林扩张到地中海东岸后，他们同样接触到罗马帝国的官僚制遗产，这都强化了伊斯兰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可能。

以税收衡量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强弱：宋代中国、阿巴斯王朝、14世纪英国和法国税收占GDP比重比较

至此，原本产生早期民主的不同地区已经发生了政治大分流。诚然，早期民主确实不是欧洲的发明，但是制度化的选举以及在大面积、长距离的领土上建立议会则是欧洲的发明。

现代民主的演变之路

那么现代民主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呢？这就是斯塔萨维奇要在全书第三部分中所要回答的问题。缺乏国家传统的英国即便在强势君主亨利八世在位时也没能建构强大的官僚制国家，亨利八世甚至被迫与议会联合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议会逐渐学会了如何抵制君主的侵犯并逐渐取代了官僚制在其他国家的国家建构中扮演的角色。同时，由于英国议会缺乏委选（Mandates）的传统，所以比起欧洲其他国家的议会本身的中央集权化程度比较高（因为委选只会让代表受到地方利益的严格限制），而1688年光荣革命更是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这进一步保证了英国议会的强制能力及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英国议会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推动了后来工业革命的发生。相比之下，荷兰虽然也有悠久的议会制传统，但是由于议会给予地方利益过多的保护，最终导致了荷兰走向衰落。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英国的议会制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没有完全建立现代民主制，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以内都没有完成普选权的建设。相比之下，美国在转向现代民主的进程上则更进了一步。早在殖民时代，在麻塞诸塞、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地的北美的殖民地就设有代表会议机构，而地广人稀导致的土地/劳动的高比率连同缺乏官僚制的传统，使得建立一个基于同意原则进行统治的政府成为可能。因此，来自英国的成年男性移民到北美定居后就享有民主权利，但是无法回避的是，人力资源的缺失导致劳动者在被授予政治权利的同时黑人被奴役，而美国在随后的200多年间才逐渐完善了民主建设。在之后的200年间，兴起于欧洲的现代民主开始向全球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现代民主政体。对此，斯塔萨维奇援引亨廷顿（Huntington 1991）著名的论断——自近代以来，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兴起了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前两波民主化浪潮中，随着男性选举权的扩展，西方国家内部的妇女选举权也随之扩散开来。瑞典成为20世纪最早授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而两次世界大战则进一步促进了妇女选举权的扩展，由此普选权逐渐确立起来。而在民主扩散的过程中，精英们原本担心的对自身财富的威胁也越来越小，民主渐渐得以巩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穷国家和弱国家都建立了民主，而一些国家虽然变得越来越富裕，但是却没有建立人们期待的民主。对此，作者认为长期的国家建构传统可以解释这些政治发展的差异，现代民主更可能在缺乏强大官僚制的国家中建立，但是与此同时其稳定性却难以保证。比如中国悠久的强国家建设传统导致其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俄罗斯的弱国家与比国家更弱的社会传统，使得其统治者无法像西欧国家那样通过建立代议制以获得好处，所以不得已去寻求建立更强大的官僚控制。而印度在历史上就一直长期缺乏统一国家的传统，虽然阿克巴大帝治下的莫卧儿帝国曾经短暂的实现了中央集权化，但是随后便土崩瓦解，回到了各个地方自治的状态。也正是如此，具有弱国家传统的印度在摆脱英国殖民后建立起民主就更容易。

对非洲国家来说，虽然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存在早期民主的形式，但是随后便遭到了西方国家的长期殖民统治。不少国家在摆脱殖民地位后建立了专制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使然。在冷战结束之后，弱国家的遗产同样导致一些非洲国家更容易建立民主制度，但是弱国家的遗产也是一把双刃剑，建立起民主制度的这些国家在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方面表现不佳，而民主也可能只在强国家建立后才能更好的存续。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斯塔萨维奇对当下正在推进中的民主实践作了展望。

他总结道，现代民主的第一大特征是参与形式广泛，其次是对行政权的密切关注。向现代民主迈进必须克服两个困难，首先是如何将更远距离的人们联系起来推动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次是对行政权的限制。

技术的进步扩大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在18、19世纪，报纸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保持关注，而当下互联网更是将人们联系起来。但是对于第二条来说，美国总统潜在的强大专制权力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在特朗普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斯塔萨维奇对民主表现出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作为民主的支持者，他对民主的未来仍然保持希望。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民主的生存表示担忧，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政府潜在的强大行政权力都是对民主造成威胁。

总而言之，作为一本描写从古代民主到现代民主衰落和兴起的专著，斯塔萨维奇教授在致广大的同时也注意到尽精微，他在论述民主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并非单纯枯燥地讲故事，而是熟练地征引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分析和数据，将论述更加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尽可能地勾勒出民主穿越古今的生动图景。

但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斯塔萨维奇展现出的民主兴衰的因果链有时过长，但是论述却让人感到意犹未尽。他对中国、阿拉伯等国家不同制度的解读虽然在努力突破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囿于篇幅的限制只能像通史那样展开。当然瑕不掩瑜，毕竟在书写早期民主从缘起到衰落再到现代民主的兴起与扩散的过程中，要保证面面俱到是十分困难的。

书不尽意，行笔至此，我想用斯塔萨维奇教授在全书末尾的自省来结尾——“我们不仅要问民主是否会存续，也要问我们对民主的存续是否满意。”因为现代民主的存续并不意味着其表现出色。显而易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主仍将引起人们最广泛的争论。

***本文作者杨端程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为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建构、比较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

PUP内容速递

有关民主兴起的历史叙述往往集中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前的欧洲，而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依靠来自全世界的证据，得出一幅更为丰富民主起源图景——从欧洲征服之前的美洲，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再到殖民前的非洲，许多地方和许多时代都存在过民主实践。David Stasavage 深入研究早期民主在世界各地的盛行情况，认为了解这些民主制度如何以及在哪里繁荣、它们何时以及为何衰落，不仅可以提供关于治理历史的重要信息，还可以指明现代民主运转的方式和民主未来的命运。

从跨越几千年的例子中，Stasavage 首先讨论了为什么国家会发展出民主或专制的治理方式，并认为早期的民主往往是在国家薄弱、技术简陋的小地方发展起来的。当中央国家机构（如税务官僚机构）不存在时，统治者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才能治理。当中央机构强大时，民众的同意不再必要，独裁统治变得更有可能。然后，他探讨了从早期民主到现代民主的过渡，说明现代民主的出现是为了调和民众政治参与和广土众民国家治理的需要。民主是一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界各地展开的实验，它的转变正在进行中。

在民主焦虑日益加剧的情况下，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拓宽了政治机构发展的历史视角，为所有关心治理的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 END -

 相关热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