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狰狞：中国刑侦史上单人连续作案杀人数目最多的罪犯 (二)

闪闻（GZHA01）一个努力让你视觉与心底舒适阅读的微信公号！点击标题下蓝字“闪闻”即可免费关注，天天经典、有料、科学、独特的好文，马上关注吧！

往期推荐 点图阅读 

版权声明:凡非原创内容，皆秉分享宗旨。图文整理自网络公开信息，版权属原持有人，亦非本公众号观点。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注明来源。

4、冷酷的流浪汉

    1985年春天，杨新海拿着父亲给他交学费的50元钱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他听说河南省焦作市煤矿多，认为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活儿干，于是，便和同村的同学一起来到焦作。

果然，他在焦作修武县西村煤矿找到了下井挖煤的活儿。虽然是出苦力，一个月又挣不到几个钱，但他毕竟在这里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机会，不用再听老父亲的唠叨，也不用再听老师那没完没了的教训，更不用再看寄宿的表姐家那扬眉吐气的富人模样，他成了一个自由人。

    杨新海在西村煤矿干了不到一个月，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你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你父亲和哥哥四处托人找你，现在，你二哥就在洛阳的新安县，一边在窑场干活一边找你，你赶快和我一起去见他。"说着，不容分说，拉上他就去了新安县。

    二哥在异乡见到日思夜想的三弟，抱着他边哭边说："三弟呀，在咱们弟兄四个中，数你上了学，有了文化，本来咱爹全指望着你哩，你咋就不上学跑了呢？"

    杨新海冷冷地说："二哥，你哭啥哩？你既然知道咱爹全指望着我哩，我在家上学时候你为我拿了多少钱？"

    一句话问得二哥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止住哭泣说："三弟，不管咋说，你别四处乱跑了，麦收季节快到了，咱一起回家吧，咱爹想你啊。"

    杨新海说："想我有啥用啊？连供应我上学的能力都没有，想我干啥？要回你回吧，我刚出来不久，在外边干活还没干够，不想回家。"

    二哥见杨新海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也就不再说别的，只买来些饭让他吃，他想：都是亲弟兄，住下来慢慢说，总会说动他的心。在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二哥一有机会就劝说杨新海回家，但杨新海始终不同意，他说，他不愿意回去，他不愿意回到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家乡，更不愿意看到那个让他一见就有气的窝囊家。 

    几天后，二哥要回家收麦了，但他始终说不动杨新海与他一起回家。这时，正好有一个老乡邀杨新海一起到洛阳去干活儿，杨新海便答应了。二哥还没动身，杨新海就对他说："二哥，你一走，我也不在这个窑场干了，我和老乡一起到洛阳找活儿去。"兄弟俩临分手的时候，二哥含泪给他买了一双球鞋，还从自己的工钱中分出10元钱来送给他，又给他买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二哥送的东西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浓厚的兄弟情分，谁知这也是二哥最后一次在杨新海身上尽兄弟的情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离开二哥以后，杨新海与老乡一起来到洛阳市东边的孟津县境内，在一个小水库上找到了挖淤泥的活儿。挖淤泥的活儿虽然也还是累，但比起下井挖煤和拉砖坯子来，毕竟安全得多、轻松得多，特别是每天坐在小船上悠悠荡荡的倒也新鲜。杨新海开始喜欢上了这份活儿，一干就是几个月，后来水库里的淤泥挖完了，天气也渐渐冷了，没法再下水库挖淤泥，杨新海只好离开这个地方。  

    不安于平静的杨新海仍然没有回家，他又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山西临汾市，在水利局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大约发给两块钱工钱，等到年底工程停工时，总共领到了180多元工钱，杨新海算是有了临时赖以生活的本钱。

    杨新海用手中仅有的180元钱，在临汾市的乌衣巷租了一间民房，房东是一位寡妇，30多岁，对人很和蔼，见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杨新海已是近20岁的青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笑容，初次见到女房东的笑容，他心里陡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住进去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心中总有一种有了家的感觉。

    有了立足之地后，杨新海到旧货市场上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就地干起本小利微的小生意，先是贩卖青菜，随后又贩卖水果。每天早晨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回来，辛辛苦苦跑一天，赚得钱刚够糊口，但他觉得，干小生意比到工地打工出苦力强多了。如果这小生意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下去，杨新海也许就不会再去四处流浪，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伤透了脑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杨新海吃过早饭，骑自行车带着水果筐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为了抄近路，他骑车走出乌衣巷，拐上一条偏僻的小街道，这条街道很窄，附近居住的也大多是无钱无势的平民百姓，来来往往的人们多是匆匆而过，忙着各自的事情。杨新海为了早一点批发到水果，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男人的粗野声音："那个骑自行车的，站住！"

    他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但听到喊声，还是本能地扭头往后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妇女摔倒了，那个与她一起的穿制服的男人正朝着自己吼。他停下来问："怎么回事？"

    穿制服的男人更凶了，蛮不讲理地说："还怎么回事呢？把人碰倒了，想逃跑？"杨新海知道，自己离那个妇女很远，并没有碰到她，便据理力争。那一男一女不由分说，从杨新海手中将自行车夺了过去："没碰着？这一街两巷走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拦别人？你说我们是故意耍赖吗？"

    这一下，马上惹得好多行人停下来围观，那一刻，杨新海的脑子"呼"的一下懵了，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事。穿制服的男人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执法权，这种事和他们怎能说得清？再说，在这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又到哪里说理去？他只好低下头自认倒霉，结果，那一对男女硬是让他赔了20元钱，才把自行车还给他。这20元钱，是杨新海几天的利润啊！连穿制服的也欺负人，这让杨新海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所有的人都在捉弄他，这个世界对他失去了温暖。

    杨新海伤心地推起自行车，蹒跚地走回乌衣巷的租房，一头倒在床上再不愿起来。已是上午10点左右，随着太阳的升高，租房里越来越热。睡了一会儿，杨新海爬起来，想打开租房的窗户，让凉风吹进来透透气。杨新海刚刚打开窗户，却正好看见女房东笑眯眯地站在窗户外面，让从来没有挨过女人边儿的杨新海突然产生出一种热乎乎的冲动，他感到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不太自然："大嫂……不不，大姐……你，你？"

    女房东却不羞涩，很大方地问："兄弟，你今天咋回来得这样早？"

    说起今天的事，杨新海马上回到了现实中，把头一低，叹了一口气说："唉，别提了，今天让人给宰了！"

    女房东似乎对这位租房的小弟弟格外关心，搭讪着走进杨新海的租房，问："快说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了？"说着，就势挨着杨新海坐在了床沿儿上。

    杨新海平生还是第一次和女人坐得这样近，他分明闻到了一种女人的气息，被欲火烧得难以自持，早把刚才在街上被欺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顾不上和女房东再说什么，动作麻利地把刚打开的窗户又重新关上，走到门后"啪"的一声关上了门，还没容女房东站起身来，就把她按在身子底下。女房东也算配合，只是在嘴里嚷嚷着："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实际却在任凭杨新海摆布。杨新海在伤心和欲火的交织中，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与女人的温存。

    事后，杨新海有点担心，怕女房东也会像他遇到的那些坏人一样，想出歪点子来整他，便从枕头底下摸出自己仅存的百十元保命钱，从中抽出20元要送给她，谁知女房东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房东走后，杨新海打扫了一下战场，把该擦的擦擦，该洗的洗洗，心想只要现场不留下痕迹，到时候，她就是想整我，只要我不承认，她也拿不出证据来。若是整不倒我，丢人的还是她。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女房东并没有任何要整他的动静，杨新海也就放下心来。每天卖水果回来，便挑几个好的留下来，趁没人时悄悄地送给女房东。女房东也不推辞，也不感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等杨新海走后，她才悄悄地把水果吃了。这使得杨新海的色胆越来越大，隔三差五，便早早地收了摊子回来，找机会占女房东的便宜。

    杨新海与女房东来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她的年纪比自己大出十多岁，几乎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辈儿了，渐渐地对她产生了厌烦情绪，又禁不住在外边勾引起更年轻的女人来。有一次，杨新海卖水果时，一个涂脂抹粉的女孩来买水果，一看便知道是个三陪女，便与她搭讪起来，几句话便讲好了价格，说定25元一次。杨新海回到租房处看女房东正好不在家，便将那女孩领了回来。一进门，杨新海便迫不及待地要将她往床上按，女孩说："干这一行的规矩，必须先付钱后办事。"杨新海无奈，只好将25元钱交给了她。那女孩装好了钱，也就不再客气，二人宽衣解带，很快便进入了情节。可是刚干到兴头上，女房东回来了，她听到杨新海房间里异样的声音，便急急地敲他的门，还说，如果不开门，她就去打"110"，让警察过来抓他们。吓得二人立即停止动作，那女孩以为是他老婆回来了，气得直骂他发贱，赶紧穿上衣服溜走。

    女房东打断了他的好事，这使杨新海格外恼火。从此，他对女房东再也没有一点兴趣，并且在以后大量的犯罪活动中，在寻找性侵犯对象时，他对30岁以上的女人也绝没有一点兴趣。

    被女房东捉了奸以后，杨新海没办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转移到了侯马市，仍然干些小生意糊口，但在一次卖桃子时，他再一次遇到了伤心的事。

那天早上，杨新海以5角钱一斤的价格贩了35斤桃子，当时的市场零售价可以卖到7角钱一斤。杨新海走街串巷刚刚卖出去5斤，迎面来了一队年轻人要买桃子。这伙人看上去也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但由于他们结伙成群，好像长着群胆，说话非常粗鲁，张口就说把一筐

    桃子全买下，七嘴八舌地问价格，然后不等杨新海还价，其中一个说："得了，我们也不亏待你，都掏掏兜里的钱，有多少算多少吧。"于是，一伙人都装着翻各人的口袋，结果总共找出了11.2元钱，往杨新海手里一塞说："就有这么多钱，把桃子倒给我们吧。"杨新海说："钱太少，不卖，不能卖！"但抗不住他们人多势众，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们拿光了。

    杨新海眼看一伙人一边吃着桃子，一边高兴得笑着叫着、打闹着离他而去，他蹲在路边好半天没有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今天的生意，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进去几块钱，按当时一天4元钱伙食费计算，算是赔进去了两天的吃饭钱。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我总是处处受人欺负？难道我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这次打击使杨新海做小生意的热情一落千丈，他决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儿干。那几个占了杨新海小便宜的买桃人也许早就把这档子事给忘记了，但是，他们给杨新海造成的心理创伤却无法弥补。如果不是那几个工友欺负了他，他仍然沿着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许他的人生路会是另一个样子，但由于这次打击，加快了杨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这年秋天，杨新海又回到临汾市，先在一个建筑工地打预制板，随后，又到郊区农村帮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边没活儿干的时候，他在原种场找到了一份杂活干，每月管吃还发给36元工资。他觉得，能在这里稳定地干下去也挺好，但过了春节，原种场里没有杂活干了，又把杨新海给辞了。

    重新失业的杨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样没有着落。他背起小铺盖卷儿，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发现候车室的一角，贴着一则油漆工招生广告，便凑上前去仔细看。这则广告是郑州市某油漆学校张贴的，广告上载明：如果不愿意交学费，可以以工代学。杨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里面装着两个月72元的工资，还有原先做小生意赚下的一点钱，总共也就200多元，足够到郑州去学刷油漆的。杨新海便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杨新海到油漆学校报到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家具加工厂，虽然不收学费，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术，学徒工只是跟着老板做沙发，偶尔让到油漆家具的地方看一眼，实际上是为老板免费打工。杨新海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工钱没拿到一分，还搭进去100多元伙食费。他不愿意再在这里干这样赔本的买卖，于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辞而别。

    杨新海重新来到火车站，搭上开往山西太原的火车。到太原下了火车，到哪里去找活干呢？他看到城市里有不少建筑工地，觉得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背着铺盖卷儿专往建筑工地转悠，见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问有没有活儿干？傍晚，他来到一个工地，工头看了看他，虽然个头儿不高，但人年轻，也还算结实，于是答应他留下来做饭。

    在施工队里做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吹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处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干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食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头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食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出去卖了13块钱。工头发现以后，马上报告了派出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魔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魔，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种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头欠他一年的工钱根本无人过问，而工头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头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管他了，难道这种事不寓意为一种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魔，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魔，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魔生涯还显示出，当"一个铝盆"出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魔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泄私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出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道路。

    杨新海出手干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点后才出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管，有的破旧一点儿的自行车根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点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感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感到偷自行车太难出手，弄不好去卖时还会出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点钢筋、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春节过后，杨新海游荡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管，实际管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干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注意看管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头和专门看管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处都有收购站，出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强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交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处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高，因此够不上刑事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种游荡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出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子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道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紧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子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子失之交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子，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荡，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

    杨新海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身上除了劳教所发给的微薄路费外，已经一文不名，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抢。

    这时，1992年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原大地麦子已经黄梢了，他夹起简单的行李卷儿，扒上北上的火车，来到了石家庄。有了这次扒火车的经历，杨新海偷盗的视野又比以前放宽了。他想在一个地方偷容易被发现，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轮换着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以后，杨新海不再找落脚的地点，他像一个独行大盗一样，专门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扒窃。可是，好梦不长，这种流窜扒窃的行为很快又被公安机关发现了。1992年8月，杨新海正在公共汽车上扒窃时，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决定：杨新海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一年。

    对这次劳教，杨新海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气满腹，他认为，我不就是在车上偷了一个包吗？包里不就是只有百十来块钱吗？把我教育一顿放了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去劳教呢？为什么不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呢？难道一旦犯了错误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吗？但是，怨气归怨气，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劳教所里呆够了一年。

5、婚姻的失败者

    杨新海在石家庄劳教时，有一个在石家庄工作的本村老乡知道了，这个老乡和他还沾点亲戚，对他非常关心，曾经去劳教所看过他两次，还给了他一些钱。

    杨新海对这位老乡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在当地必定有熟人，你就好事做到底，想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吧。哪怕是在老家蹲劳教所也行啊，总比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在千里之外强！"

    老乡说："这恐怕不容易，别说我不在政法机关工作，就是在政法机关工作，牵扯到河北、河南两个省的事，也不好办。"

    杨新海听了冷冷地说："不好办就算了。"

    老乡劝他说："大不了就是一年，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在劳教所好好地干，到期满后我来接你。我听说，你早年在老家谈的一个对象还在等着你哩。"

    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番安慰并不领情，心想这算什么老乡？算什么亲戚？带几个钱来看看我，说两句安慰的话能起什么作用？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像古代的好汉秦叔宝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弄回老家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我在里面受人管制的滋味有多难受。但一想到老家还有一个姑娘等着他，心中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于是，他安心地改造，只盼着早日获得新生。

    1993年7月16日，杨新海劳教期满，被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解教了。那位老乡果然没有食言，当天过来把杨新海接了出去。老乡说："现在你自由了，我给你点路费，你回家吧！"

    杨新海看了看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说："我这样回家，找着丢人呀？"

    老乡劝他说："你已经离开家几年了，你父亲、你母亲和你家里人都很想念你，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说着，掏出100多元钱交给他，"这是路费，到家看看，过一段时间想出来再出来嘛！"

    杨新海把钱接过来，连声谢也不说，扭头走了。

    杨新海辞别老乡，并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用老乡给他的回家路费又在石家庄混了下去。白天，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晚上，他睡在广场上或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00多元钱很快就花光了，没办法，他只好重操旧业，又登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扒窃的生涯。

    那个老乡通过与家里联系，知道杨新海没有回去，便四处找他。一次，杨新海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想扒窃时，正好被老乡看见，老乡抓着他的手把他领回了自己的家，苦口婆心地劝他说："新海，你也老大不小了，千万不能再这样瞎胡混下去，春节快到了，跟我回家吧。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原先在老家谈的那个姑娘，人家还等着你哩！"

    听到这里，杨新海睁大了眼睛问："是吗？"

    老乡说："千真万确。"说着，拿出家里人写来的信让他看。

    杨新海默默地看了半天，说："好，咱回家吧！"

    早在杨新海上初中的时候，本村一个威望较高的长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的父亲是村里砖瓦场的老板，家里比较富裕。这姑娘杨新海认识，人长得好看不说，还知理懂事，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那时，杨新海只有十五六岁，还未成年，又正在读初中，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前程莫测，便推说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晚两年再说。谁知这一推竟推掉了一桩好姻缘。随后，他到汝南埠镇去读高中，再后来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一跑就是5年，双方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杨新海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强烈地感到：他真的需要有一个家，需要有一个女人。

    1993年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杨新海随老乡一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家里的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见了父母兄弟也没有久别重逢的亲切感，他这次回家的主要目标，是冲着那个一直等他的姑娘来的。但他却把这个目的窝在自己心里，既不向父母说，也不向兄弟姐妹谈，杨新海认为，这样的事本该家里人主动给自己谈，父母都是历经沧桑的人了，兄弟姐妹也都一个个长大成人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吗？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过了婚嫁年龄的大龄青年吗？难道他们就不该关心关心我这个常年在外流浪的亲人吗？

    杨新海更不主动提出到那个女孩家走动走动，他认为，已经多年没来往了，光是在石家庄听老乡说，那个女孩还等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人家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冒失地到人家家里去，若是被人家赶出来，该有多难看。

    不论杨新海怎么想，此时他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赶快见到这个女孩，赶快谈婚论嫁，赶快成立一个家庭，赶快过上夫唱妇随的幸福日子。但随之而来发生的事，彻底粉碎了杨新海的美好梦幻，几乎把他击倒。

    眼看到了大年三十，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豫南广袤的农村到处是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杨新海正在家里看父母包饺子，突然门外响起了欢快的鼓乐声。听声音像是哪家在办喜事，可他也懒得出门去看，别管谁家办喜事，反正和自己都没有关系。可一会儿他就听到门外有小孩在喊："快来看啊，荷花儿出嫁了！"

    荷花儿？杨新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迎亲的汽车刚好开到他的面前，汽车里坐着盛装的新娘，果然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孩！在敞篷汽车的后车厢里，一班吹鼓手正在起劲儿地吹奏着《百鸟朝凤》，一帮抬嫁妆的年轻人高兴地分吃着喜糖。那一刻，杨新海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差一点儿摔倒在地上。他赶紧跑回家去，拉个被子蒙住头，一觉睡到天黑。中午，父母喊他起来吃饺子，他推说头有点儿疼，连过年的饺子也不愿意吃。

    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在石家庄工作的那个老乡到他们家来拜年，他见杨新海还睡在床上没起，便凑上去问："新海，咋没起来过年呢？"

    杨新海没好气地说："懒，不想起呗！"

    那个老乡关心地问："昨天那个女孩出嫁了，听说是你不要人家了？"

    杨新海此时恨不得一拳打过去，把这个好心的老乡揍成个熊猫眼，但躺在被窝里的他，只感到双手软绵绵、懒洋洋的，想伸也伸不出去。他觉得正是眼前这个老乡把他给耍了，别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自己的样子，自己在石家庄劳教期间，他又是去看望，又是去送钱，又是表示安慰，实际就是他把自己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抖搂出来的，以致在村里传得满城风雨，对象听说后嫌丢人，因而离他而去。现在，村子里200多户人家肯定都知道了我在石家庄被劳教的事，别说是再找不到媳妇了，从此往后我在村子里还怎么做人？本来我们一家人在村子里地位就不高，有了这件事，我以后见了人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他觉得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这个社会上的人真是太坏了，人人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父母生下他就不再负责任，没有尽到父母培养孩子的义务，自己的天赋那么好，父母硬是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兄弟姐妹也是各人顾各人，没有尽到同胞兄弟姐妹的情谊。自己在外流浪多年，也劳教了好几次，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前去看看他，自己回到家来，也没有一个人替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帮自己。他越想越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意思。

    杨新海特别嫉恨的是那个曾与他谈过对象的女孩，他觉得，她之所以要在他回家以后再当着他的面嫁人，就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让他心里难受，让他丧失自尊，让他今后没法做人，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

    从这个时候起，杨新海对女人的仇恨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

    整个春节期间，杨新海郁郁寡欢，刚过了年就要外出，父亲苦苦劝说他："海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再这样在外边瞎跑，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不如就在家安生板眼地干二年，攒些钱找个媳妇成个家也就算了。"

    杨新海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年开春以后，杨新海在本村一个砖厂干了不到一个月的苦力，给砖厂摔砖坯子。村里的人后来回忆杨新海在村边砖厂干活的情景时评价说："他那时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干活很卖力。"其实，他是把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成了一种发泄的方式，把自己满心的委屈和满身的屈辱都挥洒在出苦力上边。村里人回忆说，他干活从不与人多说话，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搭上说一句，没人与他说话，他就不吭声，低着头只顾干活儿。

    干了一段时间，杨新海觉得实在受不了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于是，他再次上演了离家出走的把戏。一天吃过早饭，他带了两件替换衣裳，给父母说要去砖厂干活，一出村他就直奔正阳县城的方向，当父亲天黑到处去找他时，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杨新海这次离家出走后，直接去了广州，他仍然是居无定所，到处游荡，靠打小工和偷盗来维持生活。这样的游荡生活大约过了一年，终于在一次试图盗窃时被人抓获，送到了广州收容所。收容所不像拘留所，收容的人不一定有罪，但起码属于那种"三无"人员。要想从收容所里把人领出来，必须要由家里人出面作保。杨新海无奈之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父亲带上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的证明去把他从收容所里领出来。杨俊关收到儿子的信，赶紧办齐了各种手续，连夜赶到广州，把儿子领了出来。

    父子俩乘上开往河南的火车，一路无语，但到了信阳火车站，杨新海死活不肯回家。父亲问他："你不回家到哪儿去？"

    杨新海说："天下这么大，到哪里我都能养活自己。"

    父亲拗不过他，只好由了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告别儿子，一个人回到了固守多年的老屋。又过了一年左右，杨新海从成都打电报给父亲，让父亲去成都一个招待所接他，但等杨俊关赶到成都时却没有见到他。此后，杨俊关再也没有了儿子的消息，家里给他写了不少的信也都被退回。

6、五年出狱变本加厉

    杨新海在成都给父亲拍过电报以后，又一次戏耍了父亲，他并没有在成都等着父亲去接，却在父亲到达成都的头一天上午离开了成都，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从此后，杨新海再没有踏进家门，罪恶的足迹遍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大半个中国。

    杨新海自从在西安、石家庄、广州因盗窃先后被抓获劳教后，他在别的城市不敢轻易出手了。他认为，城市人警惕性高，防范严密，各家都装有铁门铁窗，不容易下手。再者，城市里110行动快，即使作案得逞后也不容易逃跑，一旦被人抓住，又得蹲上年把二年的"笆篱子"，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不说，若让家乡人知道了也老没有面子。在这以后的多次作案时，他通常都不会选择住宅豪华的人家，有时踩点后发现这样的人家他也会放弃，他害怕这样的人家与城里人有牵连。

    "可能是因为自幼家里穷，他很自卑，从来不敢与城里人过招。"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事后这样评价杨新海。

    杨新海在外闯荡了一阵子，觉得在城市里不好存身，便琢磨着还是回到河南老家去，于是，他又踏上了回乡的火车。但是，走出信阳火车站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使回到家里，又该如何呢？还不是整天出死力，干笨活儿，让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两年前，也是在这个火车站，父亲要把我带回家，我不愿意跟他走，现在，我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去，家里人该怎么看我？再说，父亲接到我的电报以后，亲自跑到成都去接我，我没有等他，回家见了父亲、见了家里人，我怎么向他们交代？杨新海前思后想，决定不回老家了。

    杨新海这次回到农村来，并不是要在老家好好劳动，靠自己的双手获取生活的资本，此时的他，已经对劳动没有了一点兴趣，他是瞄准了农村这个作案的广阔天地，要在这里寻找一条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人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性特别熟悉。他知道农村人居住分散，防范意识差，不少人家连院墙也没有，有的即使有院墙，也大都是用泥土打造起来的，又低又矮，一抬腿就能翻过去。农村的房子大都只有一道木门，门后边是个横插的门闩，用刀一拨就可以把门闩拨开，然后长驱直入。

    杨新海既然选择了依靠盗抢来维持生计的路，他就觉得还是不回老家好，因为老家认识他的人多，作了案容易暴露，即使不被当场抓获，公安也容易顺着线索找到他。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长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现了他在偷盗，也会出来阻止他。此时，他才理解了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它们是怕吃出麻烦，给自己惹祸，给自己的家人惹祸。

    于是，杨新海便在信阳一带就地作起案来。

    信阳虽说离杨新海的老家100多公里，但这里农村的情况和他们老家几乎一样，熟悉农村情况的杨新海盗窃很容易得手。不过，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也要担惊受怕。一次，杨新海夜间偷了30来斤绿豆，天亮时扛到集市上卖。他惟恐被人认出口袋抓了现行，不敢摆在粮食市场里卖，边走边寻找买主。他找买主也不敢找年轻男人，更不敢找干部模样的，而是专挑老年人或妇女，他认为这类人保险系数高，不会对他产生怀疑，即使产生怀疑，也好摆脱她们。

    杨新海到集市边儿上，两只眼就贼溜溜地乱瞅。他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便迎上前去搭讪说："大娘，你买绿豆吗？"

    "不买。"

    杨新海认定了这位老太太，把盛绿豆的口袋往地上一放，说："大娘，你看看咱这绿豆，货好，还便宜。我家里有急事等着用钱，你就全当帮我一个忙，把它买下吧？"

    老太太不经意地问："多少钱一斤？"

    杨新海见老太太上了钩儿，进一步拉拢说："你就别问多少钱一斤了，我刚才过了秤，这足足有30斤绿豆，你就给我15块钱得了。"

    当时，市场上绿豆的价格大约1元钱1斤，杨新海喊出的这个价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老太太真的动心了，马上掏出15元钱交给了他。

    杨新海接过钱来，就慌慌张张地要走，连口袋也不要，这让老太太起了疑心，遂喊住他问："小伙子，你慌啥哩？这绿豆不是你偷来的吧？"

    杨新海赶忙回过头来，又拿出5元钱交给老太太，说："大娘，你老要是嫌吃亏，我再找给你5块钱，可你不能这样胡说啊！"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个老太太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她回过神儿来时，杨新海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次经历让杨新海很是后怕，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市场上去销赃。为了不再销赃，他在盗窃时尽量不偷大件的东西，只偷些既便于携带又便于处理的小东西，当然主要是偷钱。

    在信阳的这段时间，杨新海全部依靠流窜盗窃来维持生活，转眼到了1995年的夏天。夏天是农村性犯罪案件的多发季节。这时的杨新海，已是27岁的大小伙子，过剩的精力和强烈的性欲也在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长。

    一天，杨新海漫无目的地行走，伺机寻找作案目标，不知不觉回到了正阳县的地面，当行至一处山坳地时，他看见前边不远处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顿觉眼前一亮，一股邪恶的欲火直顶脑门。他悄悄往四周看了看，前后路上都没有人，他就势往路边一坐，专等着那女人到来。
    女人渐渐临近了，杨新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两只眼睛瞪得几乎出血。待那女人走到跟前时，他猛地蹿起来，从后面搂住那女人的脖子。那女人正在行走，全然没有料到会遭此突然袭击，她一边竭力反抗，一边大声呼救。但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呼救是枉然的，女人被杨新海压在了身子底下。

    杨新海一边放肆地撕那女人的衣裤，一边迫不及待地将臭烘烘的舌头凑向那女人的嘴，要强行与她接吻。那女人趁此机会，狠狠地在杨新海的脸上咬了一口，杨新海疼痛难忍，抓那女人的手不由得放松了。女人趁这一刹那的工夫，挣脱了杨新海的魔爪，没命地奔逃而去，立即跑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杨新海待要追赶那女人时，她早已跑远了。此时，先后两次被劳教的杨新海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反侦查能力，他将现场可能遗留的东西全部收拾干净，用树枝将刚才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扫去，随后赶快撤离了现场，把打扫战场用的树枝带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扔掉。

    为了躲避公安侦查，他先在野外的池塘里洗去了血迹，然后连夜奔逃，窜出几十里远。

    尽管杨新海善于伪装自己，但他总还是要吃饭，要吃饭就要去偷。终于在一次入室盗窃时被正阳县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对他审讯时，发现了他脸上还没痊愈的伤痕，当地派出所遂将这一嫌疑向县公安局作了汇报，经被害人当面指认，认定他就是那个强奸未遂的犯罪嫌疑人。

    1995年9月，杨俊关接到正阳县公安局通知：杨新海因涉嫌盗窃、强奸被刑事拘留。这是杨俊关几年来第一次得到这个儿子的准确消息。

    1995年10月，杨新海盗窃、强奸一案，被正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正阳县人民法院。案件一到法院，杨新海心里特别有底，因为他知道，他同村有个老乡在正阳县法院当庭长，在杨新海看来，既然是老乡，就应该对他特殊照顾，但在以后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这位老乡的表现却让他大失所望。

    正阳县法院审理杨新海盗窃、强奸的案件进度很快，因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任何疑义。1995年12月19日，正阳县人民法院以杨新海犯有盗窃罪、强奸（未遂）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书发下来后，杨新海见到了他那位在法院当庭长的老乡，他恳求老乡：无论如何不要把他送到劳改场去，要想办法帮忙把他留在看守所服刑，他说他害怕到了劳改场吃苦。老乡告诉他：留在看守所服刑的一般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所判的刑期较短或是残余的刑期，二是所犯罪行是非暴力性质，三是年老体衰、身体有残疾或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劳改。你犯的强奸罪是暴力性质的犯罪，判的刑期在五年以上，加上你年轻力壮，这3条规定你一条也不符合，按规定是不能留在看守所服刑的。杨新海对老乡的这种说法大为不满，他认为是没给老乡送钱，所以老乡不给他帮忙。

    1996年春节前，杨新海被送到郑州市新郑监狱投入劳改。在监狱里一开始砸石头，据杨新海后来回忆说，那时每天要砸30车石头，任务很重。杨新海身材小、力气差，经常完不成任务，所以，他受到的批评多，表扬少。后来又改做假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干得两眼发昏，做坏了还要罚钱。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实在难以忍受，几乎想到了死。为早日离开那鬼地方，杨新海把自己伪装成一副积极改造的样子，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都咬牙坚持，一心努力劳动，骗得管教干部的信任，争取减刑。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仅在服刑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被减刑一年，他认为，如果有钱给管教干部送送礼，至少可以减刑一年半，这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杨新海在劳改场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却练就了一手用锤砸石头的功夫，这为他以后作案时用锤砸人打下了基础。

    1999年5月31日下午，杨新海走出了新郑监狱。他背着铺盖卷儿从监狱里走出来，没有人来接他。他没有通知父亲接他，他认为，父亲来了有啥用？净多花一个人的车票。此时他的心已经野了，他已30多岁，无妻无子，无牵无挂，一个劳改犯，家庭温暖早已从他的梦中消失，父母亲情再也难以使他冰冷的心解冻。

    他在这个监狱里服刑4年多，只有父亲来看过他一次，但仅能给他送些油条、馒头等食品，从来没有给他送过钱。兄弟姐妹几个人从来没人来看过他，这也使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在杨新海看来，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生下了他，却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甚至连个媳妇也没有给他娶上，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只有跟着父母受窝囊气的份儿；兄弟姐妹更是靠不住的，几年来，他先后3次被劳教、劳改，其他的兄弟姐妹5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他，更没有一个人接济过他一分钱。他们5个人一个个先后成了家，但没有一个人想起过他，更没有一个人为他操过心。

    5月末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中原大地的农民都已经开始收麦子了。杨新海身背脏兮兮的小铺盖卷儿，顺着京珠高速公路新郑段向南走，他的家在南边，离这儿有100多公里，可他身无分文，没钱搭车，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回挨。走着走着，他伤心地想：在监狱里还有管教干部关怀他，现在，出了监狱反而没人管没人问了，他重新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到哪儿去呢？回家吗？到了家又会怎样？像自己这样一个身背盗窃、强奸几个罪名的劳改释放犯，回到家乡有何脸面见人呢？再说，200里的路程，要走几天才能到家呢？走在路上吃什么呢？

    杨新海一边走，一边看着田野里正在忙碌的人群，他的脑海里不禁又打开了歪主意，脚步也渐渐地放缓了。此时他已经开始自暴自弃，为满足狭隘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又想到偷。整个下午的时间，他只走了10多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与新郑市相毗邻的许昌市长葛县境内。

    傍晚时分，村庄里猪羊和狗的叫声随着袅袅上升的炊烟四处扩散，显出和平年代那种特有的让人听了舒心的嘈杂，田野里已经有三三两两看麦子的男人们，扛着铺盖卷儿在场边地头选好了铺位。在这样熙熙攘攘的环境里，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肩扛铺盖卷儿的杨新海。

    杨新海在一个村头停下来，找到一个正在吃晚饭的农户家中，从铺盖卷儿里掏出劳改场里发的干粮，说自己是驻马店人，谎称自己进城打工刚回来，因受了工头的欺骗，没领到一分钱的工钱，只好步行回家，路过这里找口水喝。好客的主人热情地为他端出了香喷喷的白面条，又把他拿出的凉馒头硬塞回了他的铺盖卷儿里，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出门在外谁也保不住不碰上个三灾六难的，现在家里粮食有的是，吃碗饭还能吃穷了？"

    但遗憾的是，淳朴的中原农民的热情和好客并没有感化杨新海那颗冰冷的心。杨新海吃饱喝足之后，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一抹嘴，背上铺盖卷儿就走，这一走，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寻找作案时机和作案对象。

    杨新海走夜路的能力比较强，吃过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他走了20里开外，比整个下午走得还要远。但这次赶路，他是为了避开吃晚饭的那个村庄，怕作案之后被他们提供侦查线索。

    大约晚上10点钟，杨新海来到一个村头。他悄悄看了看村庄的情况，有几户没有院墙，有院墙的也很低矮，他决定选择在这里下手。不过，现在动手为时太早，要找个地方睡一觉。他慢慢地向村头走，这里有一个机井房，他走近一看，机井房没有门，里边也没有住人，杨新海趁着月光看了看，里边还算干净。他走进去，解开铺盖卷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看看三星已移向西南，时间已经是后半夜，他折身坐起来，把随身穿的衣服包了包，夹在腋下，把铺盖卷儿扔进机井里，悄悄离开机井房，偷偷向村子里摸去。
    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村子沉睡的时候，只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打破黎明前的沉寂。杨新海蹑手蹑脚地进了村子，看见有一户人家只有3间正房，没有院墙，门口放着一辆自行车，但正房的门是开着的。杨新海躲在暗处观察了好一阵，这家人没有一点动静，他确认这家人都已睡熟，而且有可能自行车也没锁，他走过去一看，果然如此。他正想将自行车偷走，却发现这家只有一个妇女在熟睡，他大胆走过去偷奸了这个熟睡的妇女。这个妇女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丈夫从地里回来了，当她醒过来后发现是一个不相识的人时，已经晚了。杨新海干完了事，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村子，那名妇女当然不敢出来撵他，也没有喊人捉贼。

    在这麦收大忙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人在夜间骑自行车行走，根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杨新海轻易地就把这辆偷来的自行车骑出几十公里，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距作案地近50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杨新海把自行车卖了15块钱，买了一副线手套、一个小手电，做好了盗窃的准备，从此走上了职业犯罪这条通往地狱的路。

    起初，杨新海聚集了一批人，结伙乞讨和抢劫。但在一次结伙盗窃时，有两个人落网了，一连几天，他心里惴惴不安，怕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把他抓住。所幸那两个人没有把他供出来，他空自紧张了一阵。但他却从中总结出教训：人多必失，一定要单干才保险，而且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免被公安抓住。

    从此，他开始了独自流窜作案的生涯。

明天开始的连载将记录杨新海这个杀人恶魔为期四年，流串四省疯狂作案的罪恶历程。

 没看够？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