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近代日本史专题 | 新兴帝国为何走向深渊？

Editor's Note

核废水排海的决定、疫情笼罩下的东京奥运会、频繁被政客参拜的靖国神社……近半年来，有关日本的新闻频登各大媒体榜首。历史感情与现实关系纠缠在一起，牵动着人们的视线。

适逢日本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90周年，为何近代日本最终走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是否存在迎来另一种命运的机会？直接给出答案或许很难，但直视近代日本历史的深渊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历史学和东亚研究领域有着长久的优势。本期书单全面盘点了PUP关于日本近代史的多本学术经典，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近代日本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三个阶段的时代主题，串联起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01

明治篇

在思考近代日本的命运时，作为起始点的明治时代（1868-1912），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主题。1868年，强藩和朝廷的联盟在与幕府的斗争中获胜，取得了开国和统一国家的主导权。明治政府的藩阀精英们依照欧美的制度，小心翼翼地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国家的行政、法制和经济架构。

在漫长痛苦的国家统一与近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逐步建立起完备的天皇制国家，从制度和精神两方面加强对臣民的控制，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国家机器之压迫的解构与反抗。

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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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朝日新闻发起了“过去千年中你最爱的政治家”的国民投票，名列第一位的赫然是坂本龙马（1836-1867）。司马辽太郎在经典小说《龙马来了》中将坂本龙马塑造成现代日本人的理想形象，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龙马热”。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日本研究权威 Marius B. Jansen 出版了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受到日美两国学界内外的高度认可。

本书以“国民英雄”坂本龙马的生涯为线索，串联起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局推移和社会变革，讲述了日本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故事。作者认为，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开始成为一个进取的统一国家，而足以作为日本开化崛起之象征的，正是坂本龙马。

本书自出版后至今历经多次再版，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称之为“战后美国日本史学界首屈一指的杰作”。

 天皇制国家及其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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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思潮催生了文明单线进化论，随着欧洲的对外殖民活动，一个个民族被纳入“文明的等级秩序”之中。而一个社会使用的刑罚种类被视为区分文明或野蛮、先进或落后、现代或前现代的重要标准。

本书是研究日本刑罚史的第一本英文著作，作者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Daniel V. Botsman 描述了日本的刑罚在明治维新后发生的巨大变革。本书认为，德川后期的改革减弱了传统刑罚实践的残酷性，但仍未使日本顺利切换到现代化的轨道；逼迫日本设法断绝与其过去的联系的，是以东方野蛮的话语正当化其亚洲侵略的西欧列强。然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并非仅是外部强加的结果：明治政权很快意识到，现代监狱制度不仅可以作为日本国际进步的象征，还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内统治工具发挥作用。原本代表着落后性与东方特性的酷刑，在近代日本被重新解读为一种文明而人道的惩罚，开始象征更加先进高效的管理，深刻影响了日本殖民帝国的残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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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将天皇制意识形态定位为导致二战的基本病理之一。日本帝国的意识形态家们尝试以“草偃风从”的标准教化人民，发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融合了神国思想和儒家伦理，强调了国民忠君爱国的道德标准，被视为天皇制国家在精神层面成型的标志。

Japan's Modern Myths 则提出，对新国民价值的制定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一个前后一致的过程。她将政府的官方教义仅仅视为更广阔的意识形态场域的一部分，定义“忠君爱国”等象征性政治话语之内涵的，是多种社会思潮的竞争和互动：一个信奉“神圣国体”的日本人完全可能无视保守官僚的道德说教；对明治末期的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天皇与其说是绝对忠诚的对象，不如说是国家统一、军事胜利和现代化的象征。本书作者 Carol Gluck 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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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延展的触角，知识分子们以个人主义为武器发起了反击。夏目漱石在其著名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吐露了不满：“国家也许很重要，但那样被国家附体似的从早到晚喊着‘国家国家’，我们到底是做不到的。”
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明治日本的文化——包括现代日本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 Janet A. Walker 在 The Japanese Novel of the Meiji Period and the Ideal of Individualism 中，以四位明治后期作家——二叶亭四迷、北村透谷、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的作品为重点，分析了旨在描写现代日本个体的新小说的发展。作者通过对私小说、忏悔小说和心灵随笔的文本分析，研究了作为文学概念的“内在自我”的演变，追溯了明治作家们“自我”理念的发展。本书认为，明治时期的个人主义小说为其读者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直面逐渐凸显的自我意识。

02

大正篇

大正时代（1912-1926）在大众游行和护宪运动的呼声中拉开序幕。随着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实现飞跃式发展，日本终于饱尝现代性的完整滋味。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充满活力和矛盾。一方面，要求以民众为终极政治目标的民本主义受到广泛欢迎，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异常活跃，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被称为法西斯主义教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议会在1925年通过了普选法承认了所有男子的选举权，又旋即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充满了无数可能性，站立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要探索为何近代日本最终走上了侵略战争的不归路、又是否存在迎来另一种命运的机会，也应该着眼于大正时期的众声喧哗和社会变迁。

反思现代性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引人注目地进入了现代社会，得以与老牌西方工业社会比肩。资本产业急剧壮大，城市化进程迅速进展，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在 Overcome by Modernity 中，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Harry Harootunian 教授试图通过探索大正日本的社会文化变迁，加深人们对近代性的理解。在大正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现代性是一种无休止的变化景象，把主流传统文化从其稳固的价值观中连根拔起，代之以一种基于幻想和欲望的文化。这些知识人寻求“征服”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进而提出了植根于文化原真性的另一种现代性，致力于通过艺术、记忆和共同体将意义嵌入日常生活之中。作者在柳田国男、户坂润、权田保之助和今和次郎等人的作品中追踪了这些思想，并将他们的论点与格奥尔格·齐美尔、瓦尔特·本雅明等欧洲思想家的论点建立起联系，将日本的现代性经验置于以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广阔全球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提出法西斯主义倾向在许多方面根源于一般的现代化趋势。

左翼的兴衰

二十世纪初，东亚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 and Japan 探讨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国和日本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激进思想家是如何解决有关民族认同、社会革命以及民族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

鉴于西方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理论家发现，马克思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 "劳动人民是否没有国家 "的问题，而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将自己置于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紧张关系之中。作者关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非欧洲背景下的适应性，展示了中国和日本的理论家如何试图调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对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愿景的忠诚。

农本主义

点击下图直达本书购买页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指出，家族主义、农本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特征。主张地方自治、反城市化、反官僚和反工商业的农本主义是如何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联的？

美国东北大学历史学教授 Thomas R.H. Havens 在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中，通过对权藤诚卿、橘孝三郎等主要农本主义思想家的文本研究，聚焦于1920和30年代的浪漫派农村公社运动，集中探讨了20世纪初官方民族主义和农村民族主义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

本书提出，农本主义思想是日本农民及其理论家对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急速现代化政策的反动性回应，它旨在把广大日本人民从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城市化中拯救出来，塑造了日本民族主义的一条反政府支流，最终在动荡的1930年代中发挥了引发政治暴力的作用。

03

昭和篇

大正时代的繁荣与活力一直持续到昭和时代初期，在经济危机的萧条和九一八事变的枪声中戛然而止。梦想着实现“昭和维新”的激进青年将校发动一次次暴力恐怖行动，将政党势力扫出政治舞台，为军部独掌国家大权开辟了道路。在侵吞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军国主义势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一步步走向与英美的决裂，最终到达了珍珠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统治疆域一度拓展到整个东南亚和大洋洲北部。随着日本战败，一时濒于全盛的大日本帝国也瞬间瓦解。

“昭和维新”

点击下图直达本书购买页1936年2月26日，打着“尊皇讨奸”的青年将校率领叛乱的军队占领了东京都中心，杀害了高桥是清、斋藤实等高级官员。这些年轻的中下级军官希望进行“昭和维新”，将政治和经济权力恢复给天皇和人民——特权阶级将被废除，财富将被重新分配，军队内的派阀将被废除，经济将由天皇执掌的国家而非大企业控制。

虽然这一被称为“二·二六事件”的叛乱在四天内就被政府军镇压，但它清晰暴露了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路线斗争，凸显了民事和军事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果上，二·二六事件大大强化了军部的权力，成为了军部法西斯主义建立的契机。

二·二六事件到了战后仍然能激起日本人的感怀，1970年自杀的著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便是青年将校的忠实崇拜者。希伯来大学日本史教授 Ben-Ami Shillony 在 Revolt in Japan 中详细叙述了二二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全面检视了叛乱领导人的身份背景和意识形态，探讨了昭和天皇和他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在事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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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o Pearl Harbor 是第一部还原日美走向战争的决策过程的经典著作，第一版在1950年问世，至今为止经历了多次重版。

作者 Herbert Feis 时任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事务顾问，他借用职务便利，充分利用了美日两国政府的内部档案，包括国务院所有相关的文件，美国官方军事记录，战争部长史汀生、驻日大使格鲁的私人日记全文，以及同等级别的日本官方和私人记录。他和他笔下所有当事人都有密切接触。

本书追根究底地叙述了日美两国走向战争的过程，描述了日美要人的目的、态度和行动是如何推动局势发展的。

本书以一种“双面镜”的方式展开叙述，始终对比呈现美方和日方在同一时间点上的思想行动，因此发掘出了决策过程中双方行为的相互影响机制。作者仔细研究了官员、外交官和士兵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探讨了决策环境、国家野心、观念冲突、恐惧心理对战争决策的影响。

日本帝国三部曲

自1983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三位日本研究及东亚研究权威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和 Mark R. Peattie 开始着手汇编英文世界关于日本帝国的研究成果，并于20世纪最后20年中相继出版了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和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三部曲。三本书中网罗了美国和日本的顶级学者的英文学术成果，巨细无遗地描绘了日本帝国从明治末期日本国内对殖民主义的讨论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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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朝鲜、库页岛、关东州和南洋委任统治地构成了近代日本殖民帝国的正式疆域， （点击购买）一书将日本殖民史置于日本历史和全球殖民主义的框架之中，探讨了日本正式帝国（formal empire）的起源和演变、殖民地的管理机构和政策制定、以及殖民帝国背后的经济动力。

1895年的马关条约标志着日本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开始，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取代了在华竞争的西方老牌殖民者。 （点击购买）一书从贸易和投资、文化和社会工作、专家和殖民先行者三个角度，以丰富的细节描述了构成日本在华影响力主要支柱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它标志着日本的侵略行为首次超越了此前殖民帝国的边界，开始建立战时帝国。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一书阐明了日本帝国在十四年战争期间的重要过程和重要机构，探讨了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集团的建立、日本在旧殖民地区调动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以及对东南亚的渗透和占领。

04

近现代日本的社会动员机制

日本军民在战争中的狂热使西方国家感到震惊：以非理性方式参与战争的不仅有军人，还有长期忍耐并多方配合战时社会控制政策的普通民众。日本政府是如何说服其公民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进行储蓄的？公众为何支持合法化的卖淫活动，认为其符合国家利益？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更是为世界所瞩目。究竟是什么让日本人团结一致，实现了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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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lding Japanese Minds 中，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史教授 Sheldon Garon 挖掘了日本民众与政府间的紧密关系，展示了日本社会的动员精神。在日本，国家的指令渗入到家庭、宗教团体、乃至私人性生活中，这些西方社会难以容忍的政策却常常受到日本人的欢迎。作者通过五个详实的案例研究，揭示了日本的普通公民是如何在社会福利、卖淫活动、控制邪教和家庭储蓄领域与政府官员合作的。
早在二战之前，日本政府就已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政治积极分子的民族（a nation of activists）。起源于政治高层的国家政策在政治积极分子的手中具有了更强的活力。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德鲁·戈登评价道：“与任何精湛的历史作品一样，人们在读完这本书时，会对人类现象的复杂性有新的认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自上而下实施控制的故事。Sheldon Garon的重要贡献，是展示了原本处于国家政策接收端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如何经常与政治官员协作，从而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简单划分呈现出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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