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绝全中国！十大消失的民国名校之首~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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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时刻】
彩蛋（一）燕园史话
（燕京大学校门 今北京大学西门）
燕京大学的校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环境优美，四季风景不同，未名湖畔，塔影倒映，是现在京城的一处热门景点。燕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呢？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经撰写了一本《燕园史话》记述了这座校园的前世今生。
追溯燕园历史，最早是明朝万历40年至42年（1612-1614年）米万钟兴建的勺园。勺园面积不过百亩，细流潆洄，湖泊连属，岗峦起伏，林木幽深，水源来自海淀，所以取“海淀一勺”之意。
孙国敉《燕都游览志》中描述：
“勺园径曰风烟里，入径乱石磊砢，高柳荫之。南有陂，陂上桥曰缨云，集苏子瞻书。下桥为屏墙，墙上石曰雀浜，勒黄山谷书。折而北为文水陂，跨水有斋曰定舫，舫西高阜题曰松风水月，阜断为桥曰逶迤梁，主人所自书也。踰梁而北为勺海堂，吴文仲篆。。堂前怪石蹲焉，栝子松倚焉。其右为曲廊，有屋如舫，曰太乙叶，周遭皆白莲花也。东南皆竹，有碑曰林于澨。有高楼涌竹林中曰翠葆楼，邹迪光书。下楼北行为槎枒渡，亦主人自书。又北为水榭，最后一堂，北窗一拓，则稻畦千顷，不复有缭垣焉。”
（《勺园修褉图》局部）
米万钟所绘的《勺园修褉图》是米万钟“于万历45年（丁巳、1617年）三月手绘”，它“以写实手法，显示全园景物，一览无余”。《勺园修禊图》是我们今天研究勺园必须要参考的资料。所谓“修禊”，按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即古人于每年三月三日到水边游玩，以消除不祥。此外，米万钟还曾作《海淀勺园》诗，描述其景物及意境道：
“幽居卜筑藕花间，半掩柴门日日闲。
新竹移来宜作迳，长松老去好成关。
绕堤尽是苍烟护，傍舍都将碧水环。
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
明末，勺园衰败，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在其旧址上，重建了一座弘雅园作为郑恭亲王积哈纳的府邸。
（英国使团成员的版画作品）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来的特使的回忆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英王乔治二世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或译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企图修改通商章程和在北京派驻公使。为了便于马嘎尔尼在圆明园朝觐，朝廷特地为使团在海淀预备了一处住所，这处住所就是弘雅园。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在2017年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的一次版画展中，当时英国使团成员亚历山大的版画作品有所展出，这也算是一种故地重游吧。
（未名湖石舫）
现在北大校园内未名湖在清朝乾隆中叶是淑春园中最大的一个湖泊。淑春园又名十笏园，是乾隆皇帝赐给和珅的私园。和珅在经营淑春园的时候有意模仿圆明园和颐和园。这种说法除了有诸多清人诗文为证外，未名湖畔的石舫更是鲜明物证。众所周知，颐和园昆明湖中有一只石舫——清晏舫，现有的二层洋楼式样船舱是慈禧太后的“创意”，而清晏舫的底座是乾隆年旧物，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昆明湖中的石舫凿成，可以设想，和珅在淑春园中同样制作了这样一只尺寸较小的石舫。在湖水中凿制一只无法运动的石船有什么意义呢？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说明了个中缘由：“雪棹烟蓬何碍冻？春风秋月不惊澜，载舟昔喻存深慎，盘石因思奠永安。”凿一只不怕风吹浪打的石舫，以象征自己统治的稳定安全。随着乾隆的去世，和珅也失去了他的权力，继而这个强盛的帝国也走向没落。
（未名湖 博雅塔影）
燕京大学选址北京城西后，在墨菲·亨利·基拉姆的规划设计下，在原有的旧建筑基础上兴建了一系列拥有中国建筑元素的混凝土建筑。博雅塔是仿自通州城内的古塔，因为通州市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协和大学所在地，命名为“博雅塔”则是为了纪念曾担任过燕京学社创立时燕京大学一方负责人的美籍教授博晨光及其家族对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钱穆回忆自己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曾对燕大的建筑命名为“M”“S”楼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样的名字根本没有中国的味道，应该改换成中国名称为好。当时燕大特地为此召开校务会议，于是将“M”楼改为“穆”楼，将“S”楼改为“适”楼。其他的建筑物也一律赋以中国名字。 燕园内还有一处湖泊，景色优美，但还没有名字。当时决定一并起个名字。但各式各样的名字试了很多，总觉得不合适。最后干脆就叫它“未名湖”。这就是今天北大未名湖的来历。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发端于钱穆的一个小小建议。
（燕园今景）
墨菲·亨利·基拉姆的设计作品在以前节目的彩蛋中也进行过介绍，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
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
正是中国园林与墨菲的西方理念相结合，时至今日，燕园依然是北京城西一处优美的建筑群。
彩蛋（二）埃德加·斯诺与燕京大学新闻系
（埃德加·斯诺）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曾创下多项第一：即1929年，燕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与外国交换教授和研究生的教育机构；1931年，燕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培养出新闻传播学硕士的新闻学系；1949年前后，新闻学系是燕京大学最大的一个系，她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新闻学专业人才。政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新华社社长周南以及大公报时代周刊多位名主编均出自燕京大学新闻学系门下。
1924年，燕京大学在文学院内设立新闻系，课程计分四类，在第三类特殊新闻学课程中有在当时甚至有“照片”一项。后又开办过“报纸图画”课。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黄宪昭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一文中谈到“报纸图画”课的任务时写道：“‘报纸图画’研究报纸之插图，在现代报纸上之地位及功用，特别注重画报编辑方针及安排图画等方法。”二十年代末期以后，设有制版部的报馆增多，报纸摄影附刊和画报亦甚风行，怎样使用照片插图和编好画报，亦需要专门知识。燕大新闻系开设“报纸图画”课，注重报纸图片工作和画报编辑方针的教学与研究，培养具有摄影图片知识的新闻人才，正是适应了社会上的需要。
埃德加·斯诺教授是燕京大学新闻学历史上的点睛之笔，促成了美国密苏里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创立了密苏里燕京基金会流传至今。20世纪30年代，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新闻学教授期间，美联社曾聘请他任兼职记者，但是，他选择了做《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太阳报》的兼职记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整天急急忙忙地赶写新闻，而耽误了写书、写文章”。因此,这样一位新闻学教授当记者,写下了《西行漫记》这部伟大的著作。正如《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盖塔利斯曾说过的一段话：“我所写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是当代历史。新闻就像是一夜风流。我所做的我也鼓励你们去做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把新闻当成一次婚姻而不是一夜风流。是否要超越仅做一个记者，决定权在于你们。”
（斯诺与毛泽东）
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并不像当时其他很多来中国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撞大运行为，他是有自己的新闻价值理念的。此后多年在中国实地采访的经历，让斯诺发表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有关中国的爆炸性新闻。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客观，斯诺曾要求在采访完陕北之后，到北平去完成写作。这种出自于对新闻职业的热爱，使他最终在国际新闻界享有盛。
彩蛋（三）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大学内的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司徒雷登说起。
为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赫尔（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华尔纳去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博晨光）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博晨光首任其职。博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博晨光卸任，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燕京大学图书馆）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燕京学报》）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
彩蛋（四）燕京大学的校歌
（1930年燕京大学合唱团）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曾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承认,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其民族主义的觉醒,过去的中国可能一直处在沉睡状态,但是在屡遭外来的欺凌之后,近代中国觉醒了。这种开明理智的中国观,使得司徒雷登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在司徒雷登的经营下,燕大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的教会大学之一。司徒雷登的办学思想不同于以往的西方传教模式,也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他为燕大制定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集中体现了他所主张的“燕京精神”,而校歌与这种“燕京精神”形成了呼应。
燕京大学校歌如下: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弘;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尽效忠。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弘;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校歌体现了燕京大学的办学宗旨与精神风貌。校歌中的“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弘,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是“燕京精神”的写照。从学术水平上看,燕京大学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是当之无愧的。燕京大学校歌的特色在于,作为精神价值的宣示,通过对终极价值——真理的始终不渝的诗性叩寻,给莘莘学子提供意义和慰藉、爱心和祈愿。歌词的雄浑风格与雅洁情调相映衬,显得言畅而意弘。
大紧语录：
1、燕京大学一共办了30多年，毕业了近一万学生，这在民国时期的大学里是非常非常大的规模了，而且这近一万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的就超过100人，其中两院院士就超过50人。
2、因为燕京大学的老师、学生出了这么多精英，以至于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法绕开的大学，因为它对政治各方面的进入非常深，你说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学生运动等等，都跟它没法脱开关系。
3、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到今天还存在在哈佛大学里，这是司徒雷登的重要遗产之一。
4、司徒雷登离开燕大的时候说我去当大使就是为了谋求和平，因为只有这样燕大才能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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