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占比16%！罂粟曾是吉国的“金矿”

疫情数据

吉尔吉斯斯坦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88例，累计确诊178532例。新增死亡病例2例，累计死亡2607例。新增治愈104例，累计治愈173206例。

【原标题】吉尔吉斯斯坦罂粟种植始末

1974年，吉尔吉斯斯坦（简称：吉国）境内停止生产罂粟，并禁止种植。在这之前，罂粟与这片土地有哪些故事？

一切的开始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吉国土地上就出现了第一批罂粟作物。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19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传入的。

罂粟在伊塞克湖盆地被广泛种植并非巧合，主要是当地气候非常适合罂粟的生长。伊塞克湖周边继而成为吉国的鸦片生产中心。

沙俄时期和后来的苏联当局对鸦片实行国家垄断，但是都面临着走私问题，因此限制了种植面积，禁止在临近中国的地区种植罂粟，并对未经授权的种植者追究刑事责任。 

心醉神迷

伊塞克湖周边迅速成为整个吉国，乃至整个苏联的药用鸦片原料生产中心。一段时间后，楚河州、塔拉斯州和纳伦州部分地区也出现了罂粟种植园。

一战二战期间，对止痛药的需求迅速上升。吉国不得不迅速提高生产速度，满足前线的需要。每个种植园都有全天候武装警卫，往制药厂运输原材料的车队一直有民兵押运。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整个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80多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在种植罂粟，最肥沃的土地被分配给罂粟种植园。报纸版面上满是关于罂粟种植者成就的头条消息。

国家也鼓励集体农庄的生产，向最优秀的采摘工颁发勋章和奖章，以高于其他农作物的价格收购罂粟。在这一时期，吉国全力投入罂粟种植，其他农业部门因此受到影响。

当数以千计的工人在种植园里辛勤劳作时，科学家们也在努力育种，以便罂粟头能生产更多的鸦片。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回报：根据一些数据，到20世纪70年代初，吉尔吉斯斯坦生产的罂粟占全球合法鸦片产量的16%！这几乎成为整个国家的“金矿”，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

事情的另一面

与此同时，尽管当局和执法机构不断管控，但犯罪和走私活动却越来越猖獗。20世纪60年代，对毒品业务的控制开始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接管。吉国开始向其他国家的投机者“发出邀请”。

犯罪分子用大笔预付款引诱采摘工，专门雇佣的送货人将偷来的鸦片送到“销售点”。鸦片成为一种货币，被用来交换武器、黄金、食物和衣服。

国家收购每公斤鸦片价格为11卢布，而投机者的出价高达300-600卢布。

如果在收获期间去参观种植园，你绝对不会相信工人能从那里偷走哪怕一克鸦片。当地警察严阵以待，还有苏联各地的执法人员前来帮忙。

为了从种植园偷取鸦片，采摘工们竭尽全力。妇女们常常把它藏在头发里、怀里、内衣里，甚至藏在背来的婴儿的尿布里。还有一些“聪明人”让孩子参与其中，希望他们不会被搜查到。但大多数情况下，鸦片会被装在罐子里或裹在塑料袋里，直接埋进脚下的泥土。

有律师指出，吉国当时的《刑法》中有8条与毒品有关的条款，涉及盗窃、在自留地非法种植鸦片等，处罚相当严厉，最高可达15-20年的监禁。相比之下，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中只有2条类似条款。

然而，犯罪团伙的头目往往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没有沾手这些“脏活”，如运输或销售鸦片，只是“赞助”或指挥了整个过程。

从吉国偷来的鸦片被送到苏联不同地区——从邻近共和国到外高加索。据1948年伊塞克湖州内务局数据，一些犯罪分子设法将偷来的毒品偷运出国，例如伊朗。

“中亚毒品政策中心”公共基金负责人、退休警察上校亚历山大•泽利琴科说，犯罪分子并不避讳最变态的运毒手段。

他曾在回忆录中谈到父亲讲述的一个发生在60年代的故事：一辆小巴车通过检查站，执法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原本打算放车辆通行。司机举报后发现，车里一位女性乘客怀中的婴儿早已死亡，甚至被掏空内脏，塞入了7公斤鸦片。

女性经常被卷入此类犯罪活动，这是毒品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法律对她们比对男性更人道。如果在车辆检查时发现毒品，同行中的女性往往会主动认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如果法院判处她丈夫10-15年监禁，那么这位女性只会被判5-6年，因为她要么是个英雄母亲，要么需要抚养孙子等等。立法者对妇女更有人情味，所以她们大规模涉案，使用各种方法运毒、藏毒。

尽管当局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局势仍在失控：越来越多的鸦片没有被送到制药厂，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被卷入犯罪网络。

当时的领导人乌苏巴里耶夫向上级报告说情况很糟，并提议禁止种植罂粟。严密的安全和控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投机者队伍每天都在膨胀，与鸦片有关的犯罪数量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

最终，1974年，苏联当局决定停止生产罂粟，禁止在吉国境内种植这种作物，并责成有关部门研发与鸦片同样有效且不会造成麻醉危险的替代品。

后续......

显然，禁令不会一夕生效：那时，人们早已意识到鸦片能带来丰厚的收入，并学会了如何储存。执法人员继续没收毒品库存，并与同样在“搜捕”鸦片残留的犯罪团伙作斗争。

亚历山大•泽利琴科也参与了对其中一个团伙的逮捕。在那次行动中，他救下了一名实际年龄15岁、看上去却只有9岁的毒瘾女孩。

而另一桩备受瞩目的“毒品”犯罪案——萨鲁村谋杀案也一直悬而未决，让泽利琴科这位退休警察耿耿于怀。在这起案件中，涉嫌贩卖鸦片的男主人和妻子、三个孩子在一间房内被射杀，但警方始终无法找到凶手。

医生怎么说

吉国麻醉学中心咨询和诊断处主任、麻醉医生艾尔米拉•伊斯拉伊洛娃说，有时，人们在第一次注射鸦片时就会上瘾。这种毒品不仅会对所有脏器造成损害，还会伤害吸毒者的心理。

伊斯拉伊洛娃1984年开始从事麻醉学工作，即鸦片种植禁令实施10年后。据她介绍，吉国鸦片成瘾的高峰期是1991-1993年，但该国以前也曾治疗过鸦片成瘾者。

她说：

“他们为了得到毒品不惜一切代价。有些人故意让经济富裕者吸食鸦片。有些女性由于丈夫或伴侣对毒品有依赖，也开始吸毒。曾有一段时间，所有年龄段的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开始吸食鸦片。”伊斯拉伊洛娃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鸦片被海洛因和合成毒品所取代。

如果吉国恢复鸦片生产，会发生什么？

进入新世纪后，吉国政界人士就已多次提出恢复鸦片生产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将有助于国内经济“转正”。但专家认为并非如此。

吉国内务部禁毒局首席专家、国家毒品管制协调委员会执行秘书、国际禁毒委员会专家、退休警察铁木尔•伊萨科夫上校：

“当他们站在台上说，让我们种罂粟、卖大钱的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要出口这种产品，必须从国际禁毒委员会获得许可。目前，全球鸦片制剂生产过剩，价格便宜得多，所以该组织不太可能向任何国家发放生产许可。

同时，也有部分正确的论点。例如，当疫情暴发，边境被关闭。如果万不得已用旧T恤制作口罩，那么哪里可以买到止痛药，比如吗啡？如果边境关闭，用什么来替代它？这个问题是对的，但这意味着应该对它进行研究，计算风险，而不是种鸦片。

有组织犯罪必然对罂粟生产感兴趣。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去面对它，能否建立一种机制防止盗窃？我呼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克制和理性。今天，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恢复鸦片生产。”

 “中亚毒品政策中心”公共基金负责人、退休警察上校亚历山大•泽利琴科：

“如果我们踏足这个行业，就只能留在其中。首先，在目前经济形势下，种土豆比种罂粟更赚钱。其次，为了保护收成，我们将不得不建立真正的工厂，配备警卫、报警系统——有很多方法可以防止盗窃，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第三，国内可能爆发战争。看看阿富汗正在发生什么——这里也会一样。只是没有人会帮助我们：‘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

当然，不能说禁止种植罂粟就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与毒品有关的问题。苏联解体后，大量鸦片也从阿富汗流入吉尔吉斯斯坦。90年代中期，鸦片被海洛因取代，尚未站稳脚跟的执法系统不得不应对新的打击。国家克服了困难，但这完全又是另一个故事。

有一点是不变的：如果半个世纪前局势最终失控，而当局从未决定采取无利可图但必要的步骤（意指禁止鸦片种植），谁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命运会如何？”

编译：维卡

来源：吉国卫星网

监制：程勇 | 编辑：刘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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