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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中的普林斯顿样本:如何连续出版20位诺奖经济学家作品

李丽 普林斯顿读书汇 2021-12-23

Editor's Note

在今年的诺奖征程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简称 PUP)又有三位作者摘得桂冠。尤其在经济学领域,PUP作者更是占据了三位获奖者中的两位,将2001年以来PUP出版的诺奖经济学家数量刷新到了20位。
这些诺奖得主,有些是在与PUP合作出版著作后获奖,有些则是在获奖后继续选择PUP作为出版伙伴。而经由PUP出版的他们的作品,有些成为了奠定所在学科的经典名作——比如爱因斯坦的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相对论的意义》),有些则持续畅销,获得了来自学术界的口碑与来自大众市场销量的双重肯定——比如罗伯特·席勒的 Irrational Exuberance(《非理性繁荣》)。
是什么让PUP在百余年间始终深受顶级学者青睐?又是什么让PUP能够成功的向社会大众传播通常被认为难于阅读和理解的学术书籍?近日,《出版人》杂志通过对PUP现任社长克里斯蒂·海莉(Christie Henry)女士以及中国区总经理李灵茜女士的深度访谈,试图解析这份大学出版社中独特的普林斯顿样本。


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一篇工作论文中的一句话“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引发一波文理之争,文科与理科,科学与人文,真的是你高我低的对立关系吗?实际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美国三个院士头衔的华人女科学家,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李飞飞在2001年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的却是科学与人文的相互交融与促进。

李飞飞认为: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东西方的科学,实际上都凝聚了许多东西方文化的精髓,现代的科学理念,应该是哲学方面的一种进步。东方的科学哲学,一直是把宇宙看成宏观的整体,看成一种平衡。西方哲学,是一种所谓的还原主义,它相信世界是作为最小的基本粒子,作为搭起的基石而产生的。西方近两三百年的科学把这种哲学,推向了非常高的高峰,生命医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把人不断的分解,从人的组织,到细胞,到DNA,从细菌到病毒,总是从宏观走向微观的。

李飞飞的这一思想,具有典型的普林斯顿大学治学特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简称PUP)的现任社长克里斯蒂·海莉(Christie Henry)女士也在近日接受《出版人》杂志采访时表示,她完全同意李飞飞的观点,科学是由文化塑造的,但科学反过来也塑造了文化。“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书目有一种独特的魔力,那就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混合,让我们最兴奋的,是那些超越了单一学科和研究线,捕捉到思想之间相互关联性的书籍”。

围绕科学、人文和社科三个基础学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数学、天体物理到文学、历史哲学、再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学等19个细分学科的图书。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总部外景

成立于1905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并不是大学的下属部门,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家独立非营利学术出版机构,归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理事会管理。在高度保持编辑和运营流程独立的前提下,出版社与普林斯顿大学各个学院和教授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中,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出版社17位现任理事会成员中,包含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五位编委会成员(均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他们肩负着监控出版流程、执行出版决策的责任,确保所有作品均能代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水准。其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无密切关联的理事会成员也均享誉出版界与学术界。为发扬出版社的学术使命,普林斯顿大学捐赠基金中更是有专项基金支持出版社去发掘和出版长期学术价值大于短期商业收益的作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一直坚持不设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三大就业热门学院,只专注于纯粹的基础理论学术研究, 1922年出版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也确立了只出版世界顶尖学术内容的标准,致力于 “通过图书促成全球性的对话,激励人们不断学习,并影响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思维和行动”。克里斯蒂·海莉表示,为了让一流的学术著作在专业学术领域与大众读者中均能产生深远影响,普林斯顿的编辑总是耐心地协助科学家们写出最顶级、最易流传、最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作,兼顾作品的学术性和普及性,特别是在经济管理、社科通识和科学科普类的图书出版方面,普林斯顿的优势尤其突出。据克里斯蒂·海莉介绍,为了确保出版最顶级的学术著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每一本图书出版之前,都像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一样,书稿必须经过同行评议。全社每年出版新书250本左右,其中约有70%会获得各种奖项,并且大都是该学科领域的顶级奖项。自2001年以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2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品,这一记录至今尚未被任何学术或商业出版社打破。编辑主导的出版管理文化,以及严密的评审机制,是成就这些傲人业绩的推动力。

 学术图书的大众传播:

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写作

通常认为,学术图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于阅读和理解的,为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能够成功地向社会大众传播学术图书?对此,克里斯蒂·海莉表示,大学是知识和思想的中心,很多知识和思想都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吸引普通读者的能力始于那些热心于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的作者,以及在搭建桥梁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编辑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与作者通力合作,研究讲故事的艺术,设法通过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将学术思想带给那些乐于学习但不具备专业知识理解学术专著的普通人。

Lippincott Roo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有与编辑相关的会议均在此发生


克里斯蒂说:“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出版投资和决策都是为了帮助加固通向公众的桥梁,确保学术思想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写作和故事。我们的全球营销团队与作者合作,打造作者的公众形象和营销平台,书的设计会考虑到一般读者,销售团队制定读者可接受并且具有竞争力的图书价格,通过策略性的营销和宣传,确保普通读者了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书籍。”她认为,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的书籍很像出版翻译作品,需要进行改编以适应目标读者。“受那些真正希望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故事能够被传播,教育并吸引读者的作者的启发和激励,我们幸运地出版了非常多元化的书籍”。
克里斯蒂告诉《出版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核心读者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积极寻求扩大受众的途径,将作者的专业知识和理念带给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一直以来,我们在大学老师和学生群体中拥有长期稳定的读者群,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吸引普通读者,我们的书影响和塑造了公共政策,并引发了一些核心领域,诸如科学、经济、政治和哲学等领域的辩论。我们提供给所有读者的是充分展现作者的专业知识和他们思想的完整性、系统性,以及最能够展现出版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书籍。” 克里斯蒂强调:“在世界经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这一年里,有许多彰显广泛传播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关于病毒和疫苗的研究、关于政治的研究、关于不平等的研究、关于心理学的研究。如果这些研究仅仅局限在大学内部,那么世界就不会从学者们每天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和创新中受益。作为一个以学术传播为使命的出版社,我们广泛传播学术研究的能力是根本。”  

 团队协作与严苛的出版流程:

每本书都经过同行评议和编委会审核

在克里斯蒂看来,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的学术出版机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很幸运能够在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践行学术传播的使命,并以多元化的方式衡量出版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她说:“作者委托给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产生影响的机会——这种影响可能是对学生的学习,或对一门学科的未来,或影响到一场辩论中的声音的多样性。因为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得以能够雄心勃勃、富有创造性和实验性地开展出版活动,因为衡量出版社影响的指标,没有受限于单一的市场回报率。当然我们在做出每项出版决策时也异常谨慎,以确保出版社拥有可持续的未来。更确切地说,衡量我们成功的标准是我们如何帮助作者为全球知识交流做出贡献。” 

克里斯蒂以托马斯•西利(Thomas Seeley)的《蜜蜂民主》(Honeybee Democracy)一书为例,强调是团队协作保证了出版的质量,“蜜蜂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团队一样”。这种团队协作贯穿在整个出版流程中。


据克里斯蒂介绍,首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提出的每个选题提案,在最初的阶段都要由社内一个跨团队的委员会在项目评审会议上进行讨论。一般有40名出版社的员工参加这些会议,他们阅读并讨论编辑提出的新选题。

如果一部作品让项目评审会上的与会人员感到兴奋,下一步通常是同行评议,这涉及到至少两名,通常更多的外部专家,他们会被问及关于选题提案或书稿的一系列问题,帮助给出关于作品潜在贡献和影响力的洞察意见。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拥有一个动态的同行评议专家人脉网络,这个网络不断在扩容。编辑和编辑助理也在不断寻找合适的学者补充到评审人的网络中。克里斯蒂说:“同行评议人员也是未来的作者,同行评议工作为出版社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们的机会和让他们了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机会。”   

同行评议完成后,出版社的另一组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专家们给出的评审意并处理合同签署问题。每一份书稿一旦完成同行评议后,即使是在还没有书稿的选题提案阶段已经经过了同行评议,则这些评议意见和作者的回应将提交给编委会(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员组成)审核。编委会成员平均每月阅读和评估20-30份选题材料,他们将审核确保评审流程的完整性,维护编辑声誉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品牌形象。

接下来,编委会审核批准后,所有书稿都经过严格的文本编辑,有些是深度加工性的编辑。每本书都将进行量身定制的设计、编排,制定营销和销售计划。出版社与世界各地的印刷商合作,同时与分销商合作,把印制好的图书发行到世界各地。

从编委会最终批准书稿出版到完成一本书的印制,平均需要9到12个月,但这不包括作者写作所需的时间,也不包括出版社与作者沟通协作的时间。实际上,在普林斯顿,一本书从最初一个灵光乍现的想法到最终印刷成书,2-3年的反复打磨并不少见。


 凭敏锐嗅觉和判断力找到作者的编辑:

谈笑皆鸿儒,周游结名士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迄今为止出版了超过5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著作,克里斯蒂坦言,这些诺奖作者并不是都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才使得出版社近水楼台先得月,事实上,他们很少是隶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创建了新作者社区,每一个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过,拥有良好体验的作者,都倾向于向出版社引荐其他作者。“我们的策划编辑也拥有敏锐的嗅觉和判断能力去找到有影响力的作者,编辑们周游世界并在互联网上冲浪,搜寻新的作者”。

克里斯蒂表示,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作品出版领域创下的纪录,要归功于出版社拥有一批富有创造力和胆识的策划编辑,以及能够将这些经济学项目带给广大读者的整个团队。由于在经济学出版方面早期取得了一些成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得以吸引其他经济学家前来合作,他们欣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可能带来的成功。随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数量的增加,吸引了更多的潜在作者投稿。出版社的经济学书目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并成为国际版权市场的热点。

2013年,时任PUP社长Peter Dougherty(左)与PUP作者、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Shiller在颁奖典礼现场

能够和顶尖科学家对话并协助科学家们写作的编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强悍”特质?克里斯蒂透露:“成功的编辑没有单一的典型。招聘和雇佣编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我们所寻求的是有好奇心、有合作热情,对投身思想的世界充满信心的编辑。我们许多科学图书编辑的专业背景是人文学科,但是他们有满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帮助科学走向普及的挑战驱动下,他们鼓励和支持科学家写作著书。我们还有一些策划编辑拥有跨学科专业的高学历,但这不是必须具备的。我们为这些编辑提供机会,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享受彼此合作的全球团队的一部分。我们有意创建这种相互协作的企业文化,并赋予包括编辑在内的每个工作人员以权利。我们还为编辑们提供了许多工具和资源,从资助他们出差游历,到支持全社员工相互分享出版工作中的激情。”

谈到繁忙的科学家们可能逾期交稿的问题,克里斯蒂说:“我们出版的几乎每一本书都经过反复修改校订,许多书最终出版成书比最初预计的花了更长时间。虽然时间表和截止日期很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写作过程需要时间。许多科学家更关注在期刊发表文章而不是写书,因为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对他们的科研生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而写作科学书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们有一个充满热情、鼓舞人心、灵活坚韧的科学编辑团队,他们全力以赴支持作者写作。尽管出版符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标准的图书不可能很快完成,但我们要确保让作者了解在其作品上的投资和截稿时间。” 

除了出书过程中的合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通过哪些方式不断扩大和巩固与全球顶尖学者的联系?克里斯蒂脱口而出的是“全球差旅”(travel)。她说编辑、营销、销售等业务人员,主要通过不断地走出去,出差、走访、参加学术会议,来扩大和巩固与全球顶尖学者的联系。在新冠疫情发生前的寻常年份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团队会经常性地外出实地考察,参加研讨会、报告会等,到大学里走访,寻找创意和灵感。营销团队通过参加各类会议聆听读者和师生们的发言,了解他们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图书的反馈意见。销售团队走访书店和大学校园,派发展示出版社的图书目录。宣传团队拜访全球主要媒体,推介普林斯顿的新书,并建立合作面向公众宣传。

克里斯蒂感叹:“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错过了太多这样的场合,变成全都依赖于 zoom 视频会议,通过参加在线研讨会来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也为此开发了新的数字营销工具和社交媒体触达渠道。理想的情况是,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能把全球差旅和所有这些工具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她补充说:“我们也在投资新的作者资助项目,如‘支持多元化声音’项目(Supporting Diverse Voices)和全球公正补助(Global Equity Grants),以此发现新的作者资源。而我们的书籍本身是将我们与学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工具——随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图书不断被引用和赞扬,我们也因此加强了与学者的关系。”  


 普林斯顿在中国:

把中国顶级学术成果推向世界

在数字化浪潮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也一直致力于拥抱和尝试使用数字化工具优化出版业务。克里斯蒂表示:“幸运的是,我们的印刷版图书和数字销售渠道表现都很强劲,2018年我们还推出了有声书出版品牌。我们也发布了像 BirdGenie 这样的应用程序。我们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带来更广泛增长的机遇,而不仅仅是导致印刷版图书销售减少的挑战。”

据克里斯蒂介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已经完成了许多在版图书的数字化。电子书销售渠道在不断扩大,由于疫情的影响,电子书收入大幅增长,但目前出版社的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印刷版图书。

在拥抱数字化变革的同时,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领先其他美国大学出版社率先在中国设立办公室。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区总经理李灵茜介绍,办公室目前在中国的工作,一方面是推介出版社的英文图书,另一方面希望发掘更多优秀的中国学者,把中国学术的原创思想带入西方学术界,推动中国和西方思想界的对话。

中国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最大的翻译版权市场,李灵茜透露:“普林斯顿的很多年度重点书籍,还在编辑和排版的流程中,英文版尚未正式出版发行,中文版权就已经获得广泛关注,并被购买。”

李灵茜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实力不断提升,国内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学生群体对原版学术书籍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普林斯顿在中国推介英文图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积极响应这种需求。

在把中国顶级学术成果推向世界方面,“普林斯顿中国系列”专注于收录中国顶级学者在多个学科领域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创研究成果,通过英文投稿,在普林斯顿编辑和出版。

李灵茜表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希望通过出版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帮助中国学者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跟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学界,有各自引以为傲的学术传统和话语体系,而国际学术界多以西方的话语体系为主导。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趋重要,以及中国学术研究实力的不断攀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希望能够发掘并出版中国国内学者解读中国问题的原创作品,以书为载体,在编辑打磨的过程中,并通过出版后的发行传播,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能更好地与西方思想界展开对话和交流。


左: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右: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李灵茜特别提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与普林斯顿合作出版的两本书——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她说在这两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自信、自洽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瞩目——来自17个国家的学者为其发表了40多篇书评。

如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团队,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的学术内容推广,积极主动服务中国的学术读者群体,搭建PUP作者与中国学者对话交流的桥梁;同时,在发掘优秀的中国作者、推动中国最顶级的原创学术成果获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方面,也在持续不断的摸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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