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第三年，三黑成了蹬三轮车的“麻木”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三黑
文/朱子厚
二〇〇三年秋，我岳父心脏病突发，住进了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现为中部战区总医院）。第二天，我到单位请了假，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和水果去病房探望。问了几句关切的话后，头一天就在那里照顾岳父的老婆告诉我：“三黑也住院了，就在隔壁病房。” 我愣了一下，“三黑？！……” 自从我大学毕业去了银行工作后，几乎有二十年都没见过他了。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以病残生的身份进工厂的。那时，我刚满十六岁，又矮又瘦，眼睛高度近视。几个月后，厂里又进了一批从农村招回的知青。我就是从那群新工人中，认识了大我四、五岁的三黑，并与他成了朋友。
三黑姓张，大名就叫张三黑。在他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三黑，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黑黝黝的大脸上，有一双向外突出的眼睛。头发很粗且是竖起来的，常常是胡子拉碴。说起话来大嗓门，生气时，瞪起一对金鱼眼，大声吼叫，令人生畏——这也许是那时弱小的我选中三黑做朋友的根本原因，即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好在，三黑的几颗虎牙在厚厚的嘴唇外，看起来似乎面带微笑，给人一副亲近的感觉。
三黑是个踏实勤快的工人。三十岁找了一个工人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姑娘。姑娘初中毕业后，也当了工人。那个年代，人们坚信“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巨大的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一个工人只需掌握操作技术，完成任务指标，遵守劳动纪律，就可按月领取工资。所以，尽管三黑这个普通工人之家并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可谁能料到，忽然一声晴天霹雳，“下岗潮”来了！三黑一家相继下岗。
“下岗”，是中国发明的特色词汇之一。专指工厂、企业倒闭或裁员，遣散解雇员工。这些失业者被称为“下岗职工”或“下岗工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共有几千万“下岗工人”，东北工业老基地数量最多。这些下岗工人，大多数已步入中年，上有老人，下有未成年的孩子，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一直听党的话，安心本职工作，发挥一个小小螺丝钉的作用。至今仅仅只会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技能，没有其他别的专长。突然一下失业了，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能够胜任的工作？何况，有那么多下岗工人都在寻找，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空余工作岗位？没有了工作，也就断了经济来源，下岗工人拿什么养家糊口？
下岗工人的窘困，我是亲眼所见的。我住的这条小街上，有一对双双下岗的夫妇，成天觍着脸四处求人，仍旧找不到新工作，只好靠捡垃圾为生。白天怕丢人，等天一擦黑，就戴上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出去。像电影中，旧社会的地下工作者。因堆放捡回来的废品有异味，常常引起邻居的不满而吵架。夫妇俩只生了一胎，却是一对双胞胎儿子。在计划生育的年代，不知得到了多少独生子女（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儿）家庭的羡慕。靠捡废品卖钱不够一家四口的开销，只能省吃俭用。十天半月也难得吃上一次荤，每餐只炒两个素菜。家里两个刚上初中的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里顾得上孝敬父母，关心他人。一上桌就把两碗菜一扫而光。等孩子们吃完，夫妇俩这才将菜碗里剩在碗底的一点点菜汤，倒进自己的饭碗里……
三黑一家同千千万万个下岗家庭一样，找不到新工作，只有啃之前存下的为数不多的老本。熬到下岗的第三年，三黑的运气来了！他当上了蹬三轮车运乘客的“麻木”。三黑凑不齐电动三轮车的钱，只好买了便宜许多的人力三轮车。
武汉人将人力三轮车以及车夫都称为“麻木”。除了习惯用劳动工具来称呼劳动者之外（如称挑夫为“扁担”），还有一个缘由：因为蹬三轮车是个力气活儿，从业者都是壮年汉子，好酗酒，酒量大。喝醉了之后，反应迟钝麻木，故称三轮车夫为“麻木”。三黑年轻时就喜欢酒，蹬了一天三轮车，晚上回家喝上几杯，放松放松，倒也是件很惬意的事。
武汉小街小巷多，七弯八拐。“麻木”价格便宜（2元起）又能把乘客及所带物品送到家门口，比公交、“的士”都便利得多。所以，踩“麻木”是件稳定又受欢迎的工作。三黑已近五十，力气自然不如当年。可他起早贪黑，勤扒苦做，管它酷暑严冬，风里雨里一心只为了多多赚钱养活家人。三黑在厂里是热处理工，属有毒有害的特殊工作，国家规定可以提前五年退休。三黑最大的心愿就是干到退休，有了稳定的养老金后，就不用再去拼命了……可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厄运再次降临到三黑身上——武汉市政府禁“麻木”了！
那几年，武汉民间流传着这两句话：赵X江，胆子大，展览馆都敢炸；王X海，胆子小，连个“麻木”都管不了。说的是两件事，一件是那个姓赵的市长，为了引进外资，下令炸毁了武汉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原名叫“中苏友好宫”，是1958年苏联在中国建造的四个展览馆之一，而其他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个展览馆至今都保存良好）。第二件事是，另一个王姓市长并没有阻止武汉市“麻木”的运行。但到二〇〇三年六月，武汉市又一新市长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向了“麻木”。说“麻木”影响市容，扰乱交通，毫不留情地取缔了“麻木”（同人力三轮车一起禁止营运的，还有电动三轮车和摩托车）。几千名车夫聚集抗议没有作用，三黑再次失业了。踩“麻木”到退休的梦也就破灭了。
那之后，三黑天天喝得酩酊大醉，对着老婆、女儿发脾气。然后，就是赖在床上晕天黑地的睡。一次酒后，摔倒在地，动弹不了，被送进了陆军总医院抢救。好在是较轻的脑溢血，送治及时，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
听完三黑这几年的遭遇，我立刻带上本来是给岳父的东西，走进三黑住的病房。
三黑躺在病床上，两只金鱼眼更大了，正无神地瞪着天花板。脸盘不再丰满，颧骨突了出来。脸比从前白了许多，嘴唇微微带点乌色。我轻声叫他：“三黑，三黑！”他扭过头来，看到了一身西装（其实是银行发的工作服）的我，惊喜地喊了出来：“猪（我姓朱，工友们叫我“猪”）？猪！你来了？你来看我了？”然后，从床上挺起上半身，一把紧紧抱住了我。让我没想到的是，须髯满颊的七尺男儿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呜……呜……谢谢你呀！谢谢你来看我啊！”“我下岗了！我下岗了啊！麻木也踩不成了啊！”泪水满面。我真不敢相信，这还是曾经高大魁梧，健壮结实的三黑吗？眼前的三黑，是那样的孱弱和单薄，又是那样的委屈和无助。我一阵心酸，眼圈也红了，赶紧把他按在床上躺下。
三黑不顾同病房其他人的惊讶和疑惑，继续抽泣：“我后悔呀！当初要是听了汪广源的话，学习文化考上大学，就好了！像你这样，在银行上班了几好（多好）啊！赚钱多，福利也好，也不会下岗了啊……”
三黑提到的那个“汪广源”，是上海工学院（现在的上海工业大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曾在武汉市机床厂（国营）当工程师。文革初期，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反动知识分子”，贬到我们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为工人。他的原配妻子带着孩子改嫁几年后，汪广源又娶了一个农村女人，并有了一个儿子。母子俩都没有城市户口。计划经济时期，城里人凭粮票购买粮食和食品，按户口本上的人口每人每月发三十斤左右的粮票。汪广源一个月仅有36斤粮票，肯定不够三个人吃。三黑在热处理车间上班，我是锻工，同属重体力劳动，每月均有48斤粮票。三黑和我每个月都给汪广源一些粮票，无需任何回报。汪广源很感激，主动对我们说：我教你们数理化知识吧？将来一定会有用的。三黑不以为然，回道：一个工人不用学那么多……
三黑不再哭了，开始对我絮叨：“还有两年，还有两年啦，我就可以退休了。猪，你晓不晓得，我太累了！”一会儿，又激动起来：妈的个X，老子在厂里老老实实做事，从不偷奸耍滑，怎么说下岗就下岗了呢？么事（什么）狗屁结构调整。工厂没有效益，又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背时（倒霉）总是我们工人呢？婊子养的，凭么事（什么）要禁“麻木”！（三轮）车子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他们每个月坐在那里收管理费，还要么样（怎样）咧？简直是不给下岗工人一条活路啊！还你妈的“生老病死有保障”，我在这里查个血压，量个烧（体温）都要算钱。哪个老百姓看得起病哟？猪！猪！只有两年了，过两年再禁“麻木”几好（多好）啊！……
三黑的声音惊扰了整个病房传到走廊，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进来，对三黑说：“XX床，你的病还没好，不要激动，小心病情复发……”
从三黑那里出来，我回到岳父病房，对老婆说，准备两千元钱，过两天我们一起送给三黑。虽然我老婆是同三黑一起下的岗，我的孩子还刚上大学，但我收入情况要比三黑强得多。
两天后，我去成都出差一周。回到武汉，就听到三黑去世的噩耗。
三黑的病未痊愈，一直吵闹着要出院。那时，全国早就停止了职工公费医疗，而新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未出台，老百姓看病所有的费用，全都自掏腰包。医院精算细化到一根棉签，一块纱布都要计价收费。三黑总共住了九天医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欠了两个哥哥的债，实在没有钱付医疗费了。医生反复劝告都没有用，于是让三黑写下《保证书》，承诺出院后若出现生命危险，由患者本人自负。出院第四天，三黑再次出现脑溢血，不治身亡。
可怜的三黑，临终前仍在反复嘟囔着：“还有两年，还有两年，还有……”
谨以此文悼念张三黑去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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