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敦煌》首发续：“罗氏档案”何以成为经典？

Editor's Note

矗立于丝路之畔的敦煌石窟，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迎来了一批批为之着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学者。2021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隆重推出九卷本套系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与榆林石窟照片》，以下简称《观象敦煌》），首次重现了史上最全的敦煌石窟图片史料——“罗氏档案”（The Lo Archive），展现了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全部3000余张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照片。

1943年，中国摄影家罗寄梅携夫人赴敦煌展开系统专业拍摄，他们历时18个月，拍下3000余张被学界称为“罗氏档案”的敦煌照片。这些照片既是清晰呈现敦煌艺术成就的经典制作，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了封存敦煌遗失之美的时光胶囊，让80年后的敦煌研究者们得以窥见遗址遭受损毁、改变、保护与修复之前的原貌。

彼时的敦煌条件艰苦，水电不通，罗寄梅夫妇是如何排除万难，拍出了迄今全球最为系统、全面、权威、和清晰的敦煌图片史料？促成“罗氏档案”最终被保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又是如何在他执教的全美第一个东亚艺术与考古博士项目中使用“罗氏档案”作为史料素材的？以下关于“罗氏档案”的详细拍摄故事，将探寻其成为经典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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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象敦煌》前情回顾

谁是罗寄梅？他拍摄的敦煌旧照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它敦煌旧照有何不同？为何能被称为“罗氏档案”，并被收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图片档案？

从“罗氏档案”中分散的3000余张照片到九卷本的《观象敦煌》，这期间的出版历程有何艰辛？

近年来，大量敦煌画册不断面世，为何“罗氏档案”的出版可以冠绝中西？拥有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与艺术价值？

点击下图，即可全面了解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石窟旧照从“罗氏档案”，经过80年的辗转动荡，最终成为《观象敦煌》得以出版的完整历程。

 上世纪敦煌的时间胶囊

1900年，随着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震惊中外，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的注意。

第一个在留下敦煌石窟的影像的，是1907年3月来到敦煌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然而，斯坦因在考察勘探之余，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数十箱藏经洞珍贵文物。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一批批中外来访者用相机留下敦煌的样貌，而敦煌却也在风沙侵蚀、人为盗毁的双重威胁下愈发摇摇欲坠。

千年古迹濒临毁灭，稀世瑰宝流失海外，中国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号。

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自费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同时，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决定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探索敦煌、保护敦煌提供国家支持，聘请了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研究。在18个月的时间中，罗寄梅夫妇拍摄了最系统、最全面，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敦煌图集，共3000余张，被称“罗氏档案”。

罗氏档案所含照片数多于上表所列

所有探险家、摄影师拍摄数量的总和

20世纪上半叶的敦煌，摄影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辛。罗寄梅先生究竟是如何践行艺术理念、记录敦煌之美的？

 进入敦煌

罗寄梅（1902-1987），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与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跋山涉水，自费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罗寄梅拍遍了所有能进入的近400个洞窟。“进入”一个洞窟，并不是字面意思上那么简单。敦煌一些石窟外原本的栈道历经百年，早已腐毁。窟门立于危峻的悬崖边上，稍不注意就是粉身碎骨。此外，上层的洞窟如果没有内部通道，必须得借助极高的梯子才能进入。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在调查196窟时，借助梯子爬上去后，梯子却倒了。最终是工人爬到山上，从上空把他拉出洞窟，再经山路下山。敦煌拍摄之难，可见一斑。

图片出自PUP官网视频

罗寄梅为这次敦煌之行准备充分，带着当时最好的照相机：一个折叠式大画幅照相机，使用6x8英寸胶片，一个使用4×5英寸胶片的快速格拉菲相机（Speed Graflex）；还有一个配有几个镜头的35mm莱卡相机。这是为了方便他取景时有足够的自由度——前两个相机即使在较为宽阔的石窟里仍需要立在三脚架上使用，手持莱卡相机让他能够对一些细节之处加以拍摄。

虽然三部照相机使得工作过程相当繁琐，在西北沙漠中穿行时还必须为器材雇马车，日常搬上搬下的劳苦就更不必多言，但罗寄梅最终的拍摄成果是效果非凡而别具意义的。“罗氏档案”既有洞窟的全景或者主要内容，也有很多局部画面，譬如单个的菩萨、飞天等，甚至一些塑像及题记。凭借清晰的细部拍摄，“罗氏档案”忠实记录了敦煌的艺术价值。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写道：“（“罗氏档案”）细致的拍摄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为有用。此外，“罗氏档案”还涵盖了莫高窟的生活状况、周边文物、敦煌城内人物风情及月牙泉风光。图片出自PUP官网视频

 以创意还原敦煌之美

不同于现在的智能相机快门一按自动成像，那个年代的摄像受限良多，为了完美的视觉呈现，罗寄梅发挥创意，屡出奇招。

暗房里的胶片

最直接的困难来自胶片。罗寄梅在艺术上要求很高，胶片都是进口的，根本不可能在敦煌买到，因此胶片成了用一张少一张的消耗品。罗寄梅精打细算：他把大胶片的一半巧妙地曝光，使得照一次只有一半底片成像，另一半可供下回使用。因此一张底片所拍摄的照片数量翻了一倍。此外，胶片对光线敏感，因此一切工作都在暗房中完成。装载胶片时，罗寄梅需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将胶片装入与其背部相适应的底片暗盒中。莫高窟没有自来水，为了冲洗胶片，罗寄梅用陶片自己砌了个水池，再从附近小溪中引水进池子里。晚年时，为了把大小不同的底片制作成统一规格的照片，罗寄梅夫妇不顾高龄，苦心孤诣地做了两年暗房工作。

在敦煌工作中的罗氏夫妇留影

光影与构图

除了没有自来水，彼时的莫高窟还不通电，石窟内更是黑漆漆的，灯光也成了阻碍拍摄的一大难题。为拍好洞窟内照片，罗寄梅动了不少脑筋：他用小镜子，配以白纸或白布充当的摄影布将日光引入石窟。这样，他甚至能根据摄影需求调整光线角度。值得一提的是，罗寄梅的朋友张大千后来也学会了这个方法，不再让学生点着蜡烛为他照明，大大加快了临摹进程。即使条件艰苦，罗寄梅卓绝的艺术敏感度仍促发他捕捉石窟三维空间的审美，这使得他的照片构图极具创意，其他敦煌摄影项目难以企及。大多数敦煌的探险摄影家们将镜头与拍摄对象保持平行，照片构图也因此较为扁平。罗寄梅却别出心裁地改变角度，营造更真实的三维空间，使得每一个雕刻细节都栩栩如生。例如拍摄第251窟的时候，罗寄梅选择了非中心的角度，使得中心柱龛之深与平面墙之平形成对比，凸显石窟的深度。

封存敦煌之美的时光胶囊

拿捏曝光时间，摆弄光影构图，罗寄梅的初心是敦煌之美。但他没想到的是，他记录下的很多画面，成了历史长河里最后的留存。

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莫高窟的壁画往往是内外多层，每一层都展示了不同朝代的独特魅力。很多表层壁画因斑驳腐坏而被剥离，却没有被保存下来；同时，新露出的部分壁画久遭风吹日晒，已变色模糊了。罗氏档案拍摄了一些在40年代初被剥离前后的表、里层壁画，甚至线描的力度折转都清晰可见。罗寄梅离开后，一批又一批的敦煌人持续地修缮洞窟的窟门、栈道、窟檐等，在60年代更是对莫高窟展开了全面的加固工程，主要是对危崖进行抢救性修复，防止洞窟崖面垮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财力，这次工程虽然从根本上保证了莫高窟的安全，却使洞窟的外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罗氏档案成为一枚珍贵的时光胶囊，封存敦煌石窟遭受损毁、改变、保护与修复之前的面貌，让八十年后的我们得以感受遗址的变化。

 从敦煌到普林斯顿

由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治局势，1964年，带着“罗氏档案”中的部分照片复制的80余幅敦煌壁画参加了纽约世博会之后，罗氏夫妇便从台北移居美国。他们一直很想出版“罗氏档案”中的照片，但无奈曲高和寡，不论是台湾地区还是美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学，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与罗寄梅夫妇见面，了解到“罗氏档案”极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经方闻先生引荐，又申请得到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罗氏夫妇保留了照片的著作权。这些珍贵的照片此后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并收入方闻先生建构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

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开设了全美第一个东亚艺术与考古博士项目。1954至1999年期间，他指导了三十余位博士生，几乎都在世界各地高校、博物馆担任要职。方闻教授时常用“罗氏档案”讲授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例如，通过比较莫高窟第220窟初唐时期与103窟盛唐时期的维摩诘像，我们可以看出艺术风格的变化：从强调色彩到专注于线条与笔法的灵活多变。为了展示画家如何构造三维神圣空间，方闻教授用罗氏档案中莫高窟第321窟西壁天花板上的天象图作为案例进行阐述。讲授山水画时，他用罗氏档案所摄壁画上的图对比丝绸上的水墨山水，以此仔细分析了古人绘制山的笔法，以及山水画的构图结构。

80年，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

1943

中国摄影家罗寄梅携夫人赴敦煌展开系统拍摄作业

1944

历时一年半，罗氏夫妇拍下3000余张敦煌照片，被称为“罗氏档案”

1949

罗氏夫妇移居台北

1965

普林斯顿大学从移居美国的罗寄梅手中购得“罗氏档案”全部照片

2008

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正式确定出版计划，《观象敦煌》终于立项

2010

时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用半年多的时间整理“罗氏档案”

2021

在多家中外机构的努力下，罗氏档案尘封近80年终于被完整出版

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出版八十年时间轴

今日的莫高窟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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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象敦煌内容概览

第一册｜简介

丛书基本信息、“罗氏档案”信息、系统介绍莫高窟和榆林窟，详细介绍不同时期敦煌研究者的三个石窟编码系统。

第二至七册｜莫高窟图集

呈现罗氏档案对于莫高窟内部的图片记录，按编年史形式从北梁时期（420-439）至清代（1644-1912）顺序编排

第八册 ｜榆林窟图集

呈现罗氏档案对于榆林窟内外的图片记录

第九册 ｜相关研究成果

中外学者敦煌研究的最新论文合集，共收录10篇。

• 观象敦煌编辑信息

罗寄梅 (主要拍摄者)

罗寄梅（1902-1987），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43年，作为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留下的3000余张珍贵图像被称为“罗氏档案”。

经崇仪（主编）

Dora Ching（经崇仪）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肖像画研究领域的专家。

参考文献：

[1] 車守同.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時代背景與史事日記[D].华东师范大学,2013.

[2] 经崇仪,王平先（译）.照片档案遗产:敦煌、探险摄影与罗氏档案[J].敦煌研究,2017(02):48-55.

[3] 秋山光和,刘永增.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罗寄梅氏拍摄的照片及福格、赫尔米达什两美术馆所藏壁画残片探讨[J].敦煌研究,1982(01):181-195.

[4] 孙志军.1907—1949年的莫高窟摄影[J].敦煌研究,2017(02):35-47.

[5] 赵声良.罗寄梅拍摄敦煌石窟照片的意义[J].敦煌研究,2014(03):79-91.

[6] 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

[7] 普林斯顿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官网：https://tang.princeton.edu/workshops/lo-archive-project-and-dunhuang-04142011

***文中配图均来源于PUP官网和《观象敦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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