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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里写过，在传统社会，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事情。我引了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例子讲，当时有观念认为结婚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关系了。因为那时候，婚姻的精神是责任，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而爱情是另一回事。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到了一百多年前，“为爱成婚”的观念才开始流行。爱情和婚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爱情和婚姻这种特殊的结合会带来危机，但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两个因素阻止了。一个是男女不平等。男性主导的威权结构使得家庭稳定，但这个稳定是以一方受到压制为代价的。第二是双方的依赖。男性在家务上不独立，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对方稀缺的资源。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爱情和婚姻混在一起的问题逐渐暴露了。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了。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她在关系当中可能蛮难做到平等的。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大概率如此。所以女性的经济自主——其实男性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一个硬核经验。如果现在的男生说“我养你”，女生可能会想“谁要你养啊”。这种情况下，维系双方在一起的功能性需要改变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但是“喜欢”“愿意”是会变的，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上，就使得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在感情中，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个人喜不喜欢你，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不喜欢你，或者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很可能不是单纯因为你工资不够高、才华不够好、容貌不够漂亮。爱情比较致命的地方是，一个人在关系中的“不喜欢”“不愿意”，是对另一个人的全面评价以及综合否定，这是很大的打击。《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对于人生意义、自由和公平的深度思考和阐释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也更多样了，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主观性就更高，而它带来的打击、造成的后果都会变成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让我们困惑：有时候和别人讨论问题，对方一句“我喜欢”“我愿意”，似乎就无法反驳了；一句“我不在乎”，就可以否定讨论的价值。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有时甚至显得合理。由自己来判断，自己作为最高的标准，这一方面让人处在解放了的轻松和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信任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信任有的时候很强大，但它也会很脆弱，因为信任的前提就是“有可能背叛、有可能被辜负”，所以信任才是一种能力和一个可贵的品质。也就是说，信任总是有风险的。而当一个人在感情中谈条件时，“信任”就放在了被质疑、被拷问的位置。比如说像婚前约定协议，在西方很早就有了。他们有一个习惯是，可以把事情摊开说，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感情。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也会有麻烦。但对于“该算的时候就要算”，他们更习惯、更能接受一些。而我们更喜欢用默认的方式。中国有一个文化，我们只要“感情好”了，我们就不算账，我们可能会觉得在爱情中加入婚前协定很膈应。传统社会稳定性强一点，用默认的方式大概率还是行得通的。到了今天，默认的方式风险就变高了。比如对于某件事，我以为是这样，原来你不是这样想的，我就感到被辜负了。但是如果用算账的方式呢，比如两个人要结婚了，其中一方把律师约来，两人坐在一起签婚前协议，在签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人就想，这算怎么回事啊，算了，我们不要结了吧。计算这件事可能会破坏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计算和感情分开，分别地就事论事。我们理性计算的那一部分，和我们全情投入的那一部分，它们好像有一种不兼容性。所以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两个人的感情、婚姻，需要谈判，需要一个契约，但事先做好协议，又会损伤感情。全部拧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多感情问题等待被讨论。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对象、伴侣，或者可能的伴侣和对象，到处钓鱼，到处撒网，我们的“不能容忍”和传统是一致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不能容忍”仍旧是现在主流的参照标准，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顾忌这个标准，会去“越轨”、“犯规”、成为“渣男渣女”呢？这里面是有模糊的地方的。
那些被评判为“渣男渣女”“海王海后”的人，可能和控诉他们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可能其实是共享同一套逻辑，害怕受到伤害，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付出是不一定有回报的，自己很可能会被辜负的。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彼此双方选择的感情状态就是暧昧，两个人对彼此有点儿意思，但谁也没有给这段关系一个定义。“在一起”成了一个变量、一个互动状态，随时浮动。比如你可能有50%的几率和这个人在一起，突然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50%就变成30%，而双方也许没有达成共识，很容易就出现了“渣男渣女”“海王海后”。理性的、自利的态度，原本是挺好的。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一个普遍蔓延不安全感的环境，这就会使得人们的互动成本特别高，大家都在猜测、揣摩、怀疑……你发一条微信，他回这么一个表情，意味着什么？查查百度，看看文章，然而又不一定对。一个低安全感的文化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我相信有真正的“海王”或者说“情场老手”，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哪会有现在说的这么多呢？他会精神分裂的，心理学上不支持这样的人。除非他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比如他是一个间谍，身负某种任务等等。一般人是不愿意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的。做渣男、渣女也需要天赋，这种人在严格意义上把其他人当作满足嗜好和欲望的工具，他要有非常冷酷无情的心，他要能够操纵人。我不鼓励愣头青。我鼓励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里面是有判断的。勇气和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你的判断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勇敢，所以勇敢才是美德。但勇敢和没有判断的勇敢——鲁莽——是一定要分清楚的。而且，勇敢本身会塑造关系，而关系又会塑造一个人。恋爱是这样，好的朋友关系也是如此。你要舍得自己去经历一段感情，但遇到挫折时，你不是责备自己，而是反思自己。最深刻、最长久、对你最有益的是，把痛苦的情绪和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它会重新塑造你，滋养你，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来源，你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否则，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里，如果你用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标准来生活，你能怎么办？你就只能独处。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单身或者不婚，并不是完全不交往，而是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这个自我的空间不容侵入。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去交往，但这种交往是局部性的、有限的关系，没有办法使人体验到最深的感情的美丽。有时候那些好的、动人的恋爱故事恰恰是，最初的两个独身主义者，因为爱情淹没了自己，就把自己交出去了。当然，也许这也是一种风险吧。我特别喜欢伊桑·霍克演的《爱在》三部曲。最后两个相爱的人成婚了，但是当年那个光环都去掉了，他们有争吵，有孩子。电影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是有关联的，你需要有过那样一种非常忘我的爱情，才会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我给电影《革命之路》写过一篇影评，说爱情像革命，婚姻像制度。革命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的理性，听凭自己心灵的召唤。但是过日子，要有好多安排、机制，这是治理。大家看到的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到婚姻都会有一种幻灭感。好比法国大革命，就造成了一个制度，其实是特别不如人意。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记忆，即便它会被淡化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漫长岁月里，它也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让你重温，它有它的力量。所以，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悲观的、沮丧的气氛里，为什么大家还会看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其实内心还有所向往。只是我们的诉求是：需要伴侣；同时我们不舍得让自己的自主性、独特性受到干扰。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或者说生活在孤独这样的选择后果中，人要很强大的。《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呈现观念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澄清我们的处境与自我理解
这怎么办呢？我再次提一个背景，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间”。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拗口，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当这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自由时，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彼此之间的交谈”。我们需要灵魂伴侣、笔友、恋人、朋友等等，需要包容的、谅解的、交谈的关系。之前谈到“渣男渣女”时提到的工具理性，它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但人类在“系统”之外，还有生活世界。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理想的爱情仍然作为一种想象存在着，要不然现在的人不会感到那么无力，那么悲哀。爱情还有什么价值？我觉得两个特别重要，一个是，人要承认，每个人都是凡人。但是爱情非常奇妙，当你进入那种经典的浪漫爱情时，在世界上的另一个人那儿，你能得到彻底的、无限的、至高的承认——你是最好的。在其他生活中，你学术再好，总有人比你好，你挣钱再多，总有人比你多。但唯有在爱情这件事里，每个凡人都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非常了不得。爱情是上天给凡人的恩宠。 第二点，在那种经典的爱情里我喜欢那个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他提出“minimal form of communism”，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什么是小型共产主义？就是我奉献，但不是单向的付出。我奉献以后，在你的幸福中同时感到我的幸福。你越幸福，我也越幸福。这里的理想关系是：你越是你自己，你越是被另外一个人爱。两个人的“小型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即“我最大的心愿，是使你幸福，所以我在成全你的时候，是满足了我自己最深层的希望”。本文节选自GQ中国刘擎访谈节目和《看理想》梁文道，刘擎，周濂三人谈，经刘擎授权发出。~the end~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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