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文化的常规描绘里,富豪们总骄傲地挥霍着常人望尘莫及的财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在大街上飙豪车,在海上打高尔夫,在城堡里开奢华派对,往来都是政 商首脑、名流巨星, 是普通人想象的富豪生活值得炫耀的资本 。
然而,Uneasy Street 这本书却挑战了这一传统的富人形象。本书作者,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Rachel Sherman 通过对纽约前1%富豪的深入访谈,研究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消费行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拥有的庞大资源。 她发现 , 这些富人热衷于给自己套上“普通人”的人设,且对这一人设有很明确的界定——工作勤勉认真,消费理性克制,积极回馈社会,重视后代培养。 为什么这些富豪如此有钱,却那么渴望“普通”?他们为何喜欢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 本书不仅为读者展示了顶级富豪们的真实人生,还揭示了普通人如何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中日渐麻木,趋于“躺平”。 点击文末“普林斯顿读书汇”链接关注本公众号,回复“ 富豪 ”,可免费领取本书引言章节完整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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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asy Street 获《金融时报》《纽约时报》《Nature》《泰晤士高等教育》等顶级刊物力荐
以下内容节选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引言部分,编译时有改动。 Scott 和 Olivia 是一对39岁的年轻夫妇,与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一个宽阔的豪华公寓里——公寓本身还是一座历史建筑。周末与假期时,这对夫妇会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另一个家享受静谧的田园风光。他们聘请了一名保姆、一名兼职的个人助理,有特别需要时,他们还会雇佣私人厨师。 Scott 和 Olivia 出行都是商务舱。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还常包私人飞机,“但都是为了孩子”。他们也担心丰裕的物质生活会让孩子耽于享乐,所以很注重对孩子价值观的培养,希望他们热爱工作、理性消费。 Scott 的祖父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而他本人在常春藤名校取得了本科与 MBA 文凭。Scott 从小就意识到,财富让自己与众不同。小时候,同学们会因为他家的大房子议论纷纷,这让他极度敏感:“是啊,我和他们确实有些不同,而我需要隐藏这种不同 。 ”后来他总是条件反射地掩盖自己的家境。即使如此,大学里,他仍被同学们发现是个“秘密富豪”,被嘲讽他的家族公司侵犯工人权利。 毕业后,他投身金融业,却并不满意于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我工作非常勤奋、付出了很多时间,但它没有回报给我同等的价值。”离职后,他创办了一个小而精、服务于非营利组织的科技公司。此外,他的孩子们都就读于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而他则活跃于这所学校的董事会。 妻子 Olivia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也是藤校毕业的高材生。她很少工作,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照顾孩子、维系家庭内部运转。Olivia 坦言,嫁入豪门后,家庭主妇的生活并不自在——为慈善事业和孩子花钱很容易,但为自己花钱很难:“毕竟不是自己挣的钱。”
2009年,我采访 Scott 时, 他正忙于装修上西区一套价值 450 万美元的公寓,但他却会这样抱怨:“难道我想住在这么一个高档的地方吗?邀请朋友来家里,他们总是一进门就很夸张地:‘Wow!’ ” Scott 觉得异常尴尬,他向我倾诉:“我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买房的初衷只是为了孩子能有自己的房间。” 几年后,当我采访 Olivia 时,“豪宅”引发的心理不适仍困扰着这对夫妇。虽然在同一社会圈层的人看来,这间公寓很普通,但日常往来的亲朋好友不会如此看待:“邀请朋友来家里之前,我得花很多功夫做心理建设。就算这样,他们真正来我家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难堪,” Olivia 说道。 除了受他人眼光的困扰,这对夫妇还会主动控制个人消费。在财富自由的情况下,规划生活开销这一行为脱离了现实层面的考量,承担着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寄托。 Scott 如此回忆自己的节俭事迹:“刚来纽约那两年,我们一直没下定决心买空调。” 我很困惑:“为什么明明不缺钱,还要这么紧巴巴地过日子?” Scott 答:“消费时必须深思熟虑。你知道的,我们其实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我们也坐地铁上班。” “我可以认为,你们非常需要这种‘普通’的感觉吗?“ “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的。” Olivia 补充道:“虽然这种纠结看起来是‘故作姿态’,但它会给我们一颗平常心。虽然‘拥有很多’,但我们还是‘普通人’” 。 Scott 和 Olivia 夫妇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现象:当意识到自身是既得利益者时,富豪们内心是有很多波澜的——他们会从道德的角度审视自己:我是否真的值得如此庞大的资源倾斜?为了成为“值得”的人,他们话里话外总在暗示自己是“好人”(good people)。访谈了五十位富人后,我总结出了富豪眼中“好人”的三个标准。 首先, “好人”工作勤勉,致力于为社会作贡献。 第二点,“好人”不迷失于物质,有节俭的消费观。但“为了孩子”,一切开销都是值得的。 正如“纠结两年不买空调”的 Scott 和 Olivia 夫妇,却能因为“孩子还小”而包下私人飞机。 顺理成章地,“好人”的第三个标准在于精心教育后代,其中就包括灌输要成为“好人”的价值观。 因此,买房、择校等问题常踩中富豪们的痛点。而它们也是访谈过程中,我重点关注的问题。 本质上,这三个“好人”标准最终都落脚于身份认同问题:如 Scott 所说,“普通人”这个形象至关重要。为了显得普通,富人们甚至避讳谈钱。大多数受访者坦言,自己从未与伴侣、商业伙伴以外的人谈过钱。当我问及开销、资产相关问题时,他们会非常抗拒,且常给出比实际更低的数据。 为何顶级富豪们如此有钱,却那么渴望显得“普通”?他们为何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 “美国梦”塑造了几代美国人的理想:只要勤勉上进,人人都能成功。这种机会均等的核心社会价值让阶级与金钱成为禁忌,政治家们尽量不用任何与社会阶层相关的词汇,有一个词却是例外——“中产阶级”。 美国曾有过一个人均中产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政策开放。劳工组织的壮大促成了广泛的工资增长。得益于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购得住房。扶贫不再是政客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的主张往往集中于为“中产阶级”谋福利。 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代起,战后繁荣走向尾声。科技革新,无形资本崛起,经济支柱从制造业转向知识服务业。经济大动荡导致社会安全网衰弱,国家权力失控。政局动荡之下,工会式微,税收政策越发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利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自此,社会结构不再平衡,中产阶级悄然萎缩 :向上流动,则成为书中访谈的顶级富豪;而更多人口则向下流动,不再负担得起中产阶级原有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教师、公务员等传统中产阶级职业从业者,也不得不受困于购房、育儿等人生大事的开销。 虽然在现实层面,中产阶级人口紧缩已带来社会结构转型,,但是“中产”的象征意义却依旧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政客们至今仍声称“中产阶级”为美国的支柱,将他们描述为努力工作、谨慎消费、重视家庭的人。这些要素构成了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石。 与“中产”的光辉形象相反的,是大众眼中势利、懒惰的富人形象。上流阶层常被看作一个神秘的“他者”世界。普罗大众的好奇心催生了娱乐产业中千姿百态的富豪故事:真人秀节目里有钱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小报杂志大肆宣扬的名人 “天价婚礼”和“亿万豪宅”;以及影视剧热衷于设计的富豪们利欲熏心、勾心斗角的桥段。 这一切使得富豪常与“不道德”的形象挂钩,“富裕”、“上层阶级”等词也暗含负面意味。 1899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是研究消费行为的不朽经典。在凡勃伦的理论里,富人疏于工作,却沉浸于“炫耀性消费”——通过炫耀财富来确立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学研究也曾得出“富人比其他人更不慷慨、更自私、更冷漠“的结论。 当然,仍有一些富豪与上述形象截然相反、广受喜爱,譬如股神巴菲特、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但事实上,他们的正面形象与所谓“富豪”的负面形象背后的评判体系是一致的:工作是否勤奋?消费是否理性? 尽管身家上百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菲特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不论发布多么震撼世界的产品,乔布斯都低调地穿着黑色高领毛衣。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来源 pixabay.com “不是只有这本书聚焦富人的焦虑, 但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帮助我们审视更深层次的“导致不平等的分配机制”。”
—— 《泰晤士高等教育》Matthew Reisz
“过去,遇到一些令人不适的问题时,那种感受过于微妙难言,以至于我只能默默咽下。这本书对既得利益者们的生活的叙述帮助我回过头来理解这些问题,思考它们背后的社会逻辑。……虽然这本书的陈述很中立,几乎没有对任何一方的批判,但每读一次,我都被更深地触动。这本书展现了(感受、思考社会不平等的)最佳方式。”
——《纽约时报》Ron Leiber Rachel Sherman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尤金郎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是 Class Acts: Service and Inequality in Luxury Hot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