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间存不存在纯粹的友谊，从戴望舒和萧红说起
有一个问题大家常常爱问，就是男女之间存不存在纯粹的友谊。我是什么问题都喜欢从诗里面找答案，关于这个问题，就从诗人戴望舒的诗里找到了答案：那种超越了男女之情的伟大友谊是存在的。
提起戴望舒，我们都会想起他的名诗《雨巷》：
写得很浪漫、很多情，戴望舒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但是我要说的并不是《雨巷》，而是一首写友情的诗，叫做《萧红墓畔口占》。看标题就知道，这是戴望舒写给天才小说家萧红的悼亡诗。
萧红是一个悲情人物，也是一个争议人物。她才华出众，号称“文学洛神”，但是性格太过单纯，行事风格也远远超出了她所处时代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所以一生坎坷不幸：她遇到过渣男，遭受过家暴、劈腿、抛弃，失去过亲生骨肉，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还要背负着各种误解和非议。就是在今天，指责她太能作、太不检点，认为她的遭际全是咎由自取的，估计也大有人在吧。
萧红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的圣士提反医院病逝，年仅三十一岁。她的死并非必然，是肺结核病、庸医误诊和日寇轰炸延误治疗这几个因素综合促成的，她短暂一生的结尾更有一层悲剧性色彩。
她死前的心情极度寂寞凄凉，所以她在纸上写下两行字：“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未完全实现的抱负，还有来自他人的恶意，她的这两个心结到死都解不开。
萧红的遗愿有四条，其中一条是希望将自己暂时埋在面向大海的风景区，将来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当时香港沦陷，做什么事都不容易，连骨灰罐都是用花瓶凑合的，所以她的部分骨灰就由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草草安葬在浅水湾的山坡上，面朝大海。
戴望舒曾经先后四次去萧红墓前凭吊，第一次是1942年夏天，萧红去世半年以后，跟叶灵凤一起去的。他之所以隔了半年才去，是因为他本人在当年春天也经历了一场浩劫：他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
日寇占领香港以后，把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一个个抓来审问，有抗日嫌疑的就囚禁在牢中。戴望舒也遭到逮捕，日本人拿着一份抗日作家的名单要他指认，名单上就有萧红丈夫端木蕻良的名字。戴望舒觉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端木很多文章，说不认识的话对方肯定不信，况且端木已经逃离香港、没有危险了，就随口承认说与端木相识。因此，他作为抗日分子被关进了监狱。
戴望舒入狱后遭受了日本人酷刑，但表现得非常英勇，还写下一首名作《狱中题壁》，决意慷慨赴死。他在诗中假设自己已经为国捐躯，在死后盼望着战友们回来，用胜利为自己招魂：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1944年9月，戴望舒第二次去凭吊萧红，《萧红墓畔口占》这首诗就是那次写的。诗非常短，只有四句，但是朴素有力，每一句都有深意：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是说他这次是一个人去拜谒的，要步行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还有一点他没有明说，就是他还要躲开日本人，因为萧红是抗日作家，日本人是严禁去扫墓的。所以说，这趟行程既艰难又要冒一定风险，更何况他本人还患有严重的哮喘。可是戴望舒不止一次去看萧红，这足以说明他对这份友情有多么看重，足以见出他满满的诚意。
其实戴望舒和萧红算不上特别近的朋友，他们主要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戴望舒在《星岛日报》主编《星座》副刊，发表了不少萧红的作品，包括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当然，萧红也多次参加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的活动。
那他这么执着地一次次来扫墓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句，“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们一般扫墓，都会很正式地献上一束白菊花之类的；但是他却不太合常规地献了一束红山茶给她，显得有点随意，其实这恰恰暗含了他对萧红的认可和敬重。一个是红山茶的红呼应了萧红的名字。另一个是，鲜艳的红山茶的花语是谦逊和高洁，说明他认为，谦逊和高洁跟萧红的人格才匹配。一束红山茶背后，是深深的懂得。
戴望舒对萧红的懂得是全方位的。首先，它是一种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是他对萧红才华的认可、对她英年早逝的惋惜。其次是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际，都经历了祖国山河遭敌人蹂躏，从内地辗转流落到香港，又赶上日寇的占领，萧红的死和他自己的系狱都是整个民族苦难的一部分。最后一点，是他个人与萧红的同病相怜。萧红情路坎坷，又一生为流言所苦；戴望舒当时也经历了婚变，有过服毒自杀的经历，内心极度苦闷。可以说，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寂寞”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这种寂寞之中，他特别希望跟长眠地下的萧红对话，与老朋友互相倾诉痛苦和烦恼。我们从第三句的“我等待着”，就能体会到这种急迫感，他明知不可能，仍然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长夜漫漫”，并不是说他是在夜里前来凭吊的，而是暗指黑暗的现实、凄凉的心境，特别是日寇占领下人心的憋闷和持久的忍耐。“长夜漫漫”，也是在说，我们一起等待天亮、等待胜利。
最后一句“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斯人已逝，萧红不能跟生者交谈了。但是不交谈不意味着没有交流，戴望舒从萧红的角度出发，跟她一起倾听海涛的声音，在无言中跨过了生死的界限，达成了更深的理解。
“闲话”二字值得特别注意，它暗指了萧红生前承受的各种不理解、各种闲言碎语、各种泼脏水。所以戴望舒把萧红写成了这样的形象：对这种“闲话”表现得又淡然又超脱，完全不在意。这说明，他对萧红怀有深深的同情，深知唾沫星子淹死人有多可怕，也是在祝福萧红，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再不用面对那些妒忌、恶意和虚伪的道德审判，再不会受到伤害了。
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图源网络
我们再想想萧红的遭遇，就会非常感慨。跟她生命里那些总是辜负她的渣男相比，戴望舒这样一个普通朋友却更懂她，懂她的寂寞，懂她的痛苦，也懂她的纯洁；所以他才能够一次次长途跋涉去她墓前，在她已经不知情的情况下静静陪伴、安慰，也从她那里获得心灵的力量，获得生的勇气。这种超越了男女之情的友情，显得特别温暖、特别可贵。
戴望舒这首诗写得非常好，跟他早期的名作《雨巷》相比，少了些婉约、唯美，多了一种从容、成熟和质朴。它被认为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诗人臧棣还围绕这首诗专文讨论“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抛开这首诗在精湛的诗歌技艺方面达到的高度，它所传递的感人力量，还有戴望舒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敬赞佩；我也愿意把他向萧红奉献的珍贵友谊称为伟大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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