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趙永磊著《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出版
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
作者：趙永磊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書號：978-7-5720-1311-9
裝幀：平裝
定價：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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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內 容 簡 介
本研究屬於文獻語言學領域，儘可能挖掘現存有關王念孫的絕大部分文獻資料，包括常見史料（如王念孫文集、詩集）與“新材料”（尤其是館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傅斯年圖書館的王念孫稿抄本等），對王念孫古韵分部疑案、《經義述聞》作者疑案進行重新考察與辨析，在具體問題上突破學界成說，指出王念孫古韵二十二部的形成，是在其古韵十七部的基礎上，歷經古韵二十二部、古韵二十一部，最終定為古韵二十二部，且在古韵二十一部問題上，還存在古無去聲說、古無入聲說以及古有四聲說的差異，並從文本生成角度，重新考察《經義述聞》作者疑案，認為存在王念孫歸美之嫌，使其更近於史實本身。以上研究，對於推動相關學術研究的進展多有助益。
貳
目 錄
叁
序 一
孫玉文
從清代顧炎武開始，上古音研究走向科學道路，代有成果。從事上古音研究，必須認真閲讀顧炎武以來的上古音研究著作。這不僅是上古音研究教學和科研的歷史形成的，而且也是科學精神和正確的科研程式的必然要求。曾經有一位前輩跟我説：他原來招收了一位研究生，前輩問這位研究生，將來研究的方向是什麽？該研究生躊躇滿志地回答説：想研究上古音。前輩問：你看過《古韵標準》《六書音均表》這些書没有？回答説：没有。前輩諄諄告誡這位研究生：連這些書都没有看，研究什麽上古音呢？如果你喜歡上古音研究，那麽回去好好讀讀這些著作吧！前輩的話語重心長，是經驗之談。現如今，有没有對清代古音學著作束書不觀而侈談上古音的學者呢？有。棄清代古音學著作於不觀，這樣弄出來的上古音構擬必然成爲無根之談，是科學的上古音研究必須堅決摒棄的做派。要讀懂顧炎武以來的這些著作，一要知人論世，瞭解著作產生背景方方面面的週邊知識；二要深入著作本身，透徹理解著作者的起承轉合，行文各層次的内容實質，並且順次將不同古音學家的著作從學術史的角度細加比較，切忌淺嘗輒止。
人們在閲讀王念孫（1744—1832）的上古音著作時，常常感到不滿足，因爲原來一直没有見到他有關上古韵部研究的完整著作，早先人們見到的是他兒子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的“古韵廿一部”條，這一條是將王念孫《與李方伯書》收進去，還有江有誥《音學十書》所載《王石臞先生來書》《石臞先生復書》，能使人一窺王念孫古韵分部涯略。王念孫是清代古音學大家，非常注重發明，他看到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以後，覺得很多地方段玉裁已著先鞭，於是就没有刊佈自己的古音研究著作，以致後人很難完全瞭解他古韵研究的全貌。上個世紀初葉，人們從王念孫的後人處得到王氏不少遺稿，其中就有上古音方面的相當多内容。就我本人説，自然是非常希望將這部分的内容全部刊佈出來，它的價值不僅僅是學術史上的，而且對上古音研究本身都有極大幫助。我看了羅振玉《高郵王氏遺書》中的《毛詩群經楚辭古韵譜》卷上、卷下，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韵譜〉〈合韵譜〉遺稿跋》《王石臞先生〈韵譜〉〈合韵譜〉遺稿後記》，深感王念孫對於先秦到西漢的韵文下過極深、極細的功夫，獨到之處甚多，很多押韵材料至今都没有人看出來，他都注意到了。
王念孫享有高壽，一輩子筆耕不輟，他的遺稿撰成於不同時間，很不容易確定遺稿的具體内容哪個寫作在前、哪個在後，具體寫成於何時；他對於古韵分部和上古聲調的見解不無變化，董理起來很不容易，按照遺稿撰成的時間先後排序，是難度極大的研究工作。趙永磊《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較爲詳細地比較不同手稿，針對各手稿之間古韵分部的參差，希望從王念孫古音研究的時間早晚的角度提出自己對王氏手稿撰成時間的先後排序，以及基於此排序的研究心得和假設，有獨到見解，能自圓其説，對瞭解王念孫的古韵分部有幫助。在《經義述聞》等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訓詁著作中，王引之的具體貢獻問題有多少，這些年來海内外聚訟紛紜，本書比較相關著述及不同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化了既往的研究，有參考價值。《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中的一些觀點跟我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這項研究反映出趙永磊治學重視清代古音學原始材料的閲讀、理解，跟我主張的治學觀念是相合的，同時我應該鼓勵跟我有不同的觀點，希望引起大家探討的興趣，所以我樂意爲這部書稿寫序。
我們在使用王念孫搜集的這些材料時，除了要悉心領會王念孫的原意，還要有批判的眼光。他做合韵譜，説某部跟某部合韵，是根據他所見到的周秦至西漢的材料客觀歸納出來的，有根有據，没有任何揣測的成分，而且搜羅細緻，力争没有遺漏，反映了王氏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極可重視。我們知道，合韵往往是根據不合押韵常規定出來的，例證不會太多，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有時候，先秦這部古書某部跟某部較少合韵，甚至没有合韵，但其他古書有。例如據郭錫良先生《漢字古音表稿》，之魚合韵《楚辭》未見，但《詩經》有5例；之幽合韵，《詩經》6例，《楚辭》3例，説明之魚合韵、之幽合韵是客觀存在的。
王念孫所列的合韵是不是都表明韵部的音值近似呢？一般情況應該是這樣的，至少在某時某地是這樣的。但不排除這種可能性：由於先秦流傳已久，個别韵腳字反映出合韵現象，可能不是語音相近帶來的“合韵”，是字形等方面的訛誤帶來本該押韵的字不押韵，人們據押韵通例，只好將那些非押韵不可位置上的錯字也圈成韵腳字，處理爲合韵。當這種“合韵”的韵段極少，往往衹偶然一兩見時，尤其要考慮這一點。區分這種情況很重要，這種“合韵”並没有負載上古的語音信息。
以《楚辭·大招》開頭幾句爲例：“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其中“昭、遽、逃、遥”押韵，但“昭、逃、遥”都是宵部，平聲，衹有“遽”是魚部去聲，在先秦，這是魚宵二部押韵絶無僅有的例子，很不協調，“遽”應是訛字。據陸宗達先生《王石臞先生〈韵譜〉〈合韵譜〉遺稿後記》，王念孫以爲魚宵可以合韵，除了這一例，還有《九辯》“固、鑿、教、樂、高”他也算一例。不過這兩例都可疑。《高郵王氏遺書·毛詩群經楚辭古韵譜卷下》“魚弟十八”未列《九辯》《大招》這兩例，“宵弟二十一”列了《大招》此例，未列《九辯》例。《九辯》這一例，不是魚宵二部合韵的好例子，因爲也有校勘問題，江有誥《楚辭韵讀》以爲“固”字“當作‘同’，東部”，他以爲是跟前面的“通、從、誦、容”一起押東部，“鑿、教、樂、高”是另一個韵段，王力先生《楚辭韵讀》以爲“固”無韵，總之可以作别的處理，江有誥、王力等先賢的意見很有道理。
《大招》這一例，江有誥、王力的兩部《楚辭韵讀》都看作是魚宵合韵，因爲“萬物遽只”用在這個韵段中間，處在非押韵不可的位置，不處理爲押韵不合適，但它不是魚宵合韵的無可争辯的典型例證，在先秦，衹有這一例比較有説服力，但可以做其他解釋。
王逸注“青春受謝”：“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謝，去也。”注“白日昭只”：“昭，明也。言歲始春，青帝用事，盛陰已去，少陽受之，則日色黄白，昭然光明，草木之類皆含氣芽蘖而生。以言魂魄亦宜順陽氣而長養也。”注“春氣奮發”：“春，蠢也。發，也。”注“萬物遽只”：“遽，猶競也。言春陽氣奮起，上帝發洩，和氣温燠，萬物蠢然競起而生，各欲滋茂。以言精魂亦宜奮發精明，令己盛壯也。”注“冥淩浹行”：“冥，玄冥，北方之神也。淩，猶馳也。浹，遍也。”注“魂無逃只”：“逃，竄也。言歲始春，陽氣上升，陰氣下降，玄冥之神遍行，淩馳於天地之間，收其陰氣，閉而藏之，故魂不可以逃，將隨太陰下而沈没也。”注“魂魄歸徠，無遠遥只”：“遥，猶漂遥，放流貌也。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言人體含陰陽之氣，失之則死，得之則生。屈原放在草野，憂心愁悴，精神散越，故自招其魂魄。言宜順陽氣始生而徠歸己，無遠漂遥，將遇害也。”
王逸拿“競”去解釋“遽”字，這是南北朝以前“遽”解釋爲“競也”的唯一例子，其他的“遽”都没有用“競也”去解釋。僅從訓釋上説，原文作“遽”就值得懷疑；從這個注釋看，還不能證明王逸見到的本子作“遽”，也許他見到的本子原文不寫作“遽”，“遽是個訛字。當然，王逸見到的本子可能已經作“遽”了，因爲是個訛字，上下文不好解釋，所以他説“遽，猶競也”，在“競也”前面加了一個“猶”字，表明“遽”没有“競也”的意義。當然，在維護王逸之説的前提下，認爲王説是將“遽”理解爲急速、快速，萬物都急速地生長，含有萬物都在競争的意思，也不失爲一種解釋，但總覺得有點勉強。“競”有“繁劇”義，古人有拿“遽”去解釋“競”的例子，《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杜預注：“競，遽也。”但是這一例對證明“遽，競也”幫助不大。
我們可以有鐵證證明，至晚南北朝時《大招》的這個字已寫作“遽”了。《文選·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李善注：“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據此，可以認爲南朝齊王融採用了“遽，競也”這個字義來行文，南北朝口語中“遽”没有“競也”的用法，王融是根據王逸的解釋來行文的，那麽至晚南朝齊此字已作“遽”了。
既然這個訛成“遽”的字，跟“昭、逃、遥”押韵，那麽就一般情況説，這個字不可能是“昭、逃、遥”的同音字，它應是某個動詞或形容詞。清末武延緒《楚辭劄記》卷二以爲“遽”是“逌”的訛字。《大招》是一首長詩，除去每一個韵段前面的“魂乎某某”，絶大多數都是八句一個韵段，因此，武氏以爲第一個韵段爲八句一韵，這没有問題。他的問題是以“遽”爲“逌”的訛字，根據不足，王顯先生《屈賦的篇目和屈賦中可疑的文句》已駁斥之，王駁有理。他也看出“遽”不能押韵，他以爲“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是一二兩句交錯互倒，原文應作“青白日昭，春受謝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他以爲“青”代表春天，“白”是“魄”的借字，“青魄”指春天裡一切有生物向著復活而在暗地裡漸變的種種跡象。這是假定王逸所見《大招》已是訛本，而且是處理爲四句一韵，改動不小。還有，“魄”寫作“白”是否有其他的例子，創作《大招》時有無“青魄”一詞，即使有，有無王顯所説的那種意義，能不能作“日昭”的主語，王顯先生都没有列出證據，所以論證有缺環。
“遽”是哪個字的訛字，很不容易確定。估計歷代看出“遽”是訛字，想解決押韵問題的學者不少，但一般都放棄了。爲什麽？是因爲解決它難度很大。例如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下卷收了他對《大招》“不沾薄只”和“察篤夭隱”“昭質既設”的解釋，没有收“萬物遽只”的解釋。
對於這種“合韵”，我們應該存疑，不能作爲周秦以前韵部相通的證據。到漢代，據王力先生《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魚部的音值對比先秦發生了較大變化，所以我們看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韵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魚部跟宵部合韵就比較多了，例如傅毅《洛都賦》“鋪、鑣”相押，馬融《廣成頌》“郊、苗、虞”相押，班固《幽通賦》“處、表”相押，闕名《成陽靈臺碑》“度、曜”相押，等等，但它們在聲調上還是有限制的。因此，我們利用合韵的道理釋讀先秦古書時，這樣的“合韵”作爲音近假借的證據就没有説服力；在進行同源詞研究時，利用這樣的“合韵”作爲確定同源詞的語音條件，那也是不行的。
是爲序。
肆
序 二
漆永祥
清代學術的主流是考據學，而考據學興盛的原因，從學術内部層面來説，主要在於傳統小學的發達，帶動了其他分支學科的發展；而音韵學又爲小學中的先導，起著引領作用；在音韵學中，古韵分部的研究與應用，又最先達到鼎盛。清代考據學被稱爲“漢學”，正是清儒繼承並發揚了漢儒實事求是的學風和從小學訓詁入手的治學方法。
清代學者在古音學方面的卓越成就，突出體現在對古韵的分部上。宋代吴棫曾將古韵分爲九部、鄭庠分爲六部，極爲寛緩，然試之以《詩經》等書，仍有出韵，問題在於他們只知合併《廣韵》小韵，而不知離析，就算僅分爲兩部，也免不了溢出；而在应用於實踐時，甚至以韓愈、蘇軾等人用韵爲例，就已經不是上古音了。
到了明末清初，顧炎武發現《廣韵》某一小韵之字，並非僅屬一個古韵韵部，而是分隸兩個甚至三個韵部。如支分兩韵，半歸支部，半歸歌部；尤分兩韵，半屬支部，半屬幽部等。這是鑿破混沌的革命性突破，故王力先生稱“顧氏最大的功勞是開始離析唐韵”。顧炎武分平聲十部，入聲四部隸於平聲，本有十四部；以其離析計之，則平聲已開十三部之先導，入聲已破八部之裂痕，則凡二十一部。故曾運乾先生稱顧氏“所分部居，雖未若後起古韵諸家之精密，而於音理之剖判，實能籠罩諸家，而爲之先導”。顧炎武孤峰凸起，建立了古韵分部的“範式”，給後人架起了天梯，賜予了舟楫。
經過百餘年的沉積，到了乾嘉時期，古音學研究出現了井噴式的大爆發，呈顯出群峰並峙的狀態。古韵分部有江永十三部、段玉裁十七部、戴震二十五部、孔廣森十九部、王念孫二十一部、江有誥二十一部，以及稍後姚文田、嚴可均、張成孫、朱駿聲、夏炘等人的分部之説。或相互參考，疑義相商；或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正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即使前人分部的錯訛，也爲後人探索正確的分類打開了罅隙。
在以上諸家古韵分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段玉裁與王念孫的分部説。王力先生《清代古音學》中評價段、王二氏時，皆用了“登峰造極”一詞。因爲段氏十七部經修訂後增至十九部，如果入聲獨立，則可增到二十九部，“後人衹在韵部分合之間有所不同（主要是入聲獨立），而於韵類的畛域則未能超出段氏的範圍”。而王念孫至晚年分古韵爲二十二部，王力先生説“考古派衹能做到這一步”。也就是説，段、王二人幾乎將考古派古韵分部的研究推向了極致。
段玉裁、王念孫皆爲戴震入室弟子。段氏《六書音均表》分古韵爲十七部，是書刊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王念孫古韵二十一部之主張，見其《與李方伯書》與《與江晉三書》中。根據王氏之説，後來閔爾昌、劉盼遂、王國維、陸宗達等以爲王氏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都會試，得江永《古韵標準》讀之，始知顧氏分部有誤有漏，旋里後取《詩經》反覆尋繹，始分古韵爲二十一部。段、王古音學的最大不同，是段氏主古無去聲，王氏主古有去聲；王氏分部較段氏多出四部，即真、至分立，脂、祭分立，侵、緝分立，談、盍分立。徐士芬《封光禄大夫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稱，王念孫“分顧亭林古韵十部爲二十一部，而於支、脂、之三部之分，辨之尤力，海内惟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所未及”。細紬其意，亦主王在段前，至少不晚於段。然究竟誰先誰後，不免令人疑竇叢生。
王念孫、引之父子著述，所刊者以《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與《經傳釋詞》最爲著名，世稱“高郵王氏四種”。考念孫以八十九歲鶴歸，引之壽至六十有九，皆可謂之壽考。然念孫逝後僅兩年多，引之亦卒。不知是引之急於復官，未及董理，即隨父化去；還是他認爲已刻四種，享譽學林，足以代表父子之學，其他著述不必盡刊。故念孫著述，如《韵譜》《合韵譜》諸書，皆未刊行，而稿本、抄本及批校本多種，散佚零落，分藏各地，爲人們研究王氏父子學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趙永磊博士爲青年英茂，龍門俊品，研尋古義，轉益多師。在古音學方面發表了《王念孫古韵分部釋疑——王念孫初分古韵爲十七部辨》《段玉裁、王念孫韵部體系關係考辨》與《王念孫古韵分部新探——〈詩經群楚辭韵譜〉韵部體系形成考》等論文，頭角嶄露，多發新聲。今更增訂爲《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一書，即將槧行，可堪稱賀！
前已述之，王念孫古韵學著述，未刊者多，永磊博士敏鋭地發現了這些稿抄本的重要文獻價值，他廣泛參考了上海圖書館所藏清人過錄王念孫校本《六書音均表》、清抄本王念孫《經韵》與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王念孫遺文》所收《古韵十七部韵表》等，進行了條分細縷的辨析與剥離，辨明段、王古音學之别，初不在韵部、聲調，而在平入分配。王氏初期的古韵分部爲十七部，而非後來的二十一部。何以證之？永磊以王念孫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後所撰《晏子春秋雜志》爲據，此書爲王氏補苴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所作，其中討論《毛詩》用韵之文，如所言至部，實乃脂部，質、術、月統爲脂之入，至、祭兩部並未獨立，其説與王氏批校《六書音均表》等相合，與後來分二十一部之説相舛，仍存古韵十七部之遺意，此爲念孙初分古韵爲十七部之明證。故王氏答江有誥書中稱其古韵二十一部成於獲見《六書音均表》之前，不宜盡信。
永磊博士接著考察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收錄王念孫《論音韵》，以爲王念孫在古韵十七部之後，更以質、術、月、緝、合（盍）五部獨立，析古韵爲二十二部。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後，通過王氏《致陳碩甫書》中説法，及《詩經群經楚辭韵譜》《周秦諸子韵譜》等的用例，證明王氏古韵二十一部初爲古無去聲説，並以脂、術同用爲多，遂捨棄術部獨立，定古韵爲二十一部；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後，又以其《易林韵譜》等爲證，認爲王氏此時宗孔廣森古無入聲説；再通過王氏《史記漢書韵譜》《廣雅疏證》等，證明王氏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或稍前，又主古有四聲説。由此而推論出王念孫古韵分部的基本脈絡，即早期更定古韵爲二十二部（古無去聲）；此後不斷修正，改爲古韵二十一部（古無去聲）、古韵二十一部（古無入聲）、古韵二十一部（古有四聲）；最後約在道光元年（1821），從孔廣森東、冬分立，定古韵爲二十二部。
至於段玉裁十七部與王念孫二十一部之異，趙永磊通過對王氏諸稿的類比，分析王念孫諄（文）、侯、脂、之、至、祭、緝、盍八部獨立之源流，辨明其諄（文）、侯、脂、之四部獨立説非王氏發明，乃段玉裁論之在前，王念孫證之在後；而至、祭、緝、盍四部獨立説，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已各具獨立之端倪，衹是恪守其入聲當與平聲相配之定見，而未能分立。王念孫繼之更以入聲韵部獨立，遂有至、祭、緝、盍四部之創設。
由此可知，王念孫古韵分部，既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之後，而其所創獲之部類，也是透過段氏罅隙窺到了亮光。而後來王氏致江有誥書中所言，亦非實情。永磊按斷，大概當時《廣雅疏證》《經義述聞》業已付梓，《讀書雜志》亦陸續刊行，王氏父子聲名鵲起，爲時所推重，故而諱言其古韵發明之始末，不免有遮顔爭勝之嫌。
永磊博士書中又有《〈經義述聞〉作者疑案研究》一文，是對長期以來爭論不絶的《經義述聞》作者疑案的再探討。他從王氏父子《經義述聞》稿本與國圖所藏《經義述聞》刊本進行比較，發現《經義述聞》稿本、三種刊本所見王引之經説，不乏出自王念孫群書校語及其札記，由此討論《經義述聞》所見王引之經説，存在王念孫歸美之嫌。
案王念孫因彈劾和珅，以直聲聞名，時稱“鳳鳴朝陽”。念孫精熟水利，前後官直隸永定河道。但古代治理江河，多半是憑運氣，在任期間，不發大水，則官運亨通；若遇大災之年，河溢湜決，則罷職罰金，前程斷毀。王念孫運會百六，恰遇河水異漲潰堤，遂自引罪，得旨休致，被罰銀兩萬餘兩。從此宦情淡然，專心著述。而其子引之，則仕途順遂，官至工部尚書。部務繁劇，鮮有閑暇，而研治古學，又需費時費心。想來父子各有分工，念孫安心治學，以其部分成果，歸美令子；引之忙於官務，俸薪所得，替父交納罰銀。然據虞教授萬里兄《王氏父子著述體式與〈經義述聞〉著作權公案》考證，引之雖萬機日理，但得其父要旨，受其利器，上下求索，左右逢源，推衍父説，增益部帙，其書著作權，當無疑義。永磊在論述中也特別强調，並不否認王引之具有著作權，而是懷疑其學説的發明權。
考王引之名其書爲《經義述聞》，取孔鯉趨庭受教之義，所謂“過庭之日，謹録所聞於大人者”，並非全是虚語。引之弟子徐士芬撰念孫《王公事略狀》稱“吾師承庭訓，著《經義述聞》及《經傳釋詞》行世”，也宗此義。故竊以爲王引之從書名到部分條目中的“家大人曰”，都是這層意思的體現。衹是將部分原屬念孫成果的條目，改作“引之謹案”等，在講求著作權的今人看來，未免父有歸美之疑，子有攘奪之嫌。想必王氏父子生前，也未必有明確的你我之分，此案之追索，似至此可以息訟矣。
永磊博士在本書中，利用了大量王念孫父子存世的稿本、抄本與批校本，做到了儘可能窮盡式的梳理；他通過剥繭抽絲般的類比分析，從顯性的王念孫古韵分部諸説，到隱性的各書中訓詁考據條目的排纂類比，終於釐清了王氏古韵分部從初始到最終定爲二十二部的全過程，辨明其分部之來源與據依。永磊是用傳統的小學方法，研究傳統的課題，但因爲他的細緻與敏鋭，做到了枯枝而發新花。清代學者臧庸稱治學無他，唯“勤奮細心”而已。永磊真正悟到了此四字之真義，在學風浮躁的今日，尤顯可貴。
永磊博士在北大求學期間，曾選修過我的“乾嘉考據學研究”課程，在課後也謙遜地跟我交流過他的這些觀點。不意今日撰成全書，内容較前更爲豐富，論述也更爲系統，他引以爲同道而問序於我，我於音韵學實爲外行，然推辭不過，衹好談一些粗淺的讀後感，聊以塞責，不能爲永磊大作增重，誠爲憾事。永磊今掌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以他的學富力强，加上處清史研究之重鎮，同仁勖励，切磋琢磨，左獲右采，益力精進，將來前景，正不可望其影而限其量也。是慶是賀，寔祈寔祝！
作者簡介
趙永磊，河南臨潁縣人，1987年生。先後在廈門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師從橋本秀美教授。曾在清華大學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任科研助理，在廈門大學歷史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特任副研究員等職。曾在東京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短期訪學。主要從事漢唐禮制史、經學史、文獻語言學等領域，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