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主管部门“对廖君记者依法处理”，因报道受害者应“依法诉讼”

请新闻主管机构“对廖君记者依法处理”，因报道受害者因“依法”对其发起诉讼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成了网红。她自称从2019年12月30日开始，到2020年3月7日止，共发布了500多篇公开报道、90多篇参考文章，成为抗击疫情路上的巾帼英雄，是“逆行者”。有关部门还邀请她作为巾帼英雄代表发言，号召公众学习她的精神。

她自称，“去年12月30日晚7点，获悉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下发两份红头文件后，第一时间上报给分社社长唐卫彬和总编室值班领导。在分社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种渠道证实，发出了关于武汉此次疫情报道的首篇稿件。”

这篇稿件内容是什么，遍查网络并无任何踪迹，也可能是内参，不公开面向公众展示。但是，她随后在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1日的两篇报道却可以看出她的报道方向。

这两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廖君记者坐在被她污蔑的李文亮医生的同行之间，羞愧吗？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这两篇报道的内容完全是颠倒黑白，属于典型的假新闻。这次新冠肺炎不但人传染人，而且传染力特强，只要几秒钟就可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国家卫健委、武汉市等政府机构也向李文亮医生的病逝表示深切哀悼，中央纪委、监察委在2月7日便组成中央调查组前往武汉调查李文亮医生被训诫的真相。

按照常理，有关机构发布信息，媒体在报道相关信息时，必须严格甄别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不能因为发布者是政府机构就完全相信，媒体机构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能沦为政府机构的传声筒。尤其是新华社这样的国家通讯社，不但是新闻机构，还通过内参等手段具有一定的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功能。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自己家庭内部成员还有医生背景，按理说是有条件核实李文亮医生的言论是否是谣言，是否应该被训诫，而且也有条件核实新发生的肺炎是否会人传染人。不能因为要抢发新闻，就按照有关政府机构的口径乱给新闻当事人扣帽子，搞舆论审判，这个不但对当事人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可能会对社会事件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的两篇报道，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大媒体纷纷转发，连央视也接连报道很多次，这个对当事的李文亮等医生造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是否与心理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应该也是中央调查组应该认真追查的。更为可恶的是，由于新华社的职能原因，中央领导在很多事件上的判断，要依靠新华社这样的报道来作为依据，一旦新华社的报道内容失实，会给中央领导造成误判。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国家层面的操作失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中央领导依据了廖君这样的失实报道。

新冠肺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恐怕要以万亿为计算，那么，这些受损的机构和个人、因为报道被延误治疗的死者家属，是不是应该依法向廖君发起民事诉讼，要求廖君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

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订的法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新闻记者……不得编发虚假报道，不得刊播虚假新闻，不得徇私隐匿应报道的新闻事实。”

第二十八条规定：“ 新闻机构不得聘用存在搞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利用新闻报道谋取不正当利益、违法使用新闻记者证等不良从业记录的人员。”

第三十五条规定：“新闻机构工作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新闻记者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编发虚假报道的”。

廖君记者明显是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法规，不但编写了虚假新闻，而且在这次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疫情中间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新闻出版主管机构应该对其依法作出处理。（宋阳标）

此文连写带排版到发布约四十分钟，所以廖记者每天发八篇新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能容忍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