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孤高的北大老友,终身不婚,股市暴击后跌入深渊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门延文
忆老友门延文
文/ 范伟
这些日子,每当想起这个名字后面的人,总是觉得奇怪:难道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是真的吗?
一年来一两次有数的聚会,脑袋里都会冷不丁闪过一个念头,这家伙怎么没来?谈到某个话题,或者在某个热闹的瞬间,又不由会想:这家伙要是在,肯定会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相信他“不在了”这件事。
我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认识的。1984年秋天,我们一起入北大中文系就读。我和他分属不同专业,他在古典文献专业,我在汉语专业。尽管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有时候也一起上某些基础课和公共课,却没有什么来往。至于怎么熟悉起来,却完全忘记了。只知道这个人名叫“门延文”,来自山东龙口,老家离蓬莱仙境不远。
入学后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北大校报上。文章以“啊,我从渤海之滨来到未名湖畔”开头,然后如何如何。起初,他对这件事有几分得意,到后来,他突然敏感起来,谁要是提起这件事他就满面涨红,怒不可遏。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他是受一个在校报当编辑、也是他的中学校友的师兄鼓动,写了这么一篇在他事后看来简直是犯傻的幼稚之作。这可说是一个对自己期许甚高的人对青春“少作”的一种过度反应。
他身材中等,但显得高大,走路时整个身子向前倾斜,有时又向后仰,表情满不在乎,给人一种傲慢之感,像是随时要跟人争辩,争斗。他喜欢高谈阔论,但并不善于高谈阔论,因而退而求其次,经常故作惊人之语,至少在语气上如此。
在大学时他便是一个有趣的、漫画式的人物。他的言谈里有一种夸张的成分,有一种制造效果的企图,让人难以认真对待。他这种做派,部分是为了逗朋友们开心,部分是为了张扬自己的个性,希望自己的谈吐具有某种超越凡庸的高度。
门延文2018年在清华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排演过一出话剧,他报名参加。分配演员的时候,我把剧本拿给他看,他从中挑了一个“颓废者”的角色,试着排练了几回之后,因为语调里有一种难以去除的“舞台腔”,听的人和他自己都感到难受,他最后放弃了。但他很认同“颓废者”这个角色。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体面的颓废者”。
我们真正的友谊是从毕业以后开始的。
毕业后他分配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我则辗转回到了老家石家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他突然跑到石家庄找我。那天我不知为什么没有上班。因为事先没有电话或通信联系,整整一天,他在我供过职的单位四处找我,声称是我的大学班主任,受到我一个又一个同事和前同事的接待。我的同事们大都对他的“班主任”身份将信将疑,事后都疑惑地问我:北京来的那人是你班主任吗?这些循规蹈矩的人很少见过他这种疯疯癫癫的家伙。后来他又到石家庄来过几次,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喝顿酒,聊聊天。而这之后我每次到北京,也基本上都是跟他厮混在一起。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们俩先后辞去了公职,成了自由职业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兼有自谦和骄傲双重意味的网名:“孙山”。那段时间,他在搜狐网站开了一个专栏,差不多把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大学时期的人和事全都写了个遍。他的文字里有难得的热情,有时一时搂不住,甚至会在真名真姓的文章里加入一些无伤大雅的虚构。
2002年秋天,我移居北京生活。大约是在这年的冬天,我把他介绍给了《手稿》杂志的骆驼、张松等老友。克服了最初的矜持后,他很快认同了这个特别的文学圈子,和诗人骆驼等人可谓一见如故,之后立刻活跃在当时的《手稿在线》论坛上。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以后就这儿了。”他把这个论坛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根据地。”
他这辈子最钟爱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他不光给这本书做注,还孳孳矻矻把它译成了白话本。他喜欢那些千载以上言行奇特的人物。他自己在别人看来也差不多是一个“世说”里的怪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中的几个朋友在《青年参考》副刊上写专栏文章,他知道后说:“我靠,这事儿没有我怎么行!”立刻动手给编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几个给贵报写稿的家伙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也要在你们那儿开个专栏。”当时在《青年参考》副刊主持笔政的是李利群,李利群收到邮件后乐不可支,立刻把他纳入了自己的作者群。他经常吃饭的一个饭馆的墙上挂着各种名人光临该馆的照片,有一天吃着饭,他突然把服务员叫过来,指着那面墙说,你们应该挂上我的照片。服务员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你们这儿的非著名顾客。几十年来他做过不少类似的极有“非名人轶事”色彩的古怪事。
他喜欢下断语,不光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你这个轻浮的家伙!”“我这种好色之徒!”“我这种德高望重的人!”“我他妈正经是一个体面人!”“我哪儿配!”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修辞,至于你为什么轻浮,他为什么体面、为什么德高望重,他才懒得解释。这些断语有助于聚会的气氛。他这么说并不单纯为了说笑,他真心希望别人把他看作一个严肃的人,一个比他外表和言谈看起来更为重要的人。既然没有人发现这一点,他干脆自己说出来。也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确很注意仪表和风度,但当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自己反倒忘了。
说到感情生活,他不止一次半真半假地陷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但你不能说他的感情不真挚,不浓烈。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不愿意或不能够承受随“爱情”而来的种种束缚和麻烦。他几次跟已经到谈婚论嫁程度的女友闹得不欢而散,他很委屈,每每对我说:“咱们这种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从来不会对女人不好……从来都是向她们致敬的……”他经常设想这样一种盛况:有朝一日把所有交往过的女朋友召集在一起“开个会”。他喜欢“开会”,所有可心思、对胃口的事日后都打算要“开个会”,至于开个会干什么,他并不愿多想。事实上,“开会”对他来说却是个负担。一旦超过三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讨论或发言常常变成叫喊:“这个这个这个……”一声比一声高,但你只要理解他的情绪和意思,也就得了。
他一直没有结婚。在这方面,家人的期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身为山东人,他经常抨击山东是孔孟之道的重灾区,自己是孔孟之道的受害者。他是个孝子,以前差不多每年都会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住一段时间。住在一起的时候,父母经常苦口婆心劝他结个婚,成个家,为此,他没少生闷气。有一天实在听烦了,他对父母发狠道:“你们这样做会付出代价的。等我成功那一天,开庆功会的时候,我决不请你们到主席台就坐,你们可别后悔。我本来是打算请你们的!”年迈的父母听了他这番话,不由面面相觑,觉得这个老儿子彻底疯了。他到最后也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他表面上钟情于庆功会,但他这辈子一直甘愿坐在生活舞台的最后一排,羞与“虎狼、鸡豕”同争食——在他各种怪诞任性的行为里,难道没有几分深厚的人间至情和人间真理吗?
作为一个单身汉,他很重视保养和健康,很早就加入了养生的行列。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睡眠、颈椎、肾和肝,每次约好到他的住处,他都会估摸着时间,提前把茶泡好,等你到来后,捏一撮枸杞之类的东西放进去,他把这种自制饮料称为“革命动力”。
他一直独身一人生活。老友聚会是他唯一借以取暖的火堆。他的胃口总是很好,对一切赏心乐事都兴致勃勃,喜欢说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话,希望把聚会气氛弄得旺旺的。他不止一次喝多了酒,以先知的口吻对在座的朋友们说:“我发现这个屋子里的人都会活到八十岁以上,运气最差的那个人还能长命百岁。”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若在场,一切都刚刚好,你还有望从他口中听到几句字斟句酌的隽语,他若不在,你就会觉得缺点儿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更挑剔,也更随和。跟朋友在一起,他虽然易怒,好斗,但事后很容易自责,很容易原谅别人。近几年,每次聚会,他都会带一两瓶地方名酒和几包名茶,在人们到齐之前或中途什么时候,他会突然起身,到附近的小店买一包瓜子或一些时鲜水果。
我始终记得他的目光,那是略带傲慢的目光,也是孤独失落的目光。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交换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荒唐事儿,最后都以自嘲告终。每一次交谈,不管多长时间,都只能算是各自的独白或半独白,似乎都觉得还不到真正说体己话的时候。
2016年是他的收获之年,他出了一本作品集,取名《风马牛集》,有朋友建议叫《不靠谱集》,他笑着不置可否。每次打开书浏览,我都会看见他脸上特有的诡谲、促狭的笑容。尽管他并不以作家鸣世,他却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事着有害健康的生产,承受着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作家的所有压力和命运。他的文章里有一种特别的闲散的深度,直抵存在本身。读他的文章,我总会想到“庆典”两个字。他有深情温厚的一面,也有逗乐的一面。他对时代新风尚很敏感,他经常宣布:“咱他妈的也得与时俱进!咱也得说两句,否则就捞不着说了!”嘴里还经常冒出一些“不明觉厉”、“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类不明觉厉的话。谈到写作,他有很多构思和想象中的大文章。有时候,说到得意处,他又会突然刹住:“可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把气儿给漏了……”
门延文作品《风马牛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20年10月的一次《手稿》老友聚会上。席间大伙儿重提了“这是过去十年里最坏的一年,也是今后十年里最好的一年”的老话。凌晨回家的时候,我们俩打了同一辆出租车。我问他在干什么,他用一贯轻嘲的口吻说在炒股,像是在说一个笑话。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聊了聊各自的身体和睡眠情况。关于股票的事,我没有再细问,他也没有再细说。我的确是当一个笑话听的。不用问,我认为他是把这件事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调剂。这年头,谁会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和韭菜”的股市里去讨生活,谁会把把炒股当作谋生手段呢?
没想到,这竟是一个大灾难。
很多年来,他靠出租房子生活。现在想来,他对这种生活是不满意的。这跟他对自己的期许相距太远。从事后拼接起来的情况看,2020年,他孤注一掷,卖掉了一直出租的房子,投身到股市之中。这件事既费解,又易懂——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在为自己鼓气,希望“用智慧换财富”,为自己心目中体面的、富有安全感的老年生活做最后一搏。
他到底是怎么走上炒股这条路的?不知道。只知道时代的锤子、凿子和斧头在几个月之内暴击了他,时代的砖石、瓦砾和灰堆在几个月之内劈头盖脸落在了他的身上。
是的,这是一个大灾难,这个灾难使一向高傲的他遭受到了亏损和失眠的双重折磨。更为糟糕的是,这回的折磨,既不是为了爱情,也不是为了文艺女神,而是为了他一向瞧不起的“阿堵物”,这是他不能忍受,也不堪忍受的。他期待的是股市中持续的金花四溅,结果却在几个回合之后一头栽进了亏损的深渊,成了一个溺水的人。
他所遭受的这种灾难是可怕的,毁灭性的。难道没有别的出路了?从结果上看,的确没有。他的心灵结构和神经官能承受不了这种粗俗的打击和折磨。他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低估了镰刀的威力。他的身体很快就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的抑郁症爆发了,加重了。炒股失利虽然不是导致他抑郁的最重要的原因,却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他的身心经历了怎样的痛楚和煎熬。但他最终把世俗的一切全都像“敝履”一般摒弃掉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在追问生命的真相和意义。他在微信里和一位老友详细探讨过破除“我执”的途径,并明确预告了自己的归宿——只是,谁能把这种形而上的讨论当真呢?
那天是2021年4月24日。他走得很从容,计划得也很周到,一切都安排得清清爽爽,斩钉截铁,一如他的风格。只有这个时候你才突然发现,那个嬉笑怒骂的他的背后,另有一个敏感、悲观、绝望的他。
有人——包括跟他很亲近的人——分析说他有北大人可厌的毛病,是这些毛病害了他。作为老同学和老朋友,我没有什么可为他辩解的,因为他们说的那些毛病远远不够,北大人的毛病比他们所指出的还要多得多。
正像他的一个前女友所说,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快活的,他选择这样离开也没有什么遗憾。这是对的。只要想想自己蝇营狗苟的生活,想想自己面临的诸般困境和日见稀少的乐趣,对于他的离去,就会有几分释然。在出事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即使见到了,也不会真正了解他的心事和情绪,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作为老同学和老朋友,我们吞下了失去他的苦果。现在,庆功会、历任女友见面会、抓住时机“说两句”的什么会,统统化为了乌有。
这一年来,偶尔想起他,我的脑袋里就回响起叶赛宁弃世前的诗句:再见吧,朋友,不必话别和握手/心儿莫悲伤,双眉别紧皱/过这样的生活死去并不新鲜/当然,活下去又何新鲜之有。
一年了。一切都过去了。如今,他再也不需要爱情,也不需要友谊和“根据地”了。我相信他在最后一刻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或许还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现在想来,他的确是个体面人:他没有被病患困住,也没有过分被生存困境侮辱。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他离开后的这一年,我一直想写一点纪念文字,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今年三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他,突然很想跟他说说话,于是写下了几句分行文字。现将这几句不知所云的话附在后面,权且当作这篇难产文字的结尾:
致老友十四句
老伙计——说点儿什么好。近一年来,每当想起你,我的脑袋里就浮现出你昂藏的样子。
你喜作断语,决不稍加解释,唯恐落入言筌,不光针对别人
也针对自己:“我他妈正经是个体面人……我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你这样一个轻浮的家伙……我哪儿配……”
你不止一次半真半假地陷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你一直计划
搞一个豪华“庆典”,把所有与你有过深交的女友召集在一起“开个会”,
这件事足可写入你的《不靠谱集》,你一个人的《世说新语》。
你打坐、吃补品,给自己下药,追求某种高峰体验和爆炸性效果,直到
信了“赌”,卖了屋,被那操蛋的绿色数字和k线困住。
你突然与这个世界诀别,让人不由相信,养生和厌世其实是一回事。
有人——包括和你很亲近的人——都认为是名校的毛病害了你,你的回答必定是
“你们他妈怎么能用俗人的标准看待我……”
如今,我很想跟这个从渤海之滨来到未名湖畔的人一起坐上一会儿,
听他叹息,吹气,字斟句酌地胡扯——竟再也不能。
2022年5月24日
范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我的倒儿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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