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在齐鲁大学里的爱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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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时刻】
彩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
齐鲁大学从萌芽到正式定名经历了53年的时间，所以齐鲁大学的孕育期是什么样子呢？
（狄考文）
齐鲁大学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大学，这种说法的基础是齐鲁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博士(Calvin.W.Mateer,1836.1.9—1908.9.4）携夫人 (Julia Brown, 1837—1898)在登州城内一所叫“观音堂”的破庙里办起免费义塾，称“蒙养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小学。
（蒙养学堂最初的6名学生）
1872年，狄考文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校舍，增加了课程。称前三年为“备斋”，后六年为“正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与内；备斋视高中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与内。”（《文会馆志》）相当于现代的中学部与小学部。1876年改称“文会馆”，同年，文会馆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12年），毕业生仅3人：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这比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早3年，比北京汇文、通州的潞河（两校当时都称书院，后合并为燕京大学）早了十几年。
（文会馆部分课程表）
学制方面分备科和正科，读书9年。由狄考文亲自编写课本，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圣经、国学、英文；狄考文的妻子则讲授历史、地理、音乐等。1886年文会馆的规模再次扩大，可以容纳100多名学生。同时，还增加了木工、电工、车工等工艺课程；另外有一些传教士讲授天文、逻辑等新课程。
1882年，纽约北美长老会总部批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建制，定名“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并增派传教士帮助办学。史称登州文会馆。
（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
1883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兼医生聂会东偕妻子到达登州，准备在文会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于是便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招收5名学生学习西医。这是齐鲁大学医学部分的发端，也是如今山东大学医学部分的源头。
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北美长老会决定集中力量，在山东合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1902年6月13日，双方在青州开会，组成联合校董会，整合资源，共同建立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03年，校董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聂会东任校长，学制四年，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在济南、青州、邹平和沂州（今临沂）的教会医院进行教学和轮流实习。
1904年，登州文会馆正斋搬迁到山东潍县东关乐道院，与广德书院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定名为“广文大学”（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科。文会馆备斋留在登州，更名为“文会中学”。 广德书院神学班与葛罗培真书院合并，改称共合神道学堂（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作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神学科。青州博物堂搬迁到济南，改称济南广智院（Tsinanfu Institute）。
1911年，共合医道学堂新址的医学大讲堂、诊病所、宿舍等建筑竣工，学校从各地搬迁到济南。1911年4月，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举行新址落成典礼，正式宣布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山东巡抚孙宝琦等地方官员参加了典礼并送上贺仪 。
（齐鲁大学校门旧照）
1917年9月，共合神道学堂及师范学校、潍县广文大学迁来济南新校址开学。同时启用“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作为中文校名，英文正式名称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
彩蛋（二）跟着老舍先生游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校园旧照）
齐鲁大学建在济南的校园环境优美，如今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舍先生在这里任教期间的多篇文章都对校园有所描绘。
《非正式的公园》
作者|老舍
齐大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逛这个非正式的公园以夏天为最好。春天花多，秋天树叶美，但是只在夏天才有“景”，冬天没有什么特色。
当夏天，进了校门便看见一座绿楼，楼前一大片绿草地，楼的四围全是绿树，绿树的尖上浮着一两个山峰，因为绿树太密了，所以看不见树后的房子与山腰，使你猜不到绿荫后边还有什么；深密伟大，你不由的深吸一口气。绿楼？真的，“爬山虎”的深绿肥大的叶一层一层的把楼盖满，只露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齐鲁大学曾经的小礼堂旧照）
往里走吧，沿着草地——草地边上不少的小蓝花呢——到了那绿荫深处。这里都是枫树，树下四条洁白的石凳，围着一片花池。花池里虽没有珍花异草，可是也有可观；况且往北有一条花径，全是小红玫瑰。花径的北端有两大片洋葵，深绿叶，浅红花；这两片花的后面又有一座楼，门前的白石阶栏像享受这片鲜花的神龛。楼的高处，从绿槐的密叶的间隙里看到，有一个大时辰钟。
（齐鲁大学麦柯密楼旧照）
往东西看，西边是一进校门便看见的那座楼的侧面与后面，与这座楼平行，花池东边还有一座；这两座楼的侧面山墙，也都是绿的。花径的南端是白石的礼堂，堂前开满了百日红，壁上也被绿蔓爬匀。那两座楼后，两大片草地，平坦，深绿，像张绿毯。这两块草地的南端，又有两座楼，四周围蔷薇作成短墙。设若你坐在石凳上，无论往哪边看，视线所及不是红花，便是绿叶；就是往上下看吧：下面是绿草，红花，与树影；上面是绿枫树叶，往平里看，有时从树隙花间看见女郎的一两把小白伞，有时看男人的白大衫。伞上衫上时时落上些绿的叶影。人不多。因为放暑假了。
（齐鲁大学教师聘书）
拐过礼堂，你看见南面的群山，绿的。山前的田，绿的。
一个绿海，山是那些高的绿浪。
礼堂的左右，东西两条绿径，树荫很密，几乎见不着阳光。顺着这绿径走，不论往西往东，你看见些小的楼房，每处有个小花园。园墙都是矮松做的。
春天的花多，特别是丁香和玫瑰，但是绿得不到家。秋天的红叶美，可是草变黄了。冬天树叶落净，在园中便看见了山的大部分，又欠深远的意味。只有夏天，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曾经齐鲁大学的礼拜堂今景）
到了齐大，暑假还未曾完。除了太阳要落的时候，校园里不见一个人影。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我看着：细碎的绿影，夹着些小黄圈，不定都是圆的，叶儿稀的地方，光也有时候透出七棱八角的一小块。小黑驴似的蚂蚁，单喜欢在这些光圈上慌手忙脚的来往过。那边的白石凳上，也印着细碎的绿影，还落着个小蓝蝴蝶，抿着翅儿，好像要睡。一点风儿，把绿影儿吹醉，散乱起来；小蓝蝶醒了懒懒的飞，似乎是作着梦飞呢；飞了不远，落下了，抱住黄蜀菊的蕊儿。看着，老大半天，小蝶儿又飞了，来了个楞头磕脑的马蜂。
（齐鲁大学高级教授使用的别墅旧照）
真静。往南看，千佛山懒懒的倚着一些白云，一声不出。往北看，围子墙根有时过一两个小驴，微微有点铃声。往东西看，只看见楼墙上的爬山虎。叶儿微动，像竖起的两面绿浪。往下看，四下都是绿草。往上看，看见几个红的楼尖。全不动。绿的，红的，上上下下的，像一张画，颜色固定，可是越看越好看。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偷偷的移动，好似唯恐怕叫光阴知道似的，那么偷偷的动，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花衣裳特别花哨，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花儿也是更红，叶儿也更绿了似的；好像她的花衣裳要带这一群颜色跳舞起来。小女孩看不见了，又安静起来。槐树上轻轻落下个豆瓣绿的小虫，在空中悬着，其余的全不动了。
（齐鲁大学景兰楼旧照）
园中就是缺少一点水呀！连小麻雀也似乎很关心这个，时常用小眼睛往四下找，假如园中，就是有一道小溪吧，那要多么出色，溪里再有些各色的鱼，有些荷花！那怕是有个喷水池呢，水声，和着枫叶的轻响，在石台上睡一刻钟，要作出什么有声有色有香味的梦！花木够了，只缺一点水。
短松墙觉得有点死板，好在发着一些松香；若是上面绕着些密罗松，开着些血红的小花，也许能减少一些死板气儿，园外的几行洋槐很体面，似乎缺少一些小白石凳。可是继而一想，没有石凳也好，校园的全景，就妙在只有花木，没有多少人工作的点缀，砖砌的花池咧，绿竹篱咧，全没有；这样，没有人的时候，才真像没有人，连一点人工经营的痕迹也看不出来；换句话说这才不俗气。
原载丨1932年7月《月华》
彩蛋（三）顾颉刚先生在齐鲁大学的日子
（顾颉刚 1893-1980）
顾诵坤，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汉人，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七七事变后，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为保存学术命脉纷纷内迁。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也不例外，其内迁成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受教过顾颉刚的齐鲁大学教师张维华向校长刘书铭推荐顾颉刚。顾颉刚在《顾颉刚自传》中说明了受聘齐鲁大学的缘由：“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成都，他是齐大的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此外，“昆明地势高易失眠”也是顾颉刚选择齐鲁大学的重要因素。1939年5月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西山偕刘书铭来，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此事便是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事。
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所期间，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逐步提升。首先，延聘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国学所由重建时的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其次，拟定研究计划并开展学术出版。他一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一手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
学术的重心在于学人。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须臾离不开顾颉刚的学术交谊。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载有“颉刚邀余同往”的文字。从某种程度说，钱穆受聘国学研究所进一步扩大了顾颉刚的学术交谊。蒙文通就是个例子。钱穆与蒙文通在20世纪20年代有学术来往，此后交谊不断。自从钱穆受聘国学所教授后，蒙文通“与钱穆交往颇为频繁”。据蒙文通的儿子蒙默回忆，“抗战期中，钱先生离开了西南联大到成都来，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在华西大学教书，与我父亲常有接触”。蒙文通此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是“也在齐鲁大学教书”。
因为钱穆的缘故，顾颉刚与蒙文通也交往不断。查《顾颉刚日记》1939—1942年内容，时常会发现蒙文通的名字。不仅在“同席”名单中有蒙文通的名字，而且还有“访文通”、“文通来”等。
有一种说法是顾颉刚与钱穆的关系因为在齐鲁大学任教的事情，趋于不和，以至于最后作为两位大师邀请人的张维华不得不离开齐鲁大学，并且与恩师顾颉刚形同陌路。在文革结束后，顾颉刚的秘书给张维华写了一封信，说明当年是顾颉刚用私人款项以奖学金的名义资助张维华，才使家境贫寒的他完成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得知此事后，张维华向顾颉刚表示感激，师生尽释前嫌。
彩蛋（四）老舍先生任教齐鲁大学的因缘际会
（1930年6月20日老舍给林济青的回信）
全文如下：
林兄：
今日齐专使来，示我尊电，真是不敢当呀！
我是七月战事稍定便去，请放心！
如路费不能由校出，请从将来我的薪水中抽寄一部分来，因为走海是要多花几个钱的。
董子如先生还是迟疑不定，等我到济南再谈吧。
敬祝，笔安！
弟舒舍予躬
北平机织卫淹通胡同六号
30.6.20
（1930年6月20日）
老舍先生为何舍近求远应聘齐鲁大学呢？有说法是在北平教职难觅。曾有研究者指出，当时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国立大学，老舍先生都进不去，因其学历不够。不过，即便齐鲁大学因是私立教会大学，门槛相对低一些，但若无权威人物的强力推荐，恐怕老舍先生照样进不去。与老舍先生同时期进入齐鲁大学执教的人有王长平、郝立权、陈祖炳、谢惠、余天庥、陈新国、慈丙如等人。这些人均为国内各大学知名教授，其中除郝立权毕业于北大国文系为刘师培弟子之外，余则皆为欧美留学博士。在1930年10月10日《齐大月刊》第一卷刊出《新职员之介绍》一栏，对老舍先生做了如下介绍：“舒舍予，北平人，北平师范毕业，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文教师，现任本校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文学教授。”只有老舍先生是以讲师的身份直接入职教授。
到底是谁向齐鲁大学推荐了老舍先生呢？
有一种说法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老舍先生与张伯苓有旧交。1922年老舍先生曾被张伯苓聘为南开中学国文教员，1928年张伯苓周游欧洲列国，老舍先生与张伯苓在英国伦敦会过面。需知张伯苓是中华基督教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并曾于1925年被齐鲁大学董事会聘为董事长。因此两年后老舍先生由海外归来去天津拜会张伯苓，由其向齐鲁大学推荐和介绍老舍先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仅是推断而已，尚无信史可资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布鲁斯（J.Percy Bruce）教授。理由是布鲁斯教授在1910年之前曾经来中国传教并且直接参与了齐鲁大学的建校工作，后返回英国。老舍先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期间，与布鲁斯教授是同事，并且合作教授《道教、佛教文选》。校方和同事都对老舍先生给与了谦逊、勤勉和博学的评价。所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布鲁斯教授推荐老舍先生执教齐鲁大学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无论老舍先生是如何进入齐鲁大学任教的并不重要，只需记住老舍先生写过济南的一年四季，写过济南的山山水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美好的那些文字就足够了。
【大紧语录】
1、齐鲁大学巅峰时，很多大师来教过课。大师顾颉刚、钱穆，还有来教中文的老舍先生，这是他人生中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光。老舍先生与新婚夫人住在这里，写了著名的小说和散文。而且他还在校园里讲相声，单口啊，叫《票友》。老舍先生还写了这辈子极少的，我猜是唯一的爱情小说，就是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写的，叫《微神》。老舍先生不太写爱情小说，可能是爱情这个东西在老舍先生和很多大作家心里没那么重要吧，和时代比起来，和民族的精神比起来。
2、还有个段子，说韩复榘跑到齐鲁大学来演讲说，关于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但只有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另一个段子也是我从小听到的，也是来自这里，说韩主席观看了一场学生篮球赛，就痛斥总务长说，你是不是贪污了，不然学校为什么这么穷酸？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子！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一个。
3、林徽因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来访齐鲁大学，济南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大标题都是写的：“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有一次，泰戈尔演讲，徐志摩翻译完后，现场观众都要求他朗诵新作，结果徐志摩当场朗诵了一首为林徽因写的情诗，叫《你去》：“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你上哪一条大路，你放心走，你看那街灯一直亮到天边，你只消跟从这光明的直线！你先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结果这济南之行，一语成谶。最后徐志摩去世，乘坐的就是“济南”号，在济南失事。当时在济南就是他俩最后的时光，整个人生居然就这么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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