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8岁嫁给父亲时，他已经有三个孩子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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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图源网络
我的母亲和父亲
文/圣桑
01
母亲是18岁嫁给父亲的。那时父亲27岁，膝下有三个孩子，大的6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
去年母亲走的时候，一位年长的亲戚谈起这事时，对我说，“你母亲刚开始是很抗拒的。后来你父亲找过她几次，对她说，‘到我家你就安稳了，要不哪天民兵来了把你带走，就更麻烦了。我家是贫农，成份好，跟着我，日子会过好的。’”
不久母亲就做出了决定，走进了父亲的五口之家。那时我奶奶还健在，跟着排行最小的父亲过，年纪已近70。
小时候就听母亲讲起，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在她3岁时就因病离她而去。外公本来是他家里四兄弟中最被赋予厚望的，会读书，字也写得好，那时正在县城半工半读，准备去考省城的学校。但是天不遂人愿，他早早就走了。不久以后，外婆改嫁到了30里外的另一户人家里，走的时候是带着母亲一起去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的奶奶没多久就把她带回了原来的家。从此母亲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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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母亲一家被划入地主成份，她的爷爷成了大地主。那年她17虚岁。家散了，母亲只得辗转去到外乡安身，第二年暂住到了父亲所处村庄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接着就有了开头所讲的故事。
从我稍懂事起，就知道母亲身体虚弱，全身这痛那痛，特别是上半年雨水多的季节。听她说是年轻的时候刚生下小孩不久，就得下地集体劳动；一天一阵风吹过来，就落下了那病。母亲共生育了六个孩子，第三个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小时候母亲生活相对优越，而瞬间的家庭变故和婚后的多重辛劳，恐怕是她年纪轻轻就落下病根的缘故吧。
02
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过，“以前那些当兵的真的苦，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一到开饭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吃，小头目、厉害点的能吃饱，那些新来的、弱小的就吃点剩饭剩菜，哪吃得饱？”“连这事你都晓得？”我有些好奇。“我10岁的时候，很多当兵的就住在我家院子里。短的住几天，长的有半个月。”她答道。“哦。”我想着，那时的母亲，一定是个没有多少顾虑的小姑娘，时常在自家院子附近转悠着，不时观察着那些当兵人的一举一动。
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了我们家两次，第一次我和奶奶真是命大。”她接着说，“奶奶拉着我刚跑出屋外不远，就听到后面‘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我家靠边的两间房子全垮了。”
飞机走远后，母亲和奶奶呆呆地站在院子外面。这时，不远处的稻田里瞬间冒出一个个人头来。原来那些当兵的听到警报后，早早钻进了齐腿高的稻田里，也没招呼她们一声。
长大后读了一些史书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为提振士气于次年4月轰炸了东京；轰炸机的返程目的地是位于浙江西南的衢州机场。日本人为报复发动了旨在摧毁衢州等地机场群、打通浙赣铁路线的“浙赣作战”，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浙赣会战”。借住母亲家的应该就是此次会战进驻衢州的部分国军将士。
母亲的家坐落在一个名叫花园岗的村落里。花园岗位于老城区西侧，东西走向，和城区隔着一条数百米宽的衢江。山岗坡度不大，但从江边到岗顶有三四里路的距离，可谓易守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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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会战打响后，金华、衢州等地不久就相继沦陷。日本人来了后，冲进每个村庄、农舍扫荡。母亲一家也成了难民。“有一天，奶奶带着我往前跑，突然听到前面嗖嗖嗖的刺耳响声，抬头一看，不远处的两座山头上一串串子弹夹着火光、烟雾飞向另一边。奶奶慌忙拉着我往回跑。”母亲说，“我们也碰到过日本佬，幸好奶奶身上没有带什么。”母亲接着讲，“我亲眼看到，一个年纪蛮大的老奶奶大概把银元扎在了腰带里，一个日本佬让她解下，老人犟着不肯，日本佬拿起刺刀就戳过去。”
几个月后，日本人陆续撤走。母亲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接下去的国内战事对她家没有带来很大影响。而在母亲看来，后来的家庭变故和自己的婚姻八字都是命运的安排。
03
到我懂事时，母亲已不再下地干农活。那时哥哥姐姐们都已成为做各种家务农活的好帮手。平日里母亲特别讲卫生、爱整洁。家里各式各样的东西她都梳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小时候还看过她做剪纸、扎花之类的活。
以前的农村，烧水做饭用的都是柴火。但进山砍次柴，要早出晚归，挑上百余斤的担子，走过十多里的山路，十分艰辛。母亲为这想了很多办法，她把晒干的落叶、野草、牛粪等当燃料。这些东西不太好烧，但母亲总能把它们烧得旺旺的，我们打小也没有吃过一次夹生的粥或饭。
母亲信佛，特别有怜悯之心。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用餐时分碰到上门讨饭的事儿并不鲜见。记得母亲每次都会盛上满满一碗饭菜，倒进他们的饭碗里。
母亲性格温和，记忆中对我发脾气的时光并不太多。70年代末，传统戏剧、民间艺术等慢慢得以恢复。母亲爱看爱听越剧、道情等，有时也带着我一起去。我不耐烦了就会在一边捣乱。但母亲却不像平时，她会严厉呵斥，不肯让步，我也只得悻悻作罢。
我在家里排行老小，平日里母亲让我跟着大三岁的三姐做些采猪草、耙落叶之类的轻活。十来岁时，第一次跟着三姐到井里挑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记得到了井边，三姐帮我吊上水，让我先回。我挑着两小桶水，急匆匆走过三四百米的平路，艰难迈上院子前的七八个台阶，摇摇晃晃进了家。水缸放在后屋的厨房里。我还算小心翼翼地穿过主屋堂前，正准备出后门时，前面的水桶“砰”的一声撞到了门框上，水晃了一地都是。母亲听到声音，从后屋出来发了脾气，“长这么大了，挑个水还这么不成样。”二姐赶忙从屋里跑出来，接过我的担子，说，“好了好了，他刚开始挑嘛，哪有那么好的”。后来母亲常让我跟着三姐挑水，我也越来越稳当了。
三姐现在还偶尔提起，当时我跟着她干活，老要和她拌嘴，还经常耍点小聪明想偷懒。这事想必母亲也晓得一二，但印象中母亲很少为这事呵斥我。这大概就是旁人所说的对老幺的一种宠爱吧。
04
小时候大多跟着母亲，而印象中的父亲总感觉有些威严。平日里能和父亲面对面的大多在饭桌上。父亲话也不多，常常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母亲平时也会悄悄拉过我说，“上桌了不能光想着吃菜，要多吃饭。要让你爸先吃饱，这样才有力气干活。桌上的菜你爸不会吃完的，会给你们留着的。”
上了初中，我读的是离家大约十里路的区属中学，外地生全员住校。我们每周六下午回家一趟，周日下午带上够用一周的米和菜返校。母亲每次都会准备好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一大罐菜让我带上，里面几乎次次都有肉。要放在平日的餐桌上，那是馋嘴不行的。带到学校后，头两天吃得还算津津有味；但到了周四周五，渐渐就变得难以下咽，饭量也跟着越来越小。
记得那年国庆前一周的一个下午，我开始感到肚子隐隐作痛，但到了晚上有所好转。熬过三四天放假回到家，肚子又开始作痛，还比前次厉害。随后几天父母亲两次带我去公社的医务所看病。医生按照胃病配方开药，不见好转。记得第二次回家途中，我痛得路都走不了，父母亲轮流背我走了好几里路。他们并不高大健壮，两人都是气喘吁吁。到家后，父亲用一个晒干货的大号竹编薄篮自制了一副担架，可以和哥哥一起抬我进医院。
后来去了大一点的区属医院看门诊，诊断为胆囊炎。吃药后疼痛仍然持续。母亲和我一样，多日没有睡上完整的觉，都变得憔悴。父亲脸上也多了份忧虑。
第二天母亲催促着父亲，抬我到这家医院住院治疗。我记得十分真切，一位40岁上下的女医生在我肚子上下按压了两三分钟，马上说，“是蛔虫冲胆。还算来得及时，要晚两天，可能要手术了。回病房把这药吃了再观察。”吃了药后，下午疼痛完全消失。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一周来第一次睡了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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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后，父亲亲自送我回学校上学。记得父亲在前面挑着我的行李，我在后面跟着，一路上没说多少话。两人走村道、穿弄堂、过摆渡，不久就到了学校所处的镇子上。父亲特意带我进了一家商店，摸出布袋做的钱包，为我买了一盒饼干带到学校。当时店里除了我们父子，大概还有一两个男人。到了学校，父亲帮我放好行李就走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和父亲这么长时间单独在一起。
周末回到家，母亲拉过我说，“你爸爸前几天送你到学校，在店里给你买饼干，大概拿钱包的时候就被翦绺盯上了，回家的路上他发现钱包被偷了。”“有多少钱？”我问。“50多块。家里钱是你爸爸管的，你这次看病花了20几块，剩下的都在那。”母亲答道，“唉，看得出来，你爸爸他比谁都难受。我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就说儿子的病看好就好了，那些钱就当作看病买药用掉了，是翦绺帮儿子吃了那些药。”我听了，马上兴奋起来，“好，就让他帮我吃药吧。”
后来听二姐说，家里本来根本没攒起那么多钱。是一个多月前，父亲把家里多年来吃旧存新攒下的两担小麦拿去卖了，一下多了四五十块钱。“俺爸那天叫上我，一人挑上一百多斤的麦子，走了20里路才卖掉。一路上压得要死，歇了好几会才到那儿。那边的价钱比我们这儿要贵一分多钱。”二姐提起这事时说。从那以后，看到父亲每次出远门，都会让母亲把钱包缝到贴身的内衣里。
05
以前的农村，到了晚上或农闲时光，村民们都喜欢相互串门，或闲聊，或嬉闹，更想整出点有乐趣的东西。和父亲有关的一个故事在那个年代的村子里流传蛮广。说的是有一天，一众人在一户人家里闲聊、转悠，当看到猪圈里有只养了两个来月的猪仔时，便来了兴致。大家纷纷加入到猜猪重量的游戏中，有两人还为此下了一包烟的赌注。他们一人猜32斤，一人判35斤。这时父亲恰好经过那儿，他在这方面早已小有名气，就被众人吆喝着加入进去。父亲用小笤帚拨弄着小猪，让它走了两圈后，马上给出答案，32斤半。大家迫不及待地等着过称，一称不多不少正好32斤半。
到了高中，我进入离家20多里路的城区读书。父亲送我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至今还印在脑海里。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挑上我的行李，催着我一起去赶第一趟班车。进校后，我们先到自己班级的教室报到，班主任老师早已在那儿接待。记得父亲递给老师一支烟，然后就站在门口等着。我跟随一位同学去医务室体检。半个多小时后，我回到教室，父亲还在门口一侧等着。那时教室里的其他同学和家长都已离开，老师就领着我俩去了寝室。我相信，这段时间里，父亲也不会和班主任老师有很多交流，但老师一定有了他自己的判断。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寝室的一位同学丢了一条长裤。那时同学之间还不甚了解，和我同村的另一班级的伙伴经常来寝室找我。不少同学就把我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并反映到班主任那儿。后来大家还为那位同学捐款，但是班主任从未因此事找过我或给过什么暗示，我也没有因此承受太大的压力。我想那必定是老师在开学第一天就对我们父子有了基本判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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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上了大学，接着又读研读博。家里经济条件虽然一般，但父亲总是说，“你只管上学就是，读到哪儿都行。家里的事你不用愁，钱么我和你哥会挣的。”
等我走上工作岗位，父亲已年逾70。几年后我在工作的省城有了独立的房子，母亲本想拉着他一起过来小住几日，但父亲执意不肯。直到年近80，父亲才来过我这儿一趟。
父亲80岁那年，我回高中母校参加50周年校庆，当地报纸发了一篇对我的简单采访报道。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爸原来不知道这事。是村子里你的小学老师看到他，拿出报纸念给他听的。他听了特别高兴。”父亲上了年纪后，视力越来越差，报纸电视很少会看。
四年后的元旦前日，我接到电话匆匆赶回家。父亲躺在床上，睁开眼睛还能认出我。“今天稍微好转些，早上扶起他还能吃下一点。”母亲对我说。“要不要再送医院看看？”我走到一边悄悄问。“这个时候都是从医院接回家，哪有往医院送的？医生也没说有特别的病，就说年纪大了。”母亲回答道。
又过了10天，我到家时，父亲已经呼吸急促。两个小时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第二日，天上时不时飘下一阵阵的小雪花。送走父亲后不多日，百年未遇的冰雪天气笼罩了整个南方，历时将近一个月。
06
父亲走后，母亲坚持独立吃住十来个年头。到了耄耋之年，母亲洗衣做饭已经力不从心，才改由兄弟姐妹轮流照顾。这个时候，她有两件事越来越不肯让步，一是有点病痛不愿上医院，二是自己手头不愿留余钱。
不久以后，全国上下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那年2月底，接到哥哥电话，“妈妈在家摔倒了，躺在地上，腿脚动弹不得，肯定骨折了。……，人还清醒的。”我和母亲通了话，“……，这次一定要去医院，不去不行。”母亲默许了。据她回忆，自己一早坐在大门一侧的凳子上慢慢梳头，刚要起身就不知怎么摔到了地上。经诊断是股骨头骨折。幸运的是，手术后三个多月，母亲还能下地走路。
疫情几年出行受到影响，和母亲更多的是电话交流。每次聊天，母亲都会半调侃地说，“没办法，阎王没到时候，就是不收我。……，每次要是多吃一点点，它就不舒服；吃少了呢，一会儿还会知道饿。就这样子，你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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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进入第三个年头，母亲也到了鲐背之年。那年国庆长假，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家庭、四代人为她过了90岁生日。那天母亲气色很好，为她唱生日歌时还和我们一起拍手。母亲事前就已约定，这次只团聚免收礼。后来一位外地工作多年未见的外孙定要给她留下一个红包，第二天她就让我想办法回赠过去。
那段时间母亲由二姐照顾。疫情放开后，二姐一家陆续染病。幸运的是，母亲并未感染。到了春节，病毒还在肆虐，大家不得不推迟走亲访友。
正月初八午后，二姐来电焦急地说，“妈妈吃过中饭小解后，站不起来了。现在躺在床上看着不好，你赶快回来。”过了十几分钟，又听到二姐的电话铃声。她哭着说，“妈妈她走了。”
送别母亲的途中，二姐说，“妈妈走的时候没有落下一顿饭、一次大小便，是安安静静、干干净净走的。”“这正是她老人家最希望的。”我喃喃地说。
我的母亲就这样走了，她没留下一句怨言、一分钱财。是的，她好像什么都没留下，但又好像什么都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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