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升级》 第四章:黑龙江鹤岗1.28巨额现金抢劫案侦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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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现场
鹤岗市南山煤矿保卫科办公楼
第四章
椭圆形会议桌旁发生争论,王克立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下音来。罪犯被怀疑有“刀枪炮”背景。“人海战术”全面摧行。
指挥部正面墙上悬挂着醒目的鹤岗市地图和1.28案现场图。这里召开的会议常常从晚上八点钟开始,会上争论激烈,灯光彻夜不熄。
最初的焦点总是要集中在王克立及其同事们身上,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做着基础性的工作。人们有权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得到满意的答复很难逐步确定侦查方向。
会议桌是椭圆形的,主持人坐在尽头处,而王克立往往要坐在中腰,以便听清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询问和让大家都听见他的回答。有些问题一时不容易回答。如11号尸究竟是自己人还是罪犯、炸药的类型,猎枪击发的数字是否准确等等。猎枪打出去的弹头是散的,有时一枪七八个洞。有些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如房义贵有没有幸存的可能,罪犯中是否有人当过兵,袭击者事先知不知道钱库里有人等等。他有权利回避任何问题,说不知道或不能给予肯定否定的答复,明确表态反而要负责任。侦查上可以走弯路、可以排除错误;技术上犯错很难被原谅。会议室里许多人在作记录,重要发言场面都被录音和录相。日后总结工作时、这些资料都可以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明材料引用。
但1.81米身高的王克立是个果断的、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他还是更乐于自己承担责任,免得干刑侦的太累。会上,干刑侦的问:“猎枪到底是什么类型?三连发还是五连发?”由猎枪弹痕判断枪的类别,起码要有检验过上百支枪的经验。录像机镜头立刻对准了王克立。“五连发。”王克立斩钉截铁地说。这意味着查找枪支的范围缩小一半。反过来说,出现疏漏也将由王克立一人负责。他的同事们都替他捏了把汗。“是哪个厂出的?”这问题更苛刻,但提问题和准备回答问题的人心里都清楚,在林区,调查和收缴猎枪谈何容易,不知厂牌,这项工作不定要干到哪一天。“我认为,极大可能是齐齐哈尔猎枪厂产的五连发猎枪。”“能肯定吗?”王克立犹豫了一下,索性说:“能肯定。”会议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这个话题被撂下了,开始谈别的,从人们的面部表情上看,人人都喜欢和这样的内行共事。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是北方重工业城市之一。为适应东北林区需要,市内设有一家专门生产各种类型猎枪的工厂,是全国仅有的几家定点厂家之一。购买和持有猎枪历来是被严格限制的,用猎枪伤人的现象在以往时代只是个别的。但近年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拥有猎枪的人数越来越多。以齐齐哈尔市本地为例,1994年全市登记建册的猎枪数量为八千多支,但如果包括通过其他渠道购入的“黑枪”,全市猎枪数量估计可达到一万三千余支,这些枪有一部分被歹徒用来作案。
鹤岗离齐市不远,拥有齐市猎枪厂出产的“五连发”(又称“五连子”)猎枪的家庭也有一些。这种枪长筒、长柄,中部有凹糟。比现场目击者描述的好像要长一些。很可能犯罪分子已将枪筒锯短,枪柄改制,便利携带。不管怎么说,侦察员对这类枪不陌生,公安局也掌握有枪支分布情况的资料。会场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枪的话题暂时撂下了,开始谈别的。每次从会场上下来,王克立都疲惫不堪,感觉劳动强度不亚于现场勘查,不过从会场上人们的面部表情看,大家还是乐于与他共事的。以后证明,犯罪分子手中所持的,的确是齐齐哈尔厂生产的“五连发”猎枪,枪筒被截短。
中国警方在侦破重大刑事案件过程中,会议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将来实行探长制,大规模的行动方案也仍然有赖于会议的决议。这样做是必要的,对避免中国式的长官意志和不够水平的瞎指挥有利。决议的形成未必顺利,一旦形成就要正式诉诸文字向上汇报。也使得决策层的思路更严谨和富于逻辑性。“1.28”破案指挥部在现场勘查和访问的基础上作出了第一个案情分析,这个分析后来也被证明是经得起推敲的:
1.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特大持枪杀人、抢劫严重暴力性案件,犯罪分子作案的目的是杀害值勤人员,抢劫巨款;
2.犯罪分子熟悉现场,侵害目标准确,鹤岗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3.犯罪分子为3人或3人以上,有结伙条件;
4.犯罪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和作案经验,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可能是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人员;
5.犯罪分子的作案过程是先抢吉普车作为交通工具,然后驾车实施杀人、抢劫巨款犯罪。在抢劫犯罪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仓惶弃车逃跑。
关于是否应估计犯罪分子“可能是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人员”,会上引起了一番争辩。
支持的一方认为,这次犯罪分子的心恨手辣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出手快,毫不迟疑,显然事先就决定对现场10人以上的执勤人员实行大屠杀,逐一补枪,必置死地,即使是孩子也不放过。从以往历次恶性案件的情况来看,抱有这种作案心理准备的多是蹲过监狱,受过打击的人,他们对社会特有的报复欲望完全可以从现场的残酷性里体味到。
持保留态度的一方认为,犯罪分子很可能不是初次杀人,但不见得受过打击处理,因为杀人案件未破获的还有不少。从犯罪现象的趋势看,罪犯的成分越来越复杂,早已不限于流氓一类,现在还没有足以说明这伙歹徒进过局子的线索。两种意见争执不下,这句话最后还是被写进基本分析中,没有忘记加“可能”一词。
从目击者描述的情况来看,主枪手是一个身材苗条,高约 1.70米,留披肩发的青年女子。她不仅心毒手辣,而且动作敏捷,像受过专门训练。她应该持1号猎枪,多数人倒在她的枪口下。对此与会者中有人提出疑问:本地难道会养出这样的女枪手吗?鹤岗的女子比南方女子刚烈些,历史上出过不少巾帼英雄,但从未听说匪徒中有如此桀骜不驯者。姜生奎和刘东生都被再次询问,姜生奎的态度有些含糊,不能肯定对方是否戴有假发,刘东生的意见却清清楚楚,他认为对方系女流,而且长得很漂亮。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春林仍然表示怀疑。如今男女分工越来越明确,漂亮的女子有了漂亮就够了,何至于动枪动炮?黄协理员最后表态说:不能排除这个罪犯是女人,但要调查,是否有人平时戴假发。
不知姓名的尸体又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本来都以为他是供职于北楼或南楼某间办公室的职员,可是各科室清点和派人到各家联系的结果否认了这种可能。2名因公出差人员也从外地打回电话,说最迟除夕之夜赶回本市。后来另有一种猜测意见占了上风,即认为死者是在不适当的时候来北楼找保卫科某位成员的一位朋友或熟人,更大可能是来找被枪杀于值班室的于占立、于晓光两人中的一个。在仓库里值班的3个保干都说不会有人在那个时间未经电话联系就寻上门来。会上市局副局长李洪杰对这种说法表示难于赞同:“从值班室里尸体的位置和姿势看,于占立、于晓光两人都是没下床就被打死的,而11号尸主死前显然立在地中央。如果他是来找:‘二于’当中的一位,这一位就不应该没有礼貌地继续躺在床上。”一位分局长谨慎地从相反方面提出问题:“也许客人刚刚到、主人刚刚起身就遭到外面的袭击,起身的又被打躺下……”
“这种可能性大吗?”李局长反驳道:“客人刚刚进门,主人刚刚起身就遭到袭击,这前后相隔多长时间?顶多四五秒吧?那么罪犯只能是紧跟在客人后面过来的。可是在现场的人都说,枪是先从经警队那边打响的,在这几秒钟里,客人难道会毫不觉察?”分局长略一思索,又换了一种说法:“那么也可能这个外来人是走进楼道后被匪徒用枪逼到保卫科值班室的。经警队那边不就有3个人都是被迫到屋里后枪杀的吗?这样,也可能这个外来人不是专为某件事来找某个人,只是一个进入现场的人而已。”“恐怕不完全一样。刘东生已经说过,匪徒袭击他们时经警队长室里只有几个经警,后来被害的人是过了7、8分钟才分两次进去的,那肯定是在案发过程中后于匪徒走入现场,匪徒也没估计到他们的到来。但如果有一个人是先于匪徒走入现场,匪徒怎么会立刻跟进去,跟得那么紧,一直把他赶进值班室才开始动手呢?这样做不是太冒险了吗?为什么不稍等一等,等那人进屋以后再行动,不是更有把握?”
会议室出现暂时的沉默,人们显然有点被李局长的推理说服了。可是角落里又响起一个声音:“有些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没法完全排除……就说刘东生,都觉得他在匪徒补枪的情况下还没有伤及要害是个奇迹,这种奇迹还不是照样发生了?我觉得那段时间大门传达室无人值班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可能走进来,走进来以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不管怎么说,有人走进保卫科值班室后连同保干一起被歹徒打死的可能性现在还不能排除,我看最大的关键在痕迹上。无名尸头上中了两枪,两枪都是猎枪打的,这说明他不应该是团伙成员。不是团伙成员就是外来人。”
人们顺声音去看,原来发言的是南山分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一个眉毛飞扬,鼻梁挺直,面庞如刀削一样有棱有角的小伙子。他刚刚从吉林大学毕业不久,上学前是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的得意部下,毕业后又被王春林收归旧部。他主动要求列席会议,何局长破例同意。李洪杰副局长见是他发言,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竟不再反驳,似乎愿意让这位后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何局长与黄协理员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环视会场说:“无名尸的问题要尽快搞清楚。两种可能性都有,都不能忽视。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天,还不见有人来认尸。这就更成为疑点了。如果是外来人不是匪徒,在春节期间来南山矿,照理讲应该是本市人、本矿人。李局长分析得很对,从值班室里‘二于’的位置和姿势看,与11号尸主不像有主人和客人的关系。那么11号尸主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罪犯中的一个?还要议一议。”
“我谈点看法。”工作组郝科长弹了弹烟灰,开口道:“当时在北楼二楼调度室里扒窗户看过的人,现在有说看见3个人的,有说看见4个人的,说看见3个人的多。但我总琢磨,罪犯不应该是3个人,起码有应该有4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犯罪分子事先对北楼的情况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北楼经警队一边有4个经警,保卫科一边有6个保干,加上临时请假的沈连军有7个保干,工资款也在西边。当时东西两边几乎是同时打响的--据刘东生说,那女的进来扫射后又立刻有人进来补枪,就是说当时东边去了两个人。那西边呢?西边是重点,总不会只放一个人吧?也应当有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要是跑的时候只有3个人,那留下的一个就可能是被打死了。”
省工作组的人开口说话,一般没有人反驳。一来因为人不熟,二来也有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里面。虽然郝科长再三表示:工作主要还是靠底下人做,他们只是来挑挑毛病。但郝科长讲得确实有道理,会场上就同时有几个人附合,说是应该有4个人以上,这伙歹徒不是一般人,在军事上不会违背常规。只有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补充说:“我也同意郝科长的看法、4人以上。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逃走的有几个人。刚才何局长说的我也同意,到现在没有人来认尸,是个大疑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证明尸主是不是矿上人。我了解了一下,偶尔下班后机关大院也会来下面的职工,到保卫科去也不新鲜。现在矿上偷窃成风,来保卫科举报的经常有。1万多职工,外地来的不少,过节不回家的也有。单身汉,出了事可能没人注意。总之这些情况现在还无法排除,有必要立刻在全矿范围里调查,到底有没有人失踪。”他的爱将刘仲义等他的话音一落地也接口说:“对,不管多费事也要经过这一道。另外,既然一天没有人认尸,从现在起就要进一步全面验尸,争取找到更多特征,不管是什么人将来都对确定尸源有用!”王春林瞪了他一眼,意思是不许他再多插嘴。这样的会议上,他还不够级别多说话。级别高的何局长点点头,扭脸对身旁坐着的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倪忠勤说:“老倪,你看是不是从明天起动员南山矿全矿清查职工,同时也发动大家积极提供线索?”倪忠勤说:“难度是有。正好都封井放假了,一万七八千职工,挨家去找恐怕至少要两三天。不过既然有必要,再难也去做就是了。”“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春林,你们南山分局也抽派力量协助。”“是。王春林应声。”
接着是分析作案人员的情况。大部分人认为,此案多半是“刀枪炮”干的。首先,“刀枪炮”具有结伙条件;其次,“刀枪炮”有枪,再次,“刀枪炮‘都是亡命之徒”,豁得开来;最后,也只有“刀枪炮”有作战经验。
所谓“刀枪炮”,是东北地区持械流氓团伙的一种代称。团伙成员以30以下的青年为主,以劳改释放人员、劳教解除人员和地痞流氓为主。这种团伙的形成最早是为了不受欺负,以后发展为称霸一方、无恶不作,以自制的火药枪和长刀显示威力,打仗、伤人、抢劫。有的从东北流窜到华北,沿途杀人越货、残害民警、抢枪劫车,成为震惊全国的“公路游击队”。后期又逐渐向“黑社会”演变,进入农贸、集贸、水果、小食品批发等市场,明里持有政府的执照、从事个体经商、批发、购销等活动;暗里结成恶势力,强占地盘、欺行霸市。甚至一定程度上要挟管理人员,掌握控制市场的经济活动,非法聚敛大量财物,逐惭拥有经济实力。
具有经济实力后,“刀枪炮”又迅速向武装化和暴力化方向发展,大肆购买车辆、枪械装备。有的出入行动机械化,“大哥大”、“BP机”随身携带,还可不惜重金从南方黑市购买制式手枪和高级猎枪等,已经敢公开与民警对抗。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则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党政干部、特别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法干部,寻找自己的保护伞。而党政和政法干部中被拉下水的也确有人在,也有的为犯罪团伙通风报信,有的变相放走抓获的团伙骨干。如东北著名的“新生派”团伙首领赵洪林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竟被民警以看病名义提出,使其得以与所属团伙成员会面,并安排在玛丽蓝豪华酒店赴宴。席间,这个作案数起杀伤多人的团伙头领戴着脚镣上台唱起了“狱警传,我迈步出监……”的戏文,赢得一片喝彩。
东北的“刀枪炮”以佳木斯、鸡西等地的团伙最猖獗。鸡西的“毛四”等几个流氓团伙,为壮大势力、争夺地盘,几度刀枪相见。在外区打、在矿上打,最后在市内火车站前、市领导办公和居住的红旗大街上展开枪战,火并中致使多人伤亡。“毛四”曾因抢劫罪被判刑8年,保外就医纠集团伙成员常出没于酒店舞厅白吃白喝,用威胁手段从个体户处强拉“赞助”,在地面上“抢码头”、敲诈勒索、抢男霸女、设赌抽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先后打伤26人、重伤致残7人,劫持强奸妇女8人。“毛四”看上哪个女孩子,便非搞到手不可,甚至指使同伙光天化日下把女青年劫到车上,拉到窝点施暴。而这8名女子中有7名在“毛四”受审时拒绝举证,可见恶势力的淫威。
紧邻鹤岗市的佳木斯“刀枪炮”力量更强一些。团伙成员吴大为一次在郊区市场买菜,买完不给钱。卖菜的农村少女稍有微词,吴便拳脚相加,砸烂摊床。少女屈辱不堪,第二天跳江自杀。吴逼死人命后若无其事,不久又将另一个女商贩殴打致残,使她不能行走。短短两年里,郊区市场上800名商贩中有700多名遭到过吴的打骂,吴从中非法敛财7万多元。据不完全统计,像吴大为这样的团伙分子,在佳木斯各市场有200余人。已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一大隐患。这些人随身带武器,随时可能行凶伤人。有一次,团伙成员周白义去酒吧,叫了女人到小房间里厮混,一个顾客路过门口,无意中掀了门帘,周即大发雷霆,拔枪就射,当场打死1人,打伤7人。又一次,一个团伙头目王义士在“夜沙龙”酒吧寻欢作乐,场子里有个个体户看了他一眼,王就掏枪向其连开5枪,将那个打成重伤。这些人还敢把矛头指向公安民警。1992年,市工商治安队民警刘任忠的弟弟与团伙成员李国滨、张静民发生口角,刘任忠加以制止。李、张二人为了报复,找来10多个人坐两辆出租车开到刘家,把刘任忠从屋里拽出,驾上出租车,用刀将刘的大腿筋挑断。刘反抗,二犯又将他拉到四丰山乱刀捅死,抢走手枪。这些团伙成员还几乎都有淫乱、流氓强奸犯罪行为。有的有组织地拐卖妇女“南下”卖淫,被拐卖妇女往往先被团伙成员强奸、轮奸。势头最旺时,“刀枪炮”公开走上街头示威。1993年两个流氓团伙打仗,一名叫韩捷的被打死。出殡那天,他所在的团伙为制造影响,出动了150多辆汽车,绕行市委、市公安局门前,鸣笛致哀,车队里居然还有公安民警和政府干部同行。
鉴于“刀枪炮”团伙对社会治安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危害,自1992年、特别是1993年以来,各地公安部门在当地党政领导的部署下,采取集中专项打击和随时整治相结合的办法,对这些团伙进行了快节奏、不间断的严厉打击和治理,摧毁了大量团伙组织,捕获了许多团伙成员,收缴了无数枪支武器,镇压了团伙犯罪的嚣张气焰,从根本上扭转了社会治安的形势。
鹤岗市的“刀枪炮”一度也很猖狂,经过多次打击,已兴不起大的风浪。大部分团伙成员都在警方视线的控制之下,不敢太公开活动。但警方也清楚,现在的团伙犯罪更隐蔽、更狡猾。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社会闲散人员增加,诱发犯罪的因素应该说比以住更多。假如“1.28”大案真是“刀枪炮”所为,那么说明警方的工作中还有严重漏洞。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一致赞同对全市“刀枪炮”团伙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要同清查猎枪结合起来。毕竟可以肯定,此次作案是个团伙。
“还有两方面工作不能忽视,”何局长用力敲敲桌面,“一个是要尽快弄清现场使用炸药的种类、数量,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一个是要在三所一院广泛开展揭发检举、提供线索的工作,可以戴罪立功、立功受奖。清查中该抓的就抓进去,既可以打击各种犯罪,也可能扩大线索来源。”他的脸色在与会者眼里愈发严肃:“再强调一遍,各方面都要把责任切实担当起来,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人们都有知道,这次在领导方面是不会客气了,上面也不会领导客气。
所谓“三所一院”是看守所、收审所、枸留所、劳动教养院。每次发生大案,这些部门都要被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协查,发动在押人员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情况。一旦发现重要物证,物证也往往带到这些地方来寻找指认者,因为被关押的多是在黑道上跑的人,同行之间互相熟悉。此外,被关着的人也比外面的人更急于表功。
会议一直开到夜里两点钟,但凡可能发展为侦查方向的方面都布置有人去做,谁也不能肯定那方面的工作无效。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侦查工作比之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大案上讲究大兵团作战,实行专业侦查与如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式,各条战线全面铺开。这一套作法耗费资金、人力、但常常产生意外的收获。如北京侦破1996年轰动全国的“2.8”、“6.3”、“8.27”连续抢劫银行运钞车特大案件,从2月干到9月,不知投入多少力量,最终还是靠调整方向后的人海战术结案。亚运村汇园公寓保卫部人员不厌其烦地一张一张翻进门登记簿;长城饭店停车场一名负责任的职工拿着字条不厌其烦地一辆车一辆车查对,还越过职责范围到亮马河大厦停车场找。两个人都立了功,而他们只是无数被动员起来的人们中的两个。他们不是民警,其中只要有一个稍微松懈,都会错过唯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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